裴高才：绿原与胡风的书信交响曲
原载:《人物》杂志2010年第一期
人必须用诗找寻理性的光人必须用诗通过丑恶的桥梁人必须用诗开拓生活的荒野人必须用诗战胜人类的虎狼人必须同诗一路勇往直前即使中途不断受伤。
胡风伸出橄榄枝《童话》结知音
如果说绿原是千里马的话，那么胡风则是伯乐，他们是患难与共的挚友与知音。笔者发现，绿原与胡风生平的三封信影响了绿原一生的命运。他们的第一封信是胡风向绿原伸出的橄榄枝。
1939年，绿原在重庆《时事新报》副刊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爸爸还不回来》。1941年8月11日，又于《新华日报》发表了处女诗《送报者》。同一时间，他的另一些诗作，则见诸靳以主编的重庆《国民公报》副刊《文群》，还有战时桂林出版的《诗创作》、《文学杂志》等刊物上。
这一段时期，绿原这位诗坛新客写了不少诗，而且很快就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和文艺界的重视。如收入台湾教科书的《小时候》一诗
小时候，我不认识字，妈妈就是图书馆。我读着妈妈——有一天，这世界太平了人会飞……小麦从雪地里长出来……钱都没有用……金子用来做房屋的砖，钞票用来糊纸鹞，银币用来飘水纹……我要做一个流浪的少年，带着一只镀金的苹果、一只银发的蜡烛和一只从埃及国飞来的红鹤，旅行童话王国，去向糖果城的公主求婚……但是，妈妈说“现在你必须工作。”
绿原的诗歌引起了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七月》杂志主编胡风的关注。
早在1930年代，胡风从日本归国后就投身到“左联”的怀抱。在鲁迅的倡导和支持下，他主编过颇有社会影响的《海燕》等进步文艺刊物。后经鲁迅、冯雪峰的指导和支持，胡风还发表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与主张“国防文学”的作家们展开了现代文学史上“两个口号”的论争。
抗战期间，胡风主编了《七月》、《希望》杂志和《七月诗丛》、《七月文丛》、《七月新丛》，还编辑《木屑文丛》、《人民文艺丛书》和《新华日报》文艺副刊等，在进步青年中产生过很大影响。尤其是《七月》，与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同为抗战初期最重要的文艺刊物。在《七月》和之后的《希望》杂志上发表诗作的作者群，被后来的文学史家称为“七月诗派”。
起初，青年绿原并未在《七月》诗刊上发表过作品，但胡风发现，绿原的诗具有纯真的感情，童话似的境界，丰富的想象力，俏丽的语言和新颖的表现手法。所以，胡风1942年编辑《七月诗丛》时，就通过邹荻帆间接写信给这位缘悭一面的青年，邀请他参加《七月诗丛》第一辑。到了这年底，胡风为绿原出版了诗集《童话》，还专门为《童话》撰写了图书广告
如果童话是提炼了现实的精英而创造的世界，那么，童话式的诗是现实人生情绪的更美的升华。从星星，从花朵，从囚徒，从季节，从一切精神状态，从一篇作品……诗人都能构成一个情绪的集章，而这些里面却都跃跃地跳动着时代的脉搏。
绿原以一种“童音”的方式，除寄寓一种对不幸童年的精神补偿外，更多地显示出他在具体表达方式与创作风格上的与众不同。从此，绿原作为“七月诗派”的后期代表之一，以全新的姿态跻身中国诗坛。
绿原一纸求助信
患难见真情
一旦外在的环境发生变化，诗人的“自我”逐渐在成熟地嬗变中走向广阔的“大我”空间后，一种潜在的创作因子也就适时而发，释放出哲理与思辨性的色彩，呈现出从“童真”转向“莽汉”的诗歌创作特色。
刚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绿原，很快遭遇了人生厄运。那是1944年，他在重庆复旦大学被国民党当局征调充当来华美军译员。短期译训班结业后，拟被分配到“航空委员会”，却因他未加入国民党，被“三青团”团部认为“有思想问题”，他因此与另几个译员一起被通知改派去“中美合作所”接受洗脑。绿原不胜惶恐，又举目无亲，就向胡风写了一封求助信。因虑及国民党政府可能的邮政检查，信文写得较隐晦
我已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点在瓷器口，十五号到差，航委会不去了。
……这边美国人极多，生活或有些改变。
我仿佛真的要开始做人了，处世确实不易，正如您说的赤膊上阵不是我们的战术。以后，我觉得应该学习一点“阴暗的聪明”，我所畏惧的只是我自己。
绿原后来回忆
来不及等胡风回信，当天下午我就到赖家桥乡下去找他。胡风当时并不了解“中美合作所”是个什么机关，但认为因“思想问题”而改调，无疑是危险的。于是他立即为我决定那儿去不得，并帮助我四下寻找就业的机会。记得他介绍我去找过重庆美国新闻处的刘尊棋先生，刘先生又介绍我去找过《时事新报》社国际版主编陈翰伯先生。不料这时，冀汸从复旦大学章靳以教授处获悉，国民党当局因我未去“中美合作所”报到，正在对我(以及另几个同样未去报到的学员)进行暗令通缉，通缉令业已下达校方云云。看来我在重庆待不住了，胡风于是又为我写信找何剑熏，由何介绍我化名到川北岳池县教书去。
绿原因此逃过一劫。
在此后几年的流亡生活中，绿原与中国底层的民众同呼吸共命运。从来自沦陷区的罗惠(从小与绿原青梅竹马，后来二人终成眷属)口里，他又了解到家乡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她向他讲述，自己一个亲戚在汉口做裁缝，一次回乡在铁路上被搜身，搜出了两斤盐，日本兵认为他“犯了禁”，对他灌辣椒水，让他坐老虎凳，打断他数根肋骨，后来在家乡躺了半年，从此再也不敢进城了。罗惠还讲述了日本兵下乡“打掳”(抢劫)，他们的狼狗活活咬死中国小青年的恶行。耳闻目睹，给绿原心灵留下远比新闻报道更深刻更灼热的烙印。民族的苦难，人生的艰险，冲淡了绿原写作初期的浪漫幻想色彩，他自然地转入另一个写作阶段。在与校内进步教师的交往中，他在思想感情上出现了大的突破。他接受了时代的感召和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进入了把自己和民族命运、和人民解放斗争紧密相连的人生新阶段。
内战爆发后，绿原走出带梦幻色彩的童话境界，转而面对社会现实，发出震撼人心的歌声。他用“痛苦的象形文字”写成了《破坏》、《你是谁》、《复仇的哲学》等篇章，它们以奔放的激情，恢宏的气势，通过生动的形象和犀利的语言，控诉了反动派的罪恶，并以中国的人民受害、受难的生活与官僚、财阀、贵妇们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相对照。
当时，在上海、北平、武汉、重庆等地的群众集会上，他的诗经常被青年们朗诵，因此受到文艺界的广泛重视，在大后方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著名诗人流沙河在自传中就提到，他当年如何“狂热地”阅读“艾青、田间、绿原的诗”。评论家亦门如是说绿原那样的“火海一样的其势熊熊的政治诗”是“20世纪最优秀的，最欢乐也极惨痛的诗”。
哪知，1955年春，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在全国展开。紧接着，5月13日的《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过去写给舒芜的被掐头去尾的信件，胡风及与胡风有过接触的文学友人们被定性为“反党小集团”，后升级为“反革命集团”。不久，《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第二批、第三批胡风及友人的私人通信，三批通信后被编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那时，在中国作家协会诗歌组于东总布胡同召开的座谈会上，一位诗人以质疑的口吻指出，绿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一首诗说，公园里“人比树多”，表现了一种“反社会”的情绪。绿原1944年致胡风的那封求助信，在胡风家中被搜出，成为他是“美蒋特务”的“证据”。未满33岁的绿原，因莫须有的罪名从此身陷囹圄，自然他对新诗的探索也就被人为地中断了。
在举国上下一片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热浪中，报纸上曾经出现一幅漫画，将绿原描绘成一个戴着墨镜、手拿无声手枪的中美合作所的“特务”。绿原写于1953年的诗篇《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其中有一句“那里面有一颗伟大的心脏……和我的心脏相连”，竟被一家刊物摘取出来，把诗中的“逗留”和“倾听”，说成是“美蒋特务”的鬼祟行径。
国民党战犯沈醉为了表现自己，在其传记中附和上述报刊的说法，也称绿原是“中美合作所的特务”，而且许多报刊进行了转载。为揭开谜底，我曾当面向绿原求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老人心情沉重地说“沈醉当时是什么人？中美合作所杀人如麻的特务头子，专门杀共产党的。而我是受他迫害的！”
其实，绿原这个名字，是他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才成为正式名字的。1942－1948年间，绿原根本不叫绿原，而是叫周某某，绿原此时只是一个出现在进步文学报刊上的笔名。沈醉不可能认识进步文学报刊上的一个笔名，更不可能看见一个虚拟笔名当特务。1960年沈醉在秦城监狱倒是见过绿原本人，但他们彼此不认识。绿原在《胡风与我》的回忆长文中说
有一件并非不言而喻的私信(注上述求助信)，十年以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政治效益，竟被用来帮助虚构了一个反革命集团。
1955年我在公安部的审讯下，没几天就把那封私信所包含的政治风波讲清楚了，公安部不到几个月也把事实核查清楚了我不但没有去过中美合作所，连一天译员也没当过。胡风呢，胡风当时是怎样对你说的？这也是当时反复问过的一问题--我的答案只能是事实当时他不但没有叫我去那儿，而且积极帮助我及时脱离了虎口。
然而，实在想不到，明明是国民党特务势力的迫害对象，竟在一则按语的不言而喻的逻辑支配下，一下子变成了美蒋特务；更想不到的是，明明由公安部查明了真相，但为了维护按语的权威性，仍不得不把这项诬枉继续坚持下去，直到二十五年之后，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得以恢复，两个凡是论被推翻，这些谣诼才悄然偃息下来。
胡风一封建议信译笔飞彩虹
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年代里，绿原始终坚信真理、钟情缪斯，以惊人的毅力，在阴暗的光线下，在窄小的空间里，刻苦自学了德语。
机会给予有准备的人们。绿原对外语的兴趣，源于他兄长的启蒙。他说我父亲很早去世，是大我19岁的大哥抚养我，他是当年新式学校博学书院的高材生，中西皆通，在他辅导下，小学的时候我就看过一些浅近的英文故事。上高中时，我还尝试性地将鲁迅先生的杂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译成英语。
1942年他考入重庆复旦大学时，也是念的外文系，主修英语科。他第一次尝试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是翻译英国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的《忏悔录》(De Profundis)。只是这部稿子没有出版就遗失了。即使到了晚年，绿原回忆起那段岁月仍记忆犹新
我当年在复旦大学外文系学习，以英语阅读和写作为主，英汉翻译并不重要。当年我曾领教受益的老师，有伍蠡甫、全增嘏、初大告、盛澄华等教授。印象最深的要数梁宗岱先生，我在重庆复旦大学修习过他执教的英国诗歌，他在课堂里给学生背诵华兹华斯的名诗《我们姊妹七个》，抑扬顿挫，引人入胜。
接下来，他又学习了法、俄、德等语种，1940年代翻译过一批外国诗人的作品，如惠特曼的诗歌，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伦的诗剧《黎明》，《黎明》1950年由上海的海燕书店出版。这也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部翻译作品。1950年代，他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组长期间，又翻译过苏联作家文论，1960－1970年代翻译了德国古典美学文论与国际政治历史书籍等。
1979年胡风离开了监狱。复出后的胡风知道，老友绿原原本具有深厚的英语功底，又在狱中自学了德语，于是他于1980年7月1日修书一封给绿原，希望他为译坛添上一笔绚丽的色彩。信中云
……我还有一种也许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如果能把《浮士德》介绍过来，也是你对我们中国的一点宝贵贡献。因为，虽然《浮士德》早在解放前就有郭老的译文，但我仍然认为，浮士德等于没有到中国来，以你的对于中国语言的敏感和选择能力，应该可以达到作品所应该达到的高度艺术性的。
歌德的诗剧《浮士德》是描述德国一个炼金术士向魔鬼出卖灵魂以换取知识和青春的古老传说。其立意深远，演示了广阔、深邃而崇高的人生内容，为人类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唱了一出迄今响彻寰宇的凯歌。
1948年，绿原写《诗与真》时，也受过《歌德自传》的启发。而胡风1980年的建议与期望，对他无疑会产生某种激励作用。复出后的绿原，只争朝夕地埋头创作，他学成的德语使他的文学翻译如虎添翼，其诗风译韵如岩浆迸发。一方面，他与德国学者合作，将中国诗歌介绍给世界。诸如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抒情诗人诗集》，以中德文对照本在德国出版，这是第一本中国诗人为中德文化交流编出的介绍中国诗坛的著作。另一方面，他又将西方名著译介给中国。
十年后，年近古稀的绿原接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翻《浮士德》的委托，真的开始工作了。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照国内外各种版本，直接从德文翻译。其译著扬其长，弃其短，在'奔向《浮士德》真谛的这场接力赛'(绿原语)中，迈出了令人赞叹的一大步。(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生导师韩瑞祥语)绿译《浮土德》于199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后，一举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
如同德国著名诗人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对年轻诗人提出忠告一样，作为资深翻译家的绿原，晚年曾寄语年轻的文学翻译工作者
出于有限的鉴赏经验，我想向译诗家们建议且用更精炼、更自然的语言译格律诗，最好用口语译现代自由诗，力求把一篇外国诗作为一个诗的整体介绍过来。因此，一忌机械迁就原作结构，以致破坏汉语规律；二忌生遣格律，转移读者注意力，从而掩盖了原作固有的诗意；三忌套用中国旧诗词的格律和词汇，把原作完全中国化，把一点异国情调消磨殆尽--这三忌之所以为忌，道理很简单，就因为它们把一首诗变成了非诗，在爱动脑筋的读者那里通不过。
终生写作，向晚愈明。绿原晚年的诗歌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心灵深度上，都超过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的前40年。他的主要译作还有《里尔克诗选》、《请向内心走去》、《拆散的笔记簿》、《德国浪漫派》、《现代美学析疑》、《叔本华散文选》、《莎士比亚的少女和妇人》、莎士比亚新剧《爱德华三世·两个贵亲戚》等。他因此频频问鼎海内外大奖继1998年成为捧得第三十七届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环奖的首位中国诗人之后，2003年与2007年又分别荣膺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中国当代诗魂金奖与首届中坤国际诗歌翻译奖。难怪著名翻译家与诗人屠岸赞曰译笔长挥歌德里尔克，诗才并驾艾青闻一多。
诗人的坐标是人民的喜怒哀乐，人民的代言人是诗的顶峰。诗人已逝，一切恩怨均已了结。但历史犹在，诗人的诗作、译著，特别是他的诗歌精神，将滋养一代又一代人心灵。末了，我们还是以绿原的《诗与真》结束本文吧
人必须用诗找寻理性的光人必须用诗通过丑恶的桥梁人必须用诗开拓生活的荒野人必须用诗战胜人类的虎狼人必须同诗一路勇往直前即使中途不断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