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十年代的中国，对于公共舆论的叙述出现了两条分歧的线索，一条是充分地肯定公共舆论在社会担当和理性沟通方面的价值，认为是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有效形式，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对政府形成批判性的讨论，从而有机地构成了批判性公共领域的内在构造。另一条线索基本上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待公共舆论，认为公共舆论所反映的无非是无知的大众的一些情绪性泡沫而已，没有理性建构的价值，应该被政府严格地规训在一定范围之内，以免影响国家利益的实现，当然政府也可以通过公共舆论的社会心理功能来有效地刺激民众的士气。
关键词：舆论，理性，知识分子，《独立评论》
如果说“重建社会重心”是民国时期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关怀所系，那么建构合理健全的公共舆论就是通往他们所想象的“社会重心”的重要道路。对于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现代报刊“是一种充满魔幻魅力而迥异于他们固有表达方式的社会建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报刊的涌现和繁荣，深刻地型塑了现代知识分子对时间、空间的新的心理体验，与此同时，报刊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制度性设置，为新型知识分子提供了自我想象和自我表达的空间，尤其是为富有士大夫意识的过渡型知识分子提供了‘以言报国’的广阔舞台”。1这种“以言报国”的行为模式和士大夫意识是构筑现代公共舆论的重要基石。公共舆论的生产是无法从现代中国的制度性媒介的产生中剥离开来的，后者正是前者得以产生并形成广泛影响的制度前提，这种影响在事实上等于在知识阶层作为一个阶级澌灭后的“回光返照”。思想史家张灏在论述转型时代的时候就指出了传播媒介的价值与意义，他说：“所谓转型时代，是指一八九五至一九二0年初，前后大约二十五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前启后的关键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就前者而言，主要变化有二：一为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大量涌现，一为新的社群媒体的出现。”2
这种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为公共舆论的形成和传播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但是公共舆论自身的成熟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知识分子对于公共舆论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渐深化并不断产生分歧的过程。传播媒介与公共舆论的互动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思想史课题3，但笔者此文的进路却在从知识分子的观念史角度考察公共舆论在1930年代知识分子思想世界里的“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4，因而对于前者只能暂时“搁置”起来，以待于来日。
1934年1月1日，时任《大公报》总经理的胡政之在《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二期上发表《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一文，将公共舆论的话题提了出来。他在文中描述了理想类型的“健全而合理的舆论”的形态，他说：“健全合理的真舆论，因为这样的舆论，至少应该先把事实真相，赤裸裸地公表出来，供大众之认识与理解，然后根据真知灼见，由少数有识解的人们，无忌惮地加以批评纠正，拿出具体主张。此际如果另有一部分少数智者，别具见地，也仅可以公开研讨，不客气地交换意见，彼此切磋，再由大多数人在这许多不同的观点之间，根据他们对于事实之认识和理解，运用其自由而无成见的理智，选择一种他们所认为比较合理的议论，一致起来赞成它，拥抱它，主张它，经过如此阶段，这便可以成为所谓‘健全而合理的舆论’”。5这段话至少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在公共舆论的生产与流通模式中，主体可以分为生产性的“少数智者”和消费型的“大多数人”，前者负责提供大众“真知灼见和公开研讨”，而后者的权利是“运用其自由而无成见的理智”去选择和拥护某种观点，换言之，康德所谓“启蒙就是敢于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在公共舆论的形成中是内在分裂的，启蒙者或者说智者才有资格和能力形成理性的意见，而大多数人则只要在理性意见中进行选择就可以了。至此，可见现代中国公共舆论在其构成主体上鲜明的精英意识和启蒙理念。按照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书一开头的描述，中国的知识分子扮演的就是“启蒙者的角色”，所谓启蒙者就是：“一群人被铁链锁在山洞里，面向石墙，光的源头就在他们身后，他们却看不见。他们只关心光射在石墙上所显现的影像，并努力揣想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终于，其中一人成功地粉碎了他的桎梏，转过身去，看见了太阳。目眩神摇之下，他四处摸索，结结巴巴地把所看到的讲出来。别人都说他疯了。渐渐地，他习惯了用眼睛去注视这道光源，然后，他的使命是回到洞穴的囚犯群中，引领他们走向光明。这个人是哲学家，而太阳代表学问的真理。惟有在这真理之中，我们才不以幻觉与影像为足，而是追求到真实的存在。”6只有知识分子才可能最早感知到真理的光芒，也只有他们才具备引领群众走出蒙昧的能力，对于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启蒙者通过公共舆论去“启蒙”大众是一项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也就是对所谓国民性的改造。因此，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从一开始就预设了精英主义的文化理念和启蒙功能。当时的历史学家孟森在《论士大夫》一文中的观点也印证了这一点：“吾国为士大夫立论始于有责任。而外国士大夫似分析权利义务二事为最要。约言之，任近权利，责近义务。”7所谓责任者也可以简单归纳为古人所言的“立德、立言、立功”，当然这里的立言已经发生了质变，不再仅仅局限于著述立说的私人表达，而扩展成了面向社会和大众的公共言说，这种公共言说就构成了公共舆论的来源。
胡政之在分析中国之所以没有合理而健全的公共舆论时，从反面进一步论证了知识分子在建构理性的公共舆论中的作用和功能。他说：“惟其社会上欢喜这种疾风暴雨式的感情论，夸大狂，以致冷静合理的主张，往往不合大众的胃口，不能见容，甚且遭受迫害，亦是野心家，迎合众愚，务为高论，而少数沉潜之士，畏谤避祸，也只如噤若寒蝉，嗟叹于私室。此外纵有极少数特立独行之士，身处孤危，亦惟有向机进言，聊求心之所安，力量当然有限。中国真正舆论之不能造成，原因盖在于此。”8在胡政之看来，中国之所以没有合理而健全的舆论其根本原因可以归结为“少数沉潜之士”的“噤若寒蝉，嗟叹于私室”以及“极少数特立独行之士”的“聊求心之所安”，正是有良知和理性的知识分子的缺席和沉默直接导致了公共舆论的失序，那么反过来要建构合理而健全的公共舆论就必须让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到公共舆论的建设中来。
胡政之关于舆论的论说引来了社会学家吴景超的回应，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舆论在中国何以不发达》，认为胡政之的分析只指出了舆论不发达的一个原因，即在中国言论自由没有保障而导致知识分子的“失语”，吴在文章里列举了其他三个原因，首先是“我们缺乏专家，缺乏学者，缺乏作积极建议的人材。”9正因为这个原因，健全而合理的舆论无法形成，而充斥报章的是不健全的非理性的声音，吴这样描述到：“我们听到的有一些呼号，一些谩骂，也还夹着一些讥笑，及海上传来的幽默。这都是感情的发泄，而不是以理智为基础的舆论。中国今日所以有这种现象，并非言论不自由，而是没有人材，没有智识的领袖，来充分利用这种自由。”10其次，他认为中国人缺乏一种讨论问题的合理态度，而总是把讨论问题的公共性与私人关系的亲疏纠缠在一起，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态度去“党同伐异”，这也影响了舆论的形成，因此他建议“我们如提出一种见解或主张来与别人讨论，最要紧的，是不可固执己见，要虚心领略别人的理论及其主张。假如从别人的批评中，发现自己主张或见解的错误，便应立刻矫正。所以有讨论态度的人，是欢迎别人批评的，他们时刻想发现别人的长处来修改自己的短处。”11最后，吴景超指出了中国舆论不发达关键的一个原因，即舆论作为民意的表达与政权的合法性之间没有建立制度化的联系，舆论缺乏制约威权的管道，中国专制政府可以违逆民意或舆论而无所顾忌，这种状况就导致了舆论的主体—知识分子的淡漠。所以他对于知识界议政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持低调的态度，他在这篇文章用悲凉的笔调写道：“我们对于一个问题，无论怎样谈得起劲，似乎总有‘纸上谈兵’的感觉。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人，并不必要对舆论负责，所以他对于舆论，有时可以置若不闻。在这种时候，许多人觉得作文章不过白费心血，说话也是白费精力，于是无论什么大问题来到，他们也是噤若寒蝉，一句也不肯说。”12或许正是这种对“舆论”的无力感的体验，到了写此文后的1935年年底，吴景超就弃学从政了。
现代知识分子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建设“以理智为基础的舆论”的主体性力量。当时另一位著名学者陶孟和在《关于中国的新闻纸》一文中就明确地指出只有依赖学者的见识与表达才可能建构真正的舆论。他在关于办好中国的新闻纸的建议中说：“第二，延请专家撰述。近来有的新闻纸已经采用这种办法。但专家撰述，可分为两种。现在所采用的是由个人自由意见。这是一种。另一种我所要提议的乃是就时下重要问题，请专家利用他的知识与见解，发表他的知识与意见。我们上文讲到我们希望新闻记者，修养专门的知识。但是无论一个报馆的人才如何多，个人专门知识的造诣如何高，我们不能希望一个报馆的职员组成一部活动的百科全书，或万有知识的总汇。有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新闻界不能胜任讨论的。遇见这种情形，便应该请专家来发表言论。有些问题，就是已有社论的意见发表，也不妨找几位专家，看一看他们的见解…诚然，在学术落伍的中国里，学术的真标准还没有十分树立，极难断定谁配或不配称为专家。寻觅专家的困难，当为一般人所同感。但对于有些问题，现在已经可以寻出大家所共认的确有专门研究的人。对于其他问题，现在虽然没有显著的专家，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发见他，发见以后，还可以培养他，鼓励他。”13当时刚刚开设的《大公报》的言论专栏“星期论文”就成为延请专家撰述的成功范例。专家意见成为主导社会民众观察和思考的理性准则，对于社会事件，作为非在场和缺乏思考能力的大众往往是不能看清事实的本相的，这就需要学者来引导他们理解新闻事件的本质。胡政之在另外一篇夫子自道的文章《作报与看报》中直言不讳地指责部分读者的不负责任：“社会上往往有人以极有责任的言论纪事，投到报馆，要求发表，有先恭维报馆一顿，而后以要挟的口吻，请为刊登者。仿佛如不照登，便不配称为‘有闻必录’的言论机关，或者甚至预先以受贿胆小等等恶名，硬相指责，而不知现在的报纸，任何言论纪事，一经登出，法律上即有责任，纵令事关公益，义应揭发，但至少投稿的人，应该拿出真姓名真住址，与报馆共同负责，方合正理。否则只图自家称快而叫别人负责，岂特不恕，抑亦无勇。”14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报馆将舆论的来源诉诸敢于担当肯负责任的知识分子便显得名正言顺。因此，胡在此文中以英国《泰晤士报》的成就为例来进行说明：“终须呼吁社会各方面专门家就专门问题，重要论著，对报馆公同援助，补报馆人才所不及。读者须知伦敦泰晤士报之有权威，固然因为有好主笔，亦因社会各界名家，都欢喜在该报发表意见的原故。我们相信，全国智识分子如果想要造成一种好报纸，只须大家出来参加鞭策，一定能够达到理想。”15
与这种理想类型的公共舆论相对应的是现实生活中混乱而情绪性的纷争，在1930年代不乏从技术角度建议应该对公共舆论进行规范和引导的意见，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一个通过知识分子的理性讨论、沟通而形成的合理而健全的公共舆论，公共舆论就是没有理性的大众的情绪性的意见，这种意见与其说是理性的话语，还不如说是感性的发泄。这与上述知识分子对公共舆论的乐观期待构成了一种有趣的对比。
1932年，独立评论社社员君达（即翁文灏）就已经在《独立评论》上专门撰文讨论政府与舆论的关系，他的角度更多的是谈论政府或者说政治家应该怎样对待舆论，而不是讨论怎样形成一个合理而健全的舆论。君达征引北宋诗人的一首古诗作为由头来切入正题：“前月卧病，偶读陆放翁诗有一首是：去岁淮边寇未归，诸生上书论危机。人才消失方当虑，士论峥嵘未可非。万事不如公论久，诸公莫与众心违。…”16在这篇文章中，君达把舆论看作“一般人的公共意见”，进而他认为人言言殊，自然个人意见不会完全相同，相同的只有公共目标。所以，他肯定了民众或知识分子舆论的目标，认为“舆论的目标是简单的，真挚的，也是神圣而必须尊重的”，但所以达此目标的途径与方法，“必须详考环境的变化，熟察国家的地位，随机应变，决定步骤，那便是政府当局的责任，不能尽问之路人了。”17由此可见知识界并没有把自己的意见神圣化，而是以一种反思的态度看待舆论，认为舆论未免可能流于书生意气，而与现实人生相隔膜，奇怪的是君达没有在此引进“专家政治”的概念，18也就是说大学里的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可能比政府某些官员更了解国家社会的实际，如此一来对于这种“技术性、建设性”的舆论应采何种态度便值得进一步讨论了。在三十年代专家治国是一股强大的政治思潮。19君达主张政府对于舆论应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既不能完全不顾，也不能一味盲从，他认为：“政府对舆论的态度如果一意孤行，完全不顾，图少数人的利益，背多数人的是非，那一定是不对的，也一定要失败的。但是国家大事，尤其在国难严重的时候，是内容很复杂的，变化很迅速的。局外之人没有机会与闻其事，往往不能明白其中症结所在。所以舆论所冀望的目标虽不会错，而舆论所主张的方法，也不一定是对的，而且往往不合实际的形势。如果当局的人只知道盲从舆论，结果恐正与目标相反，而且料理国事，必须着眼于久远的舆论，而舆论往往图一时的痛快。应付国难，必须看透实际的利益，而舆论往往易受感情所激刺。那是稍知群众心理的人所公认的。当局的人应该以诚意接受舆论的鞭策，但不可因贪空名而过受他们束缚。如果当局的人没有真知灼见，或有了见解而没有胆气自表主张，以求舆论谅解，甚或恐惧舆论，诡随盲从，更且故唱比舆论更高的空调，以引舆论入于更深的迷途，这种尊重舆论，即使受短期间的舆论欢迎，但不久事实终要战胜空言，所得的结果，正好违反舆论所要求的目标。”20这里所显露的是对公共舆论根子里的不信任感，公共舆论成了社会不满心理的容器，问题是舆论自然会涉及到方法，人为地在政治VS社会的二元框架中理解舆论的功用，将舆论的理性沟通和方法诉求从其内涵中剥离，显然是另一种精英主义的民主观（相对于上述将公共舆论的建构完全诉诸知识分子的观念），事实上仍旧是传统中国思维模式为民做主的借尸还魂，而不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让民众自己为自身作主。
当时的北平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主任梁士纯的演讲更是从舆论控制和宣传的角度阐释了这种政府操控公共舆论的正当性和途径。他在名为《战时的舆论及其统制》一文中说：“我们要想改变或操纵社会中某部分人的一种舆论，我们必定从那部分人的意见着手，更进一步的说就是从他们的心理的模型着手，平时一个社会里的舆论是不一致的，是常常改变的，而在一个战争的时期里，舆论的变更，是很容易受外来的势力的影响。因此在战争时期，普通的人很容易被谣言、宣传所诱惑所冲动，然而从政府立场而论，在战时国内的舆论，务要求其一致：一致的拥护政府的一切政策，一切主张，及其一切的行动，否则战事就无胜利的希望，因为舆论对于民气、士气是有莫大的关系。所以在战争的时候或甚至在未宣战以前，一个有力量的政府必定努力去统治舆论，操纵舆论，使其能一致作政府的后盾。”21在国家利益的旗帜下，公共舆论必须与国家的声音保持一致，公共舆论的功用在梁的逻辑里就成了激励士气鼓舞民气的工具，在价值层面绝对不应该与国家宣传、政府观点出现龃龉。
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界的自由气息和反抗意识，三十年代的中国自由知识界主体基本上已经认同了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更多的是主张对现有政治社会进行体制内的改造，因此出于公共舆论可能导致混乱局面的恐惧感，部分知识分子觉得必须全面控制和操纵舆论，以服从国家利益的需要，一元化的要求超过了对多元化的认同，而自身参与制造舆论的历史传统更让他们对此有深切的认识。根据台湾学者张玉法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闻与言论的研究（1915-1923），这个时期“报纸的言论较为务实，即配合新闻的发展；期刊的言论，比较形而上，即谋求基本的改造。大体而言，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价值的言论，都是超乎法律的、超乎社会秩序的，主要因为当时的法律与社会秩序，已不能应合社会的需要。当时报刊的言论，除了在威胁利诱下变节的，或因政治党派利益有所偏颇的以外，最有价值的还是勇于批评时政的、勇于激励国民的、勇于引介新思潮的、勇于批判旧传统的。”22
由此可见，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对于公共舆论的叙述出现了两条分歧的线索，一条是充分地肯定公共舆论在社会担当和理性沟通方面的价值，认为是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有效形式，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对政府形成批判性的讨论，从而有机地构成了批判性公共领域的内在构造。1937年4月18日，《独立评论》在停刊四个月多后重新印行，著名政论家张佛泉在复刊的第230号上发表的文章《我们为什么要说长道短》就集中地阐述了公共舆论对政府的这种批判性的辅助功能及其必要性，他说：“执政的人，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全正如我们常人一样，同是不能脱去弱点的。他们有时眼光不够，认识不足，判断不正确，有时不能克服惰性，不能抵抗自私的诱惑。所以凡是施政方针、执行的方法，以及大小规模的、正常的及变象的贪污，都须受公共批评的督促。公共批评在这种情形下，是补充的、修改的、纠正的、迫人向上的力量。全国人如都噤若寒蝉，那便是蔽聪塞明的办法，耳目既已蔽塞，多聪明的，亦必成一个聋子，一个瞽者。”23也就是说，公共舆论的主要对象就是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之所以它们需要舆论就因为无论从“知性”与“德性”来说，舆论都是非常重要的补充和监督。另一条线索基本上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待公共舆论，认为公共舆论所反映的无非是无知的大众的一些情绪性泡沫而已，没有理性建构的价值，应该被政府严格地规训在一定范围之内，以免影响国家利益的实现，当然政府也可以通过公共舆论的社会心理功能来有效地刺激民众的士气。但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反映了现代中国公共舆论观念的精英意识和启蒙心态。前者是因为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而得到认肯，后者则因为是反映了无知的庸众的情绪而被否定（知识分子当然例外），殊途同归，我们可以看到公共舆论在形态上似乎表现为两极性的偏理性的知识分子话语和偏感性的民众话语，但是其最终功用都是指向救亡，而不是试图通过公共舆论的建构过程让民众积极参与，让民众自己获得自由思考和生活的能力，启蒙者的话语和行为反而遮蔽了被启蒙者根本的诉求。
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公共舆论的自我理解并不是单一的自我肯定，也有充满反思的自我批判。早在1918年，《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在其编辑的杂志上发表《言论势力失坠之原因》，全面检讨公共舆论在社会失效的症结，他的反思正好切中了启蒙者自以为是的“软肋”。他说：“近今言论家，惩于国民之奄忽无生气，故其立论惯取刺戟之口吻。亡国灭种，视为常谈；奴隶牛马，时发警告。甚或一平常之事，而亦推类至尽，谓其结果必将如何如何。此种论调，在言者本心，不过欲人闻而警惧，亟求所以挽救之方，且就事理而论，亦为势所必至，而非故作张皇。然群众心理，每从事后以验得失，苟其后事实不尽如其所言，则将疑言论家之好为虚诞，他日即欲有所鼓励，而亦鲜有应之者矣。”24这段话主要是批评言论家之热中于夸大其辞，虚张声势，而导致公共舆论品质的缺乏保证。杜对言论家的精英意识的批评更是切中肯綮：“言论家则往往不暇审择，每有陈述，辄不免称崇他人，贬抑自己，以国民知识为愚蒙，以人民程度为低下，其极端偏畸者，则谓中国事事物物均不如人，几欲尽弃其固有之文化，效法欧美，而极端激烈者，则又发为愤嫉之词，好作牢愁之语，对于国民及国政，动则肆其指摘与诟病，虽怵于外围之压迫，痛于时局之凌夷，忧心忡忡不能自已；然而国人闻之，有不能表示满意者矣。”25言论家以一种高调的姿态俯视芸芸众生，在自我与民众之间人为地设置一道知识的鸿沟，却并没有真正扎实的理解这个社会，而以一种认真的态度建构公共舆论。这在杜亚泉看来才是导致公共舆论在民众和社会层面丧失广泛的影响力的根源。
（本文刊于《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1 唐小兵、田波澜：《现代中国报刊的涌现与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变迁》，《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104页。
2 张灏：《转型时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性》，《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
3 近年来国内史学界以公共舆论为关键词展开的这种类型研究主要有：刘增合：《试论晚清时期公共舆论的扩张——立足于大众媒介的考察》，《江海学刊》1999年第2期；李里峰：《汪康年与近代报刊舆论》，《学术研究》2001年第7期，方平：《从〈苏报〉看清季公众舆论的生成与表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4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许纪霖教授曾在上海《史林》杂志撰文着重探讨了公共舆论的自我理解这一问题，他主要是从近代上海公共领域的变迁史的角度切入，围绕“公众”、“批判性”、“公共性与公共利益”等维度进行了历史的思考，笔者试图从对北平、天津等地的学者、报人等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集中地阐述这一话题。详见：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年第2期。
5 胡政之：《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二期，1934年1月1日。
6 韦伯：《韦伯作品集》第一辑《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0页。
7 孟森：《论士大夫》，《独立评论》第十二号，1932 年8 月7日。
8 胡政之：《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二期，1934年1月1日。
9 吴景超：《舆论在中国何以不发达》，《独立评论》第八十七号，1934年 1 月 28 日。
10 吴景超：《舆论在中国何以不发达》，《独立评论》第八十七号，1934年 1 月 28 日
11 吴景超：《舆论在中国何以不发达》，《独立评论》第八十七号，1934年 1 月 28 日
12 吴景超：《舆论在中国何以不发达》，《独立评论》第八十七号，1934年 1 月 28 日
13 陶孟和：《关于中国的新闻纸》，《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十四期，1934年4月9日。
14 胡政之：《作报与看报》，《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一期，1935 年 1 月1 日。
15 胡政之：《作报与看报》，《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一期，1935 年 1 月1 日。
16 君达：《舆论》，《独立评论》第二十四号，1932年10 月 30 日。
17 君达：《舆论》，《独立评论》第二十四号，1932年10 月 30 日。
18 事实上，当时《独立评论》就已经有关于专家政治方面的讨论文章，如陈之迈的《专家与政治》一文。见《独立评论》第一二六号，1934年11 月 11 日。
19 邓丽兰曾集中讨论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三十年代的“专家政治论”，参见：邓丽兰：《南京政府时期的专家政治论：思潮与实践》，《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20 君达：《舆论》，《独立评论》第二十四号，1932年 10 月 30 日。
21 梁士纯：《战时的舆论及其统制》，《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二十四期。1936年6月22日。
22 张玉法：《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闻与言论，1915-192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1994年6月。
23 张佛泉：《我们为什么要说长道短》，《独立评论》10卷230号，1937年4月18日。
24 杜亚泉：《言论势力失坠之原因》，《东方杂志》15卷12号，1918年12月。
25 杜亚泉：《言论势力失坠之原因》，《东方杂志》15卷12号，191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