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也晚。知道谷林先生已经是1995年了。那时《书趣文丛》第一辑出版，先生的《书边杂写》收在其中。书不厚，十五万字，都是雅致、清新的读书小品。老先生喜欢知堂的文章，书中收录不少与苦雨斋有关的文字。
我一直以为一流的读书小品不仅能传递作者的读书体会，使人产生也去阅读的冲动，而且文章还应该用舒缓的节奏传达出丰富的信息。谷林先生的文章当属此类。所以，从《书边杂写》开始，我开始留心老先生的文字。
老先生生前出版的书很少。《答客问》是其中很别致的一种——一本带有自述性质的问答录。
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讲到对“文革”感受时，老先生写道:
我想参考一下阿Q的经历，在《呐喊》他的正传里，第七章写了“革命”，还真有用，静修庵的老尼姑说:“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
老尼姑定了定神，检点一番，查清楚“龙牌固然已经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
除了这段引文，再没有别的话了。借别人之口说自己的话，言简而意深，满是人生经验和智慧的灵光。将“革命”两字放在中国现代史当代史的背景下来观照，它们让我们至今还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曲折艰辛地跋涉，而且还不知道到底要走多久。
《书简三叠》更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书，书中收录了老先生与扬之水、止庵、沈胜衣的往来书信。文辞渊雅，气度平和。信中谈书谈人谈琐事，看似无奇，实则是把文化留存下来了——是在日常生活中散发着的生机，让人愉悦、文雅的优秀传统文化。
止庵在老先生故去后接受采访，说，曾有一位读者给谷林先生寄了一本黄裳的新著，先生就把黄裳的第一本书《锦帆集》的初版本回寄给这位读者。这本书出版于上世纪四十年代，而且是谷林先生自己仅有的一本，有很高的价值，但先生却如此送出去了。沈胜衣与谷林先生的交往也源于送书。1998年，沈胜衣读到谷林先生的《书边杂写》，却难以寻到先生较早前出版的《情趣·知识·襟怀》，于是给先生写信谈及此事。结果先生给沈胜衣寄了自己收藏的该书初版本，并从此与他结为忘年交。
看了这些我忽然想到，谷林先生曾写过自己与周作人的交往:
后一次去，已隔十年，因闻香港印行《乙酉文编》两书，无由购置，写信问他，他(周作人——笔者注)答书说，可以见赠，但虑万一寄失，嘱自去领取。再到八道湾，他已移住上房，是东边的一间，光线较暗，窗下一张方桌，靠里壁一架书橱，纤尘不染。他仍从后边出来，初冬季节，穿一身绸质薄棉袄裤，有些佝偻，神采则比十年前远胜。他拿着两册书，一个圆墨盒，用毛笔站在桌前题了款，又取出图章盖上。
尽管周作人的送书和谷林先生的送书，有些不同，但老辈读书人一脉相承的风仪真叫当下爱读点闲书的人无限神往。
老先生一生从事会计工作，朝夕与数字打交道，同时又是真正的读书人。他爱书，对于书，老人有很好的见解。他说:
书是生活中最要紧的东西。什么东西都不能跟书比较，而书又包括了人生几乎所有的东西。你可以喜欢这种书，它可以喜欢那种书，各种书各有方位。你不存功利之见，却又深感一天没有书，生活就没有趣味，这一天就没法过好。大人帮孩子培养出这样的性格，才是最大的教育。
反复读这些话，不禁自问，作为小学教师，我让自己的学生养成读书习惯了吗？我教会他们读书方法了吗？我的学生能享受从阅读中获益的乐趣了吗？面对这些问题，我只有汗颜。
听说老先生走后遗体当天即火化。想来这多半是老人自己关照的吧。为什么这么做，止庵的话或许可以给出答案——
谷林先生一生都在实践君子的言行和思想。除了读书，他几乎没有别的乐趣。他是一个圣洁的人，对名利毫无兴趣。谷林先生与人来往，总是能自然地表现出礼节，他的所有举动，都能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好人。
这是谷林先生读书读到了通达圆融的境界的结果。
扬之水在《绿窗下的旧风景》一文中写老先生的住处:
大院深处一幢旧楼，树荫挂满了窗子，窗前的写字台上，泻下丝丝缕缕的青翠，愈见得纤尘不染的一派清静。
写得真好。这清静的旧风景现在没有了。还好，我的书房里还有谷林先生的几本书。它们会在这喧嚣浮躁的世界上永久地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