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全民：实验哲学的兴起和走向
来源：《哲学分析》2011年第2期
通常认为，从事哲学研究便是坐而论道。然而，近年来在分析哲学的传统内却出现了一个叫做“实验哲学”（experimental philosophy）的新运动。一群年轻的哲学家开始脱离圈椅，走出书斋，像科学家那样运用真实实验的方法来研究普通人对有意义的哲学问题的日常看法。这一新现象已经在西方哲学界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也值得我国的哲学工作者关注。
一、实验哲学的兴起
哲学家做实验吗？倘若“思想实验”也算作实验的话，那么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不过，我们明白，哲学家们喜欢并善于做的思想实验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实验，而只是凭借想象力展开的特殊思维过程，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依赖于个人的直觉。但问题在于：哲学家的直觉是否一定可靠?
大约自本世纪初起，在美国大学的哲学系里，一群分析哲学传统内的年轻教授和博士生开始注意到，以往的哲学论证中，哲学家们从思想实验或特殊事例所获得的直觉并不见得一定是可靠的。通常，某位哲学家提出一种假想的情形，然后便作出如下形式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断言……。然而，他或她几乎不去询问普通人对这种情形的真实反应究竟如何。鉴于此，这些年轻的哲学家试图运用真实实验来检验那些凭直觉产生的主张。至今，这种方法已经用于研究关于指称的直觉、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的直觉以及因果判断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而所获得的结果有些令人惊讶：许多直觉上认为理所当然的主张遭到了经验的反驳。
下面举一个语言哲学中较早做过的实验例子。在当代分析哲学中，一个诉诸直觉的很有影响的事例是克里普克所虚构的关于哥德尔与施密特的故事。
假设哥德尔事实上不是哥德尔定理的作者。一个叫施密特的人实际做了这项工作，而他的朋友哥德尔以某种方式得到了这份手稿，于是它便归于了哥德尔。从当下的观点（即流行的“摹状词”理论）看来，当我们普通人使用名字“哥德尔”时，他实际所意指的是施密特，因为施密特是惟一满足发现“算术的不完全性定理的人”这一摹状词的那个人。1
通常认定：这个故事的读者几乎普遍同意“哥德尔”一词事实上并不指称施密特，所以，任何声称施密特是“歌德尔”的指称的理论都是不正确的。2
然而，由此而引起的问题是：是否每个人都共享上述直觉？ 或它仅仅为通常阅读英美哲学的那类人所共享？ 对此，麦谢利（E. Machery）等人作了实验研究。参与实验的被试是一组美国大学生和一组香港大学生。把上面的故事分别告诉这两组大学生，结果美国的大学生多数分享了分析哲学家的直觉（即上述认定）；而香港大学生的反应模式却颇为不同：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哥德尔”一词的确指称施密特。在认识论和伦理学中所做的其他类似实验也表明，亚洲人与英美人并不共享哲学理论所基于的许多直觉。3
最近几年来，从事实验哲学的人数正在快速增长，尤其是在美国一些著名大学的哲学系里。比如纽约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拉特格斯大学等学府里，目前均有做哲学实验的哲学家，并形成了一些有影响的团队。在英国、法国和荷兰等欧洲国家，也相继出现了实验哲学的倡导者或研究小组。这场实验哲学运动也得到了我国一些年轻哲学工作者的响应，如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朱菁教授率先在国内展开了有关的研究，并已经与国外同行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2007 年夏季，在澳大利亚召开了首次有关实验哲学与概念分析的国际性小型研讨会；之后，各种实验哲学的会议和论坛不断在世界各地举行。另外，实验哲学学会、专门网站和在线期刊也已经创立。4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8 年5 月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实验哲学》一书。这是一本反映前些年实验哲学主要研究成果的论文集。在书的开头，实验哲学的两位主要推动者诺贝（J. Knobe）和尼科尔斯（S. Nichols）共同发表了一份“实验哲学宣言”，其中对实验哲学的宗旨、意义和研究的主要问题作了阐述，并就针对实验哲学所出现的一些异议进行了反驳或澄清。5 从较长一点的时间跨度看，该书也许可作为实验哲学兴起的一个标志。
二、实验哲学的成因和作用
这里，我们简要剖析一下实验哲学得以兴起的主要原因。从分析哲学传统的内部来看，这场新运动实际上是由概念分析方法的局限所导致的。我们知道，近代科学的诞生标志着科学开始从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不过，在早期，科学所打上的哲学烙印还是清晰可见：当时她也被称作“实验哲学”。然而，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和扩张，她在人类文化中占据了最强势的地位，原有的那些哲学烙印渐渐消退，同时也导致哲学的领地日益缩小。虽然一直有喜好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不甘于这种“世道”的变迁，坚持通过沉思来把握整个世界或终极存在，但20 世纪初在哲学内部出现的反叛运动（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则把这种努力定性为是认识上无意义的，结果出现了日后在英美占据主流地位的分析哲学。
分析哲学家试图通过对科学或日常概念进行逻辑和意义分析，来澄清或消解科学基础、日常思维中的概念问题和各种哲学争论。然而，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努力，对于这种概念分析的方法究竟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一个似乎不争的事实是，哲学（包括形而上学）中各种传统的问题和争论并没有因概念分析方法的运用而减少多少。而且从根本上说，分析哲学家依然是将坐在“圈椅上沉思”作为从事哲学活动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方式。无可否认，这种坐而论道的方式曾拥有辉煌的历史，但它的有效性实际上受到很大的限制。原因之一就在于：不仅我们生活和面对的是一个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复杂世界，而且人类自身所创造的概念体系同样也是复杂多变的，故不借助外在的物质手段或经验，单凭有限的想象和推理往往难以把握事物或概念系统的复杂性。加之，分析哲学由于越来越专注于细节的技术性分析变得日益抽象，结果远离了人们的科学实践和生活实际。鉴于这样的情况，为了哲学的生存和发展，有必要在方法论上进行革新，而实验哲学正是对这一需求的积极响应。
从分析哲学的外部看，科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促使哲学家展开经验导向的研究或重视经验的发现。传统上，哲学的很大一部分是探究属于人自身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心智、意识和行动的本性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知识的性质、来源和效用，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等等。但是，随着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原本尚留给哲学家所思考的这些问题也成了科学所探究的对象。显然，当代的哲学家不可能对以人的心智和行动作为对象的科学研究不问不闻，也不太可能对不断获得的经验发现无动于衷，否则只能被历史所淘汰。当然，哲学家可以采用一种更为积极的响应方式，那就是借用科学研究的方法来直接获取必要的经验，以帮助进行概念分析或提出新的问题和理论。可以说，实验哲学的兴起正是这种积极响应的体现。
在此，容易产生的疑问是，如果哲学家也运用实验方法来收集经验证据，那么哲学岂不也变成了经验科学？ 诚然，从实验的设计和实施的方式看，如今哲学家所做的哲学实验与心理学家所做的心理实验十分相似甚至相同。正因为如此，有些人把实验哲学看作是哲学与心理学、语言学、认知科学等之间的交叉学科。不过，哲学实验是由哲学家来设计和实施的，目的是为了以某种方式检验哲学的理论和直觉，或提出新的哲学问题。因此，这样的经验研究不应与哲学发生“分岔”，而应努力保持与当前的哲学研究相接触。
更进一步的疑问是，在典型的哲学实验中，所收集到的证据是普通人持有的各种直觉的统计分布，但哲学的理论并不是针对大众的直觉，而是关于哲学中的基本问题，因而这些关于直觉的百分比信息何以能成为我们接受或拒绝一个特殊哲学观点的理由？ 况且，哲学的探究通常并非是为了获得与大众的看法相一致的观点，而恰恰是为了指出或纠正那些流行的谬误。由此看来，哲学实验的结果要发挥有意义的作用，不太可能与自然科学中实验结果所起的作用一样。据此，诺贝和尼科尔斯认为，哲学实验的结果对于哲学理论或观点的影响是间接的，就是说，“统计信息以某种方式帮助我们去获得某些其他事实，而这些其他事实转而对哲学探究起到实质性的作用”6。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发现哲学实验的一些更为直接和积极的作用。比如说，如果哲学理论或某个哲学主张对人的行为作出判断或解释，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直觉上，而应当接受经验的检验。但能这样做的前提是理论或断言本身是可检验的，这就迫使理论具有明晰性和内在一致性。还有，在哲学研究中引进像真实实验这样的经验方法，一方面可以提供有关问题的新数据，另一方面也能改变我们原有的观念，以便用新方法解决老问题，从而推动哲学事业的发展。例如，假设一个人没有自由意志，他该为他自己的行为在道德上负责吗？ 许多哲学家曾这样认为：当然，正常的人都会说“不”。然而，新近的实验哲学已经表明，普通的正常人对此的回答却是“不一定”。究竟是“不”还是“是”与行为者所处的情景有关，也与接受询问的人所具有的道德准则相联系。7 这表明，以往哲学家所持有的这一信念并没有得到常识的确认，因而要求我们对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研究。
三、实验哲学的走向
鉴于这场实验哲学的新运动正快速展开， 且已开始从美国向其他西方国家蔓延，故我们有必要对其走向作些考察和预测。
如前所述，起初实验的对象主要限于探究人的语言、自由意志和道德行为等相关的哲学分支中的直觉问题，但近年来研究的路线和范围正在不断扩展。按照诺贝和尼科尔斯的看法，目前实验哲学中存在着不同的研究路线，主要有以下三条：（1）探询宗教、道德和形而上学等信念的心理之源。这条基本路线来自于哲学史：在19世纪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哲学中，关于宗教信仰和道德信念（除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外）是否有心理根源可以替它们的存在作出解释或辩护曾有过不少研究和争论。但由于分析哲学对之不感兴趣，所以有关的研究就基本停止了。实验哲学家认为，这种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因而有必要朝哲学的传统回归。这导致实验哲学的一个主要目标，即确定什么是引起我们关于自由意志、道德责任和来世等直觉的心理过程，并继而能利用这些信息帮助确定信念的心理来源是否削弱了关于信念正当性的理由。（2）探询哲学概念和思想的多样性及其形成机理。事实上，不仅东西方哲学中关于理性、知识等基本概念的含义存在着差异，即使在西方哲学内部，这些概念也具有多样性。但要弄清究竟存在着哪些差异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单凭“圈椅上的沉思”是不够的，因而需要哲学实验的帮助。（3）探询心智的本性和它的运作机理。虽然关于人的心智的特性和运作正在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然而，这是哲学家的传统领地，而且这些问题的解决或出现求解的新进路会对许多其他的哲学问题产生影响，因此，哲学家应该积极介入这些研究。比如，就普通人关于心智的因果性和意识等概念的直觉进行实验，对于弄清人们日常思维的运作，进而对于传统哲学问题的解决无疑是有价值的。8
容易看出，即使只沿着这三条路线，哲学的极大多数领域都能够成为实验哲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此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道德哲学、认识论、语言哲学、心智哲学和宗教哲学等方面， 但这种方法同样可以用来研究科学哲学和美学等领域的不少问题。对科学哲学来说，如果我们希望弄清普通人理解世界的基本概念是否与科学概念相类似，那么运用实验方法获得人们的直觉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通过对实验哲学产生的原因、它的作用和实际发展情况的考察，我们可以乐观地预测：在未来的若干年中，这场新运动必将更有声势；而长远地看，实验方法在哲学中的运用也将越来越普遍和寻常。当然，我们作出这样的断言，并不意味着每个哲学研究者都得亲自去做这样那样的实验，也不意味着探究所有的哲学问题都得诉诸于实验，更不意味着要用实验方法来取代概念分析。不过，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在日后的哲学研究中，倘若涉及的问题与日常的直觉或经验相关，则研究者就不应该再无视由实验哲学或有关科学所提供的经验证据。这看上去给许多哲学问题的探究施加了很强的约束，而实际上恰恰是哲学繁荣和发展的内在要求。
四、异议和启示
当然，对这场实验哲学运动持异议甚至反对的也不乏其人。总的来说，这些异议或反对主要集中在有关哲学方法论的争论中。我们知道，在分析哲学内部，主流的哲学方法论是概念分析，而实验哲学家则是像心理学家那样做真实实验，这不是要将“做哲学”变成“做心理学”吗？ 而实验哲学家这样做，是不是“越俎代庖”了？ 对此，著名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威廉姆森（T. Williamson）就认为，虽然哲学需要运用由其他学科所提供的经验证据和知识资源，但它是“通过规定自身独特的方法来对真的追求做出大部分贡献，而不是靠模仿其他学科的方法。哲学家并不需要充当业余的实验者或大众科学的作者。我们是依仗逻辑、设想新的可能性和疑问、组织系统的抽象理论和作出区分等中运用的技能才有所作为”9。因此，在威廉姆森看来，这场实验哲学运动显得多此一举。另外，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哲学家在进行哲学思考和论证时所基于的哲学直觉往往是在理想甚至反事实的条件下获得的，因此，普通人在日常思维或言语行为中所表达的看法并不见得与哲学直觉相关。10
不过，笔者以为，尽管这场实验哲学运动目前尚不成熟，对其方法论的合理性也依然存在不少争议，但鉴于传统分析哲学的日益抽象和技术化而变得远离现实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时，引入一些科学方法来产生新的哲学问题或为问题的求解提供新的证据和思路，不失为是对新的时代发展和繁荣哲学的有益探索。
对于我国哲学界和哲学工作者而言，这场运动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启示。比如，它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做哲学研究，不见得只是坐在圈椅上论道，也可以像科学家那样做真实的实验，以便让哲学活动与现实世界相接触，让哲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经验的检验，从而保持哲学的开放性和内在活力。不过，要运用实验方法来研究哲学问题，对哲学工作者的知识结构和实践能力带来了新的挑战，因为做实验需要具备设计和实施实验的技能，通常还要求掌握处理数据的数学方法以及其他相关领域（如心理学）的知识。但近年来一些实验哲学家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功表明，要具备这些知识和能力并非不可能，况且进行实验可以采用团队合作（包括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合作）的方式。还有，在一个以信息的生产、变换、传播和消费的新时代中，许多职业要求从业者既具有批判性思维和逻辑推理的能力，又能具备一定的操作技能。如果说传统的哲学训练可以提高哲学专业学生的批判和推理能力，那么哲学实验则可以让他们获得操作技能方面的训练。因此，从哲学教学的角度看，实验哲学的兴起也是值得欢迎。
注释：
1 本虚构故事出自索尔·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梅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年版，第62-63 页，而此处的表述取自J. Knobe， “What is Experimental Philosphy?”，。
2 参见同上。
3 参见E. Machery, R. Mallon, S. Nichols, S. P. Stich，“Semantics, Cross-cultural Style”, Cognition, Vol. 92, No. 3,2004, pp. 1-12。
4 有关信息可见或。
5 J. Knobe and S. Nichols（e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8.
6 J. Knobe and S. Nichols（e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p. 6.
7 这个例子引自J. Lackman， Philosophy Meets the Real World, 。
8 参见J. Knobe and S. Nichols（e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pp. 7-14。
9 ms/philosophy-vs-imitationpsychology.
10 参见Antti Kauppinen， “The Rise and Fall of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s，10（2）， pp.95-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