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煽动性
在性革命的符号之下，形式改造成为革命的本质，无意识成为历史的主体。解放作为社会现实之“诗歌”原则的原始过程，解放作为使用价值的无意识，这就是在身体的口号之下得以具体化的想象。性和身体能够承受所有这些希望，因为在用来掩盖“历史”社会的任何秩序的压抑之下，性和身体已经成为根本否定性的隐喻。他们想把这些隐喻转变成革命事实。错误：站在身体的一边是一个陷阱。我们不能站在原始过程的一边，这仍然是一个次要幻觉。
身体充其量而且是在理论上将永远是多价性的：客体和反客体——跨越和废除声称要统一身体的各个学科；场所和非场所——作为主体的非场所的无意识场所，等等。甚至在把身体分割成解剖的身体和色情的身体时，当代精神分析学（Leclaire ）也仍然以身体之名把欲望运动置于法律的统治之下。永远是身体，因为没有词语能表达这个非场所：最好的毫无疑问仍然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尚未指定位置或尚未占据位置的东西：被压抑的东西。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遗传下来的词带来的诸多危险。身体由于永远处于被压抑状态而被赋予了破坏特权，现在，在解放身体的过程中，这个特权已经到达终点 （不完全由于解升华机制的压抑政治；精神分析学也促进了性和身体的官方化：这里，我们再次发现，性和身体错综复杂的混合是主体作为过程、劳动以及在概念与价值秩序中历史之到来的关键事件）。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正在“解放”的这个身体是否并不永远否定旧的被压抑身体的象征潜力，“每个人都在谈论的”这个身体恰恰不是言说身体的反面？在当下系统中，作为原始过程之场所的身体与作为次要过程的身体形成对比：色情的使用和交换价值，价值符号之下的理性化。受欲望威胁的进步的身体与半技术的、结构的身体形成对比，后者由于裸露而富有戏剧性，由于运作性征而被功能化。
性解放和“压抑性解升华机制”的第二身体只被设在爱欲的符号之下。存在着与性和纯粹的爱欲原则的一种混淆，就是说，用以前刻写的死亡本能让一个抵消另一个。于是，快乐原则被确定为“被解放了的”主体性的理性，主体的一种“新的政治经济”。“爱洛斯用他自己的术语重新定义了理性。满足的秩序是靠合理性维持的”（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London: Sphere, 1970], p.1970）。从现在起，“被解放了的主体性”已经无力在实施爱欲的过程中把自身刻写为肯定性了，快乐原则也仅仅成为作为满足模式的力比度的物化。这里涉及一种新理性，为主体走向一个无限的终极性铺垫了道路，因此，在性的“逐渐升级”和不确定的社会发展图式以及与生产力的“解放”之间，已不再存有任何差异，二者都依据相同的运动进化，都由于不可挽回的死亡本能的流动而注定失败。它们本以为它们能够用魔法驱逐死亡本能的。
在爱欲的符号之下组织的身体代表着政治经济比较进步的一个阶段。这里，重新吸收象征交换就像政治经济的阶级系统中人类劳动的异化一样根本。如果马克思描写的是劳动力的异化和商品逻辑必然导致意识物化的历史阶段，那么，我们今天就可以说，把身体（以及所有象征领域）写入符号的逻辑就必然伴随一种无意识的物化。
裸露非但没有割断欲望，反而等同于欲望，成为欲望的舞台表现。裸露非但没有割断身体，反而使身体成为性的能指和性的等同物。裸露不是分化性征的多价性，反而在男性与女性的结构综合中成为这种多价性的等同物！性别的二元垄断是差异的蓝本。从结构上，力比度被一分为二，成为死亡本能的简化等同物。这样，裸露、性、无意识等非但没有开拓更深的差异，反而以换喻方式相互连接起来，组成代表性等价物的星群，以便一个术语一个术语地定义作为价值的性的话语。这与心理-形而上学中的运作没什么两样，在这种形而上学中，作为理想指涉物的主体实际上只是流通，是受到意识、意志、表征等术语干扰的一种换喻交换。
寓言
——那么，最后为什么是这两种性别呢？
——你在抱怨什么？你是想要12种，还是一种？
一部现代小说
边缘还可以再宽些：性别的数量为什么不是零或无限数？总数在这里是一个荒谬的问题（而我们却可以符合逻辑地问“为什么每只手不是六根手指？”）。之所以荒谬，是因为性征化恰恰是隔断每一个主体的隔板，使“一”或“几个”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二”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二”已经是一个总数了（此外，上面的对话也是基于“二”这个数字运作的）。现在，激进地理解的性不可能接近总数的阶段，也不可能接近一个可计算的阶段：它是一种差异，而且是差异的两“面”；它们不是术语，不能被加在一起，也不能成为一个系列的组成部分，是不能以单位计算的。
对比之下，对话在强加的双性（男性/女性）模式的语境中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把性当作在结构上两个对立的术语。这段荒唐的话受到了数字排列的局限，即把性当作积累，这是在把男性和女性作为双性结构的全部术语时暗示出来的。
这样，性的多义性就被简约为双义（性的两极及其性角色）。今天，当双义正在经历“性革命”的形变时，在我们看到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正在模糊的地方，性的多价性被简约为单性的歧义。
与性原则的隐喻相对立。
今天，由于弗洛伊德照亮了我们的道路，我们熟悉，而且太熟悉，如何识别特定社会实践、伦理或政治背后对冲动过程的升华和二度理性化。依据压抑和幻影决定为每一个话语解码已经成为一种文化陋习。
然而，这是唯一正确的：它们现在只是术语，而无意识只不过是一种指涉的语言。性话语也完全是幻影了，因为性本身，过去对道德和社会神话的批评简约，在对社会关系进行总体的象征解构的层面上，也成了对某一问题加以理性化的模式，对性歧视话语的检验也被长期安全地储备起来。今天，星期日报纸很容易把许多妇女的脆弱归咎于她们对父亲的过分依赖，她们通过禁止快乐而惩罚自己：这一精神分析的“事实”现已成为文化和社会理性化的一部分（因而成为分析疗法中越来越行不通的死胡同）。
性或分析的阐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它也会成为一个明显事实的幻影，因此很快成为革命的主题。这就是今天发生的一切——革命与精神分析学的碰撞产生于相同的想象和相同的曲解，即把精神分析作为“资产阶级”的复兴；二者都产生于把性和无意识作为决定性代理的刻写，就是说，它们向理性因果律的简化。
从某一代理的名字被理性化的时刻起，当性被升华和理性化为政治、社会和道德，当象征受到审查因而被升华为主导的性言语(parole)之时，神秘化便产生了。
庄子的庖丁解牛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款因其固然，枝经肯綮之未尝微碍，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析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闻，而刀刃内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闻，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除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其微，謋然已解，牛不知其死，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庄子《养生主》）
绝妙的分析，天才的操作，超越了圆满的、实质的、不透明的客体视觉（“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从解剖的角度把身体看作骨骼、肉体和器官，由外在表征统一起来的完整大厦。这是普通庖丁所解的身体，残忍地用力割裂的身体，尽最大努力以便识别那片空白，以及表现身体的那片空白的结构（“批大郤导大款”）。庄子的庖刀是一个实体，却又不是一个实体，它本身就是空白（“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除地矣”）。因此，与分析精神相融合的庖刀并非在牛群的空间里运作，那是感觉和视觉所验证的，而是依据节奏和间隙的内在逻辑。如果说庖刀不老的话，那是因为它并不是要战胜一个具有骨肉密度的物质——那是因为纯粹差异作用于差异——以便解开一个身体（一种实际运作），这个身体，如我们清楚地看到的，取决于象征性经济，它既不是“客观”知识，也不是力量关系，而是一个交换结构：被交换的是庖刀和身体，庖刀表现了身体所缺失的，因而根据它自身节奏解构了它。
这庖刀也是勒克莱尔的文字。后者根据欲望逻辑从色情角度把身体的一个特殊场所加以分化。一个被动的、严重损耗的和“无用的”象征性刻写，文字由于其精细的线索肢解了解剖学上的身体，在身体所表现的空白中运作。这取代了穷苦庖丁的完整话语，那种话语只根据物质证据进行纯粹解剖式的切割。
继庖丁解牛千年之后，李希藤伯格的刀以其逻辑悖论（没有刀刃、丢掉一个把手的刀）确立了缺场的法勒斯的象征结构，而不是完整的法勒斯及其奇异（幻影）的证据。刀并不作用于身体；它消解身体，认真地、梦幻般地环绕着身体（自由漂流地注意：“我屏住呼吸，眼睛注视着，慢慢地工作着”），变换着字母的顺序，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术语接一个术语地进行，不是像功能句法用一条线把词语串联起来那样，把一个器官与另一个器官相并置和连接：糟糕的庖丁和意义语言学家就是这样运作的。这里，意义的线索则完全不同：它切开了显在的身体，追踪身体之下的身体，就像回文构词法一样，追踪第一个词或躯体的消失和消解，其秘密是另一种表达，不是在话语之下、追寻萦绕文本的某个不在场的东西（名称，公式）的表达。无视解剖式身体的，庖刀所描写和消解的，正是身体的这个公式。毫无疑问，符号的效应，它在原始社会中的象征效应，决不是“魔幻的”，而与这种极端准确的回文式消解的劳动密切相关。于是就有了色情身体的建筑，它仅仅是一个公式的回文式表达，这个公式“在没有出现时就丢失了”，它的欲望线索改造了断裂的综合，这是它未予言表而重新加以追溯的那种综合：根据庄子庖丁解牛的音乐节奏，在身体的神秘消失中，在诗歌的回文式消失中，欲望本身只不过是能指的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