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每每去探望您，或是寓所，或是病房，总见那儿，高朋满座，谈笑风生。就像一个强大的磁场，不分男女，不论老小，不言内外，谁都愿意在您这儿坐一坐，聊一聊，收获一种心情，收获一种荣誉，收获一种宁静。这一道风景，在公元2008年5月9日22时40分消逝了：筑起这道风景的主人——您，王元化先生，令人痛惜地远行了。
记得是2005年的夏天，您住院后回来，我去看你。到了那儿，已有一拨人在“高谈阔论”了。我坐下来，静静听你们谈。看来，你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你不断翻书，寻找依据，证明自己，也在说服对方 。你是一个热烈而又理智的人。对什么事情都很关心，又喜欢“刨根问底”，说出自己的观点。你的这些朋友中，有许多原来是你的“不同政见者”，正是在这样的“论战”中，你们相互被对方吸引，成为挚友、诤友。一会儿，门铃响起，又来了一拨人。记得有季风书园的老总。没多久，复旦历史系的周振鹤等人来了。又一会儿，门外又站了一批人。从我进来，不到两个小时中，来了6拨人。您一直兴致高扬，不断擦着汗，招呼每一个人。偌大的会客室，挤得满满的。这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还有一次去看您，也特别有意思。我到了那儿后，不一会儿上海图书馆党委书记邵敏华来了。再一会儿，馆长吴建中来了。又一会儿副书记王世伟来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笑了。大家你问我，我问你，都说：早知道你要来，一齐来了。他们没有相约，正好那天馆内没有会议，于是都跑到您这儿了。这就是您的魅力！其实，他们都“各怀心事”，有事相求。比如，邵书记关心的是盛宣怀档案的整理和出版事宜；吴馆长想请教的是关于世博会的事；王副书记是关于一本书稿的事。
去年12月1日去看您，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许纪霖也在。这时候，您的癌细胞已经转移，病情很重了。可是，躺在床上的您，依旧笑容灿然，看不出一点痛苦。许先生说起学校的一些事情，比如评教授级别，有官位的先评，而且级别评的高；比如，他劝一些学生静下心来做学问，学生回答他先要出名，出了名发表东西就方便了等等。先生，您听了后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我们那时候不是这样，重视学术本身。没有一个当官的先为自己评个什么职称。冯友兰50年代被批判时是4级教授，后来问题解决了，马上恢复到一级。现在人人都在争官做，人的奴性越来越严重。”那天，您对文坛上有点热闹的人和事，还谈了许多观点。您说：“一个人太热闹了，这个人也就完了。”您还说：“现在，机械主义泛滥，害死人。网络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会思索，失去记忆，如此下去人类思维将衰退，很可怕。”您对文坛上的两位重量级人物，点名作了批评，用了“糟糕”这个词。让我震撼的是：您说您已经托人把原话捎给当事人了。这就是您的磊落，也是让人感动和尊敬的地方。记得当年，组织上只要您承认，“胡风案”属于反革命性质，你个人问题就可作内部矛盾处理。可是，你偏偏不承认，认为说胡风是反革命的依据不足。结果，您被扣上“胡风骨干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行政降6级。
走出病房，许纪霖先生对我说：“老先生今天兴奋了。他是个明白人，不会不清楚自己的病。但是，他思维依然敏锐，记忆力特别好。只有在不断思索中，在和大家的交流中，他的生命才能延续。”我赞成他的说法。您不止一次对我说，您的学术生命结束时，您的生命也就结束了。我的手上有一封您在2008年3月26日给日本学者同齐仁的回信。您在信中说：“我现在躺在医院里，已经有5个多月了，什么都不能干了，我说自己已经由一个精神人变成为一个生物人。但是，我是一个唯精神主义者。这样的生活实在过不惯，只能隐忍以赴之。我觉得我在治学方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热爱我的工作，像热爱我的生命一样。”这也许是您生命中写给友人的最后一封信了。不长的信，却将您的心情，也是一种境界，表述得明明白白。
您在清华校园度过欢乐的童年，18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您是公认的“党内布尔什维克。”您在走出“反右”和“文革”的深渊以后，您就把您全部交给了您所热爱的国家和人民。多年来，不止是我，您的学生，您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会感觉到您内心的急迫。百废待兴啊。您感到，走出坎坷，还会有坎坷，国家发展应该走上理性之路。在80年代以前，您的建树主要在古今文学理论上。《文心雕龙创作论》，是您20年研究的结晶。这部书自1979年出版以来，没有出现可以与之比肩的同类书稿。但是，您把您的研究方向转入更为宽阔的思想史和文艺评论上。这样的转变，究其缘由，我以为是您身上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文人气。您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有一种自觉为知识分子的公共声音，即公共关怀。可以是对身边事的主动的知情和热心的参与，也可以是关于文明与发展，知识与文化等大问题的省思。”《文学沉思录》、《思辨短简》、《思辨随笔》、《清园近思录》……从1983年起，您把一本本“思辨”书稿，推到读者眼前，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钱钟书、余英时等大家在给您的书信中，都用了同一个词赞许：“博雅”。
在“反思”的同时，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文化建设”上。这种心情，在近几年显得特别迫切。记不清是哪一天，我去看您，没多久，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市委宣传部部长王仲伟来了。他们是来和您商议整理、编纂、出版盛宣怀档案事宜的，并邀您出任编纂委员会主任，说是众望所归，大家都盼着的。您答应了。这项功德无量的建设性文化项目，就是在您和胡绳、顾廷龙等先生的多次呼吁下，才实施起来的。17.8万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中国近代经济史、近代实业思想史等等，都可窥知一斑。《古文字诂林》、《李济文集》、《先秦诸子集释丛书》、《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中国家谱总目》、《宋令要辑稿》、《吴观礼军政洋务书札》等一些上海已经出版或正在编纂的学术价值很高的书籍，都是在您的或提议，或呼吁，或引荐，或组织，或领衔下，立项和出版的。
没有想到，4月中旬的一天，我去看您，竟然是诀别。这天，您一早起来，就埋头校阅一份与旅美学者林毓生的对话录。有五六千字哪，您又是读，又是改，忙活了二三个小时。医生早就发布了您病危的通知，您还是如此地不顾及自己。这会儿，您躺在床上，也没闲着，听人读一封友人来信。护士来为您输液，也许是累，也许是病，不一会儿，您迷迷糊糊睡着了。这时，坐在一旁的我，却看到您的嘴在动，凑近一听，您在说话呢。我听得清清楚楚，一旁的人也听得明明白白，您说的是：“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呢。”不由的，我们相互望了一眼，谁也没说什么，心却被震住了。
生命的快乐在于工作。真的，您还有很多事要做呢。您走得坦然吗？不。9号那天，清醒时，你问几点了？姐姐来了吗？姐姐走时，你关照：明天再来。谁曾想到，从此，你们姐弟天各一方。您校改的与林毓生的谈话下篇，还没有刊出来，清醒时，你不断问着，为什么呀？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商议多次的以您的名字命名的学馆，还没有划上句号。您并不在乎是否以您的名字建一个馆，而在乎多了一个人文研究基地。您在生命的最后一封信，即给同齐仁的信中，还表示，您还需努力，把想法表述得清楚一点，让更多人理解……唉，学术界一位大师级人物，又远去了。唉，消逝了，由先生——您筑起的这道独特的景致。不，它没有，也不会，它永驻于每一个学子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