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顾农先生发在《中华读书报》（2009年3月18日）上的文章《孟子》里的一处标点，有一些想法，提出来与顾农先生共同探讨。
我认为，该文提出了三个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读经典时经常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读经典？该文通过一个具体例子，即《孟子·尽心下》中冯妇条的两种读法或标点法（古书本无标点，标点是近代才有的），说明即使是一个“细节”，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故不可不认真“细读”。这两种读法是：一，“有冯妇者，善缚（博字之误）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隅，莫之敢樱。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二，“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作者引述了鲁迅在《标点的难》中对这两种读法的评述之后指出，前一种读法来自汉人赵歧的《孟子注》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后一种读法来自宋人刘昌诗的《芦蒲笔记》和周密的《志雅堂杂抄》。鲁迅说，“很难决定究竟是那一面对”，顾农先生则认为，刘昌诗的读法“很有意味”，而周密的补充说明更是“甚有理趣”。
碰巧，我在读这段文字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最后采用了第二种读法（见《蒙培元讲孟子》，P13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今读此文，觉得顾农先生讲得很有道理。读经典时，遇到这一类的问题，确实需要仔细考辨，看看有几种读法，哪种读法更符合原意，或更有理趣，决不可轻轻放过，更不可“断章取义”。究竟如何读法，可能是仁者见仁，知者见知，但是一定要有根据和论证。我很赞同顾农先生的说法。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对待权威？顾农先生说，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权威意见，因此后来为《孟子》作注的人，在处理这类问题上，一般都是按照《集注》办理，免得惹“麻烦”；并且提出，“要推翻一种权威的意见是很难的”。这所谓“很难”，可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权威的意见有道理，不易推翻；一种是意见出于权威，故不敢推翻。作者的意思可能是后者。当然，作者也指出有“不回避问题”的学者，所举的例子是清代的焦循。但是，焦循在《孟子正义》的冯妇条中，恰恰驳斥了刘昌诗、周密的读法，而采用了朱熹的读法，只是对后半的断句提出了新说，认为应作“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但后人一般都不采用此说，因为此说却有些勉强。照焦循的说法看，与朱熹是不是权威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在如何解读文句的问题上，他既能提出自己的新说，又能尊重朱熹的读法。
有各种各样的“权威”。就学术思想而言，真正的权威不是由某个人封的，也不是由某些人吹捧起来的，是由他在学术上的贡献自然形成的。权威受到学者的尊重，也是很自然的。这并不是说，权威就一定没有错误，对于权威的错误，当然不能无条件地维护，而要据实予以反驳；有不同见解，也可以自由争论。古人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非人所得而私也。”盲目崇拜权威是奴化教育的产物，当然不利于学术的发展。至于用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对权威的批评、反驳，如顾农先生所说者，显然是用政治权力压制学术自由。历史证明，这种作法是一定要失败的。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之后，被人为地权威化了，同时也被政治意识形态化了，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掌握了解释权。但是，不能由此否定其学术思想上的贡献，对此，要做具体分析。就《孟子》中冯妇条的读法而言，周密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以“卒为善，士则之”与后半之“其为士者笑之”相对应，固然有道理。但清代学者阎若璩在《四书释地又续》中则提出与刘、周不同的意见，认为“卒为善士，则之野”与后半之“望见冯妇”相对应，也有道理。如果冯妇不“之”野，众人何以能“望见”冯妇？由此看来，两种标点法确如鲁迅所说，“很难决定究竟那一面对”，因为两面都有理据。这也说明，当时的学者只求学术之“是”，既不屈从权威，也不是为了反对权威而反权威。今日我们读经典，就更应持这种态度。
第三个问题最重要，就是如何由句读进到义理的问题。顾农先生说：“字句方面尚且如此，讲到义理，就更加是这样了。”我认为这个看法很好。读经典时，解决句读方面的问题固然很重要，因为这是理解经典的基础；但是，决不能就此止步，解决这些问题之后，还要理解其义理，这才是读经典的根本目的。那么，冯妇条有何义理？两种标点对于理解其义理有无不同？可惜，顾农先生虽然提出了问题，却未做出回答。当然，从该文的题目看，作者可以不做回答，但是，这个问题正是我所关心的。
从前后语境看，孟子引出冯妇的故事，是要说明他不会再去劝说齐王。但就冯妇故事本身看，却表达了一个完整而重要的义理，这个义理正是孟子思想的中心理念，即仁的学说。仁是儒学的核心，冯妇的故事就是讲仁即善的，标点的异同，应当与这个问题联系起来理解，才有意义，否则，就是无根之谈了。
孔子说过仁者“爱人”，汉人便以“从人二”（《说文解字》）解释仁，其实，孔子也很尊重动物。孟子作为孔子的继承人，明确提出“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郭店楚简将仁写作“？”），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本质。仁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而且扩展到人与万物的关系，这就是“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下》）。“爱物”是仁的重要内容，虎作为自然界的一种重要动物，便在被爱之列。正因为如此，孟子以“善博虎”的冯妇不再博虎为善，而善就是仁。从语法上说，“卒为善”的读法是从不再打虎这件事上说，是一种善行，所以士人视为学习的榜样；那么，反过来说，当冯妇博虎时，虽然很勇敢，却并非善行。“卒为善士”的读法是指行为主体，即冯妇这个人而言，当其“善博虎”时，可谓勇士，却不是善士，当其停止博虎时，就成为善士了。在儒学中，仁能够包括勇，勇却不能包括仁，“善”或“善士”是对“士”的一种很高的评价，即具有仁德之士。可见，孟子是以是否爱护动物（虎）作为善不善的标准，其中，含有深刻的生态意义。全部冯妇条的义理，即在于此，而两种标点法，都能成立，只是句法上有所不同，实质上并无区别。这就是从冯妇条的标点得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