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南风窗
王元化先生去世了。
去世前一个月，先生在病床上与人聊天：“如果说我的一生有什么一贯的东西，那么这就是反思。”先生的“反思”，首先是指对自己思想进行反省检讨。
在《我的三次反思》中，先生自述这三次反思分别发生于抗战时期40年代，新中国的50年代，以及上世纪末90年代以来。其时先生分别是20岁青年，三四十岁壮年，七八十岁老年。
青年时代的“脱胎换骨”
先生对第一次反思有一段简要概括：
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举例来说，1939年我写的《鲁迅与尼采》一文，发表后有较大影响（甚至至今还有人提到它）。但我坦率地说，那时我并没有读过多少尼采著作，我的许多看法大多袭自苏联一本论尼采的著作。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大后方传来了一股学习古典名著的热潮，孤岛也受到了影响。阅读名作，座谈心得，一时蔚然成风。我在读中学时热爱鲁迅，这使我的思想有了一点基础，所以在40年代读名著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不过，我纵然明白了自己思想中的问题，倘要克服，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直到沦陷区时代即将结束，时间已过去了三四年，我才取得一些进展。当我把我写的一篇小说《舅爷爷》和评论曹禺改编《家》的文章给一位朋友看时，这位朋友禁不住说：“真的脱胎换骨了。”这时我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我们在文艺思想上则主张回到马恩的原初理论上去。
当时先生才20岁不到，这个年龄正是敏感并乐意接受新思想的阶段。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堪卒读的“苏联文艺理论”，在当时却是新颖而未必没有思想魅力的对象。这一对象的合理因素至少在于抗日战争背景，因为该理论的逻辑指向和在中国语境中的现实目标，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先生以少年之龄加入共产党并写出有“较大影响”的文章，既表现了英俊勇气，也显示出不一般的文思才气。
这次反思是以左翼范围中的合理思想资源来识别和屏弃偏颇因素。反思的结果是，在认识到必须尊重艺术性的同时，先生与批评他的友人满涛都认为，“我们在文艺思想上则主张回到马恩的原初理论上去。”
第一次反思的特点是，它几乎自然发生，不仅没有挫折激发，而且是在文章成功发表并产生影响以后。满涛的批评之所以引起先生“激烈争辩”，部分原因在于先生当时真心认同并曾役心苦练的创作方法受到质疑。一旦意识到它有缺陷而想纠正之，对于先生这样有才思者来说，也是需要花费“三四年”后才有收获。
胡风案后的“大欢乐”
第二次反思发生于1955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被抄家后隔离审查的时期。先生用“大震荡”、“灵魂的拷问”、“精神危机”等形容当时的恐惧感。
据有关文章记载，先生受牵连的起因是，当时公布的“胡风反革命材料”中涉及他们之间有过通信往来，而凡有信件公布者，一律立即沦为审查对象。我早就听说先生有这段经历，却迄今没有认真研读当时的背景材料，为此一直隐隐惭愧。但是，当我后来读到作家李子云介绍先生这段经历的文章时，我感到背景材料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李子云文章回忆，她在宣传部文艺处听说，周扬提出，只要王元化承认胡风是个反革命分子，就可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王元化认为这个结论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予以拒绝。”李子云发出感慨：“领导曾给了他逃出‘阶级敌人’厄运的机会，他居然不接受。结果他是戴上‘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出来的。许多人为之惋惜，我则为之惊讶！这是什么样的骨气！这种傲骨真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悲壮！我不由得修正了过去对他的成见。我开始悟到不能以某些浮面的表现来论人。他身上的‘骄横’之气，并非无端的自负，其实包容着一副不屈的傲骨。人是需要骨气的，这样才能在突发的灾难面前保持住起码的尊严。”（钱钢《一切诚念终将相遇——解读王元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94页）
我由此理解了先生第二次反思中的那句关键语：“过去长期被我信奉为美好的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轰毁，变得空荡荡了。”
与第一次在思想方法、创作方法层面的反思不同，这次反思是缘起于心中美好神圣的东西的毁灭感。然后先生并没有被“轰毁”击倒不起，而是竭力尝试着站起来，沉下心，思考追问为什么。“在这场危机中，已形成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都需要重新去再认识、再估价。这就是我在隔离审查时期发生反思的由来。”先生在隔离期间沉下心的方法是读书，而所读的居然全部是“马克思”系列的书：
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
那个年代，会有几人像先生这样读书呢？为什么如此认真刻苦执著读书的人，并且是读马克思系列原著的人，却是被隔离关押者？然而对我来说更切实的问题是：如果不读先生之所读，走进他的思想是可能的吗？即便像先生那样读书，如果没有“轰毁”的经历，会有同样的思考和心得吗？进而言之，即便是与先生有类似经历者，没有下过类似的读书工夫，思考同样的问题不会有差别吗？
先生读书是为了反思自己的问题，他通过读书而解答了自己的疑问。这次读书反思的收获，先生直接总结列举的至少有八个方面，其中最后一项是：
认识到在反胡风斗争中，对“人格力量”、“人的尊严”、“艺术良心”等等进行批判是一种极左思潮，与马恩观点并不相侔，甚至与列宁斯大林的观点也有不同。
从这一条简要概括足以可见，先生的读书、思考、反思，与他对人的“尊严”和“良心”的关注是不可分隔。这次反思的收获不仅是思想，而且有“大欢乐”：
过去那些灌输在头脑中的既定观念，在不得不遵守体制所规定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路向的时代，虽然也产生某些质疑，但我没有力量去揭示它们的错误，如今我在自己精神危机的时刻顾忌皆去，解决了这些思想问题，真使我感到是一场大的解放。我万万没有想到在我丧失身体自由的环境中，却享受到了思想自由的大欢乐。
“大欢乐”是来自于“思想自由”，那么，后者对于先生就是个欢乐攸关的关键词。先生晚年被一些论者归为“自由主义”，但是他本人说过（在病床上）不喜欢“贴标签”的归类。我想，一个思想者是否经历过“精神危机”，对于理解“思想自由”不会没有差别。在隔离中沉思“自由”，与在书写中享受“自由”，两者内涵分量也肯定不同。在先生历年来的著述中，“自由”一词出现的频率并不很多。也许这意味着，先生是那种衷心向往自由，却不愿轻言“自由”的思想者。
欲说还休之“痛”
第三次反思跨越整个90年代，影响远远超过前两次，学界因此有“王元化90年代反思”之说。前面我们看到，第一次反思的结论是“在文艺思想上主张回到马恩的原初理论上去。”第二次反思的特点是，通过研究马恩原著而思考问题，从“精神危机”中解脱出来。这两次反思的对象都不涉及通常认为的马克思学说基本原理。而在某种意义上，第三次反思突破了这个禁区。比如关于唯物论的客观规律问题：
过去我一直认为规律的存在是不言自明的，而理论的工作就在于探寻规律也是不容置疑的……实际上，我们在宇宙万物中所认识的规律是微乎其微的。不错，在人类继续发展和知识不断更新积累的情况下，人可能掌握更多的规律。但是宇宙万物是不是都具有规律性，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先生反思“规律”一方面是出于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另一方面也与他强烈的人文关怀密切关联，后者可能是更为根本的。因为“规律”需要人的理性来认识，肯定“规律”意味着肯定人的理性的认识能力。因此，与反思“规律”相呼应的是对“理性”的反思。先生自述，他过去一直认为，“人的力量，理性的力量是可以扫除一切迷狂，无坚不摧的”，这种崇拜“理性”的观念，曾经把50年代隔离时期的先生从精神危机中拯救出来。那时先生一次次地从黑格尔的“人的精神的伟大力量是不可低估和小视的”那段话里汲取力量，并且“每次都会感到心情激荡”——“理性”可能曾经是先生最心爱的观念。然而当认识到这种看法也有重大缺陷甚至隐藏危险时，先生对它忍痛割爱了：
因为，这种对理想的信念有可能导致以为人的认识可以达到“终极真理”。而一旦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就成了独断论者，认为反对自己的人，就是反对真理的异端，于是就将这种人视为敌人。结果只能是：不把他们消灭，就将他们改造成符合自己观念的那样的人。
可见，先生反思“理性”不是出于纯粹学术思辨，而隐含着对人的命运的忧患与警惕。他忧患的是，“理性”可能导致把人视为“异端”、“敌人”；他警惕的是，防止曾经发生过的那种“改造”、“消灭”。
先生写道：“第三次反思是发生在一次大的政治风波以后”，“是在痛定之痛之后要探寻”。那段时期后我赴学海外，远隔大陆，却从先生多次来信中明显感觉到一种欲说还休的“痛”。
先生在这次“痛定思痛”后的反思焦点是激进主义，如果说引起过争议的话，焦点也主要在此。激进主义指一种社会性急躁情绪，它容易导致趋向极端的偏颇。先生认为，“五四”以及其他类似的大事件，都带有这种激进的偏颇。由于这次反思所涉及领域广大和问题重大，因此有争议是极其自然，没有争议才是奇怪。
我现在想到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反思是由先生提出？这样追问时，我想到先生的性格。晓明《王元化画传》中有“楚蛮”专节。其中介绍，东汉杨雄以“风飚以悍，气锐以刚”来说明楚人性格。先生父系楚人，父亲维周先生为人正直，淡泊名利，但也遗传了楚人的暴烈脾气。先生本人也为自己类似性格苦恼：“我有楚蛮血液，这是不好甚至可怕的，但是我很难克服。”如果说楚蛮性格是容易急躁激进，那么先生反思激进主义，与他对自己遗传的楚蛮血液的看法并非没有关系。先生对师母张可性格的评价可以印证，因为一个具有“楚蛮”性格的人，在特殊年代尤其需要与“楚蛮”相反而能够容忍的性格。而先生深情写道：
“张可心里似乎从来不懂得恨。”“我没有一次看见她用疾言厉色的态度对人，也没有一次听她用强烈的字眼说话。她总是那样温良、谦虚、宽厚。”“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无穷的伤害，她都默默忍受了。”“她始终没有使我会受到刺激的任何情绪的流露。”
一个如此需要温良性格者的人，一个如此感谢和推崇温良性格者的人，一个因为有善于忍受的性格的亲人而长期避免了种种刺激的人，对自身“楚蛮”性格的弱点肯定是清醒和警惕的，对他人的类似“楚蛮”性格肯定也怀抱忧虑和告诫愿望，因而很容易联系与发现激进主义与“楚蛮”性格的相通处，因而也很难对激进主义无条件认同而不予质疑。先生写道：
那些号称坚持“继承五四”的人以为通过诅咒和漫骂就可以把我击倒，但辩论靠的是真理，而不是蛮横……今之学人多喜酷评，以詈骂为高，这是令人叹息的。
在这段简短文字中，我读出的不仅是对激进主义的批评，也包含对“楚蛮”弱点的哀怨。先生批评激进主义，包含着对自己血脉所属的楚蛮性格的批评；先生使用“令人叹息”一词，其中是否爱恨交加？反思激进主义之所以是先生首先提出，原因之一是否也在于，先生对自己身上遗传的楚蛮血液“不好甚至可怕”一面的深切长期的体验？
也许阿Q精神与楚蛮性格都是“国民性”的组成因素，只不过在不同时代和地区，其强弱多寡的组合有所变化，有所不同。中医理论是阴盛补之以阳，阳盛泻之以阴。由此，先生基于楚蛮性格之体验的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在当代或可谓是有针对性、有历史深度、有文化认同的发现。
先生以三次反思概括自己一生思想历程，三次反思的对象都是自己役过心力、浸染爱恨的观念。先生的每次反思都对自己的“偏颇”有所否定，这种否定不仅发自真诚，更经历了创痛。
先生生前学界对他的一个著名评价是“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多年来我一直深以为然。但是他去世后的这几天，我突然感到这个概括还不惬意。他的思想是基于德性和德行，他的德性和德行是经历反思。因此我更倾向于用“有德行的思想，有思想的德行”来表达最近几天对老师的新认识。
先生离开我们了。
老师，那天深夜我在您病床下看到一双布质拖鞋，这双鞋是我为你去买的，这双鞋你已经穿过，我想把它带回家。
写于先生追悼会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