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除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43]
比较张、杨原提之八项条件，可知新的六条只放弃了“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的要求，原八条中第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四条已合并为“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一条。原八条中第二条（停止一切内战），则根据现实情况修改为“停战，撤兵至潼关外”。原八条中第八条关于召开救国会议者没有变化。而原八条中之第七条（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则扩充为两条，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和“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特别是这后一条，不仅是对蒋介石既定国策的根本否定，而且它清楚地表明了张学良、杨虎城决心与中共同进退的坚定态度。换言之，上述六项条件除了在比较敏感的国民党领导地位问题上，即在改组南京政府的形式问题上较之原来的八项条件略有退让外，总的要求不是比八条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那种所谓事变进行到最后阶段时，张、杨方面几乎放弃了前此的条件，或者全面妥协的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直接的谈判对手是本来就指望借助西安事变实现其政治抱负的宋子文，张学良等所提条件的激进，似乎也并没有对谈判的进行构成多少障碍。据周报告说：在23日开始的谈判中，宋子文对改组政府问题格外热心，一上来就提议：
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傲、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赵戴文……长内政，严重或胡宗南长军政，陈季良或沈鸿烈长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铁路，朱家骅或俞飞鹏长交通，卢作孚长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教育。[44]
没有人知道蒋介石究竟允许宋子文在谈判问题上走多远，可以断言的只是，宋子文这时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过分乐观的情绪深深感染了他的谈判对手，因而或多或少地造成了某些假象。改组政府的问题已经谈到如此程度，难道其他问题还不容易解决吗？相信宋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蒋的妥协，使张学良多少有些喜出望外。宋子文大谈改组政府的具体构想及人事安排，更是给人一种“革命”即将大功告成的强烈感觉。张、杨理所当然地要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他们也开始积极就新政府人事问题提出建议，比如提议以邵力子长内政，并且同周恩来一道，力主让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并委杜、沈、章等人为次长。张学良更明确提议，现在即可考虑改编西北红军，照国军待遇，实现合作抗日的问题。讨论中，他们甚至对于是蒋下令撤兵之后即放蒋回京，还是撤走中央军，释放救国会领袖之后再放蒋的问题似乎也不那么特别在意了，尽管他们仍旧坚持蒋介石必须满足他们提出的六项条件，同意拟议中的西北组织“三位一体”的军政委员会和抗日联军组织，但他们看起来似乎毫不担心，确信如今这些要求在蒋介石那里都不会成为问题。一切障碍都因蒋介石的“暗示”可以改组政府和宋子文的许诺一风吹了。周恩来更是急忙打电报询问中共中央：“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将)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注即西安方面所提六项条件）”，“你们准备在何种条件下许蒋回京？”[45]这说明，即使是周恩来，这时也已经开始相信，蒋介石很可能会迅速承认六项条件，并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既成事实，释放蒋介石的问题马上就要提上议事日程了。
不过，关于以承认事实上的“三位一体”为释蒋前提的问题，很快也就变得不必要了。23日晚，经过政治局会议的反复讨论，中共中央致电通知西安方面称，为便于争取南京以及其他地方势力，他们希望暂时不要公开西北“三位一体”的军政组织形式。接到这封电报后，张学良、杨虎城很快就通过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在宋子文、宋美龄担保下，蒋如下令停战撤兵，允许回南京后实行我们提出的六项条件（见23日12时电），是否可放蒋回宁？”周同时告诉中共中央说：“张、杨、宋都急望此事速成”。在这里，张学良显然放弃了当日白天谈判中曾提出过的三项前提条件：把“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六项条件）”，要蒋当面允诺，改成了只要两宋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爱国七领袖），改成了只要蒋下令撤兵即可；把要蒋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组织一条根本取消，只要两宋允诺实现六条即可。看来，两宋在谈判过程中充分合作的态度，再加上中共中央的这封电报，促使军人出身的张学良决心不再拘泥于细节。毕竟，和平契机正处于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46]既然蒋夫人和蒋姻亲都已担保蒋定会接受六项条件，还有什么必要纠缠于一些具体的和平形式呢？
24日，蒋就23日宋子文转述西安方面之六项要求，具体“答复张”，保证：
（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
（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
（寅）蒋先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
（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辰）蒋意开国民大会。
（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47]
只要与西安方面前提六条略加对照，即可看出，除西安所提第四条“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一条，蒋改为“释放爱国七领袖”；第五条“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一条，蒋改为“开国民大会”外，其他各条，蒋已一一承诺。
有了蒋的“答复”，25日上午，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顺利地进行了最后的商谈。据周恩来当日报告，根据蒋的“答复”意见，双方“谈判结果”如下：
（子）孔、宋组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队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48]
比较23日蒋“答复”之六条，可知最后谈判的结果与蒋之承诺基本一致。而且，宋子文还主动地把蒋的“开国民大会”，改成了开“各党各派救国会议”，并增加了释放政治犯和共产党公开两条，西安方面的收获可以说超过预想的结果。而上午谈判后，蒋介石更接见了周恩来，在肯定“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解决一切的同时，明确表示欢迎周去南京谈判关于“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的问题。[49]
一切的一切都表明，蒋介石已经承诺接受张学良的各项基本政治主张，只待回南京逐项落实了。至此，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可算得上是大功告成了。
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张学良亦本着“言必信，行必果”的信念，踏上了送蒋返宁，“束身归罪”的道路。即使在南京军委最高军事法庭上，他仍旧慷慨陈词，声称除了违犯纪律、损害领袖尊严外，“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50]其被判刑前夕，还满怀信心地给毛泽东写信道：“弟在此尽力奋斗，虽多困难，尚可顺利，俟二三日把政(改)府(事)做完，几天即回”。[51]即使判刑之后，他仍旧相信此不过蒋为环境所困不得不搞的“官样文章”，因而仍不无自豪地宣称：“‘双十二’事件是我们国家存亡绝续的分野”，“抗日复土的责任，已经加在我们的肩头了!”自信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必会与东北军将士共同奋斗。[52]甚至在最终得知他将再无回陕可能之后，他也还是一度相信：蒋“谅亦必有为难处”，因“委座另嘱，彼决不负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达，但时间问题耳”，故“此事仍有转环办法”。[53]
张学良再没有能够得到自由。但是，事实证明，蒋介石大体上也没有食言。除了改组政府和令中央军离开西北这两点事实上难以实现以外，蒋在西安所承诺的条件也大都陆续得到了落实。内战停止了，联红容共实行了，上海救国会的爱国领袖释放了，召集国民大会的相关法令颁布了，谋求与苏联合作的外交谈判也切实进行了，甚至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同胞期望的对日抗战，也在事变结束半年之后迅速开始了。因此，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张学良虽然身陷囹圄，然而他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2]这样一些说法还可以在蒋鼎文的回忆，李云汉著《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王禹廷著《细说西安事变》等文章和书中找到。
[3]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转见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第2辑，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
[4]转见徐永昌
[5]该信写于
[6]张学良前引文。关于蒋介石不信任东北军的情况，还可以证之于徐永昌的日记。徐日记称，
[7]李云汉前引书，第98，104－105页。
[8]蒋介石前引文。
[9]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53－1054页。
[10]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56－1057页。
[11]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66－1067页。
[12] 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70页。
[13]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73，1075－1077页。
[14]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80－1081页。
[15]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88页。
[16]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89－1090页。
[17]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96－1097页。
[18]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102－1103页。
[19]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55页。
[20]徐永昌
[21]即使是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也多次谈到张再三要蒋接受八项主张的情况。
[22]据《刘鼎札记》称，1936年7月初，张学良曾准备把队伍拉出去，和红军合在一起，放开手干，以免遭蒋介石的暗算。转见张魁堂：《张学良传》，第168—169页。刘鼎在这里回忆的情况基本属实，但时间上差了两个月。详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2章(西北大联合计划)。
[23]见《周恩来致洛、毛、彭电》，
[24]见拙作：《有关张学良加入中共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
[25]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
[26]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
[27]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64—67页。
[28]根据当时曾经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人的回忆，一些研究者向我们描述说：当时“最使张学良烦恼的是苏联的态度”。“张学良原以为发动兵谏是为了抗日，可以取得苏联谅解，尽释中东路事件前嫌，以遂多年联苏的愿望，结果却适得其反。他问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刘答：‘可能他们还不了解情况。’以后苏联连续抨击西安事变，16日，苏联正在广播，张对刘说：‘听见了么？’表情愤懑。张以为他背了比‘九一八’事变时更大的黑锅。苏联的抨击使张学良对中共也有点怀疑。一次，张学良拿着内容载有苏联评论事变的新闻记录下楼，宋黎在楼梯下面给他让路，听见张学良似乎自言自语，说：‘我待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对待我。’”张魁堂前引书，第208页。
[29] 《张学良致毛泽东、周恩来电》，
[30]苏联政府的真实态度应该说是同这里所说的内容相一致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15日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时就明确表示：“我不认为张学良是与日本人直接勾结采取行动的，我更倾向于这种推测：张是受了某些人心怀叵测的恶意唆使”。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48页。
[31]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
[32] 《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
[34] 《李允生给中央的报告》，
[35]照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中所记，宋子文始终是对蒋言听计从，从未有过任何个人见解的，劝蒋让步之说更毫无谈起。
[36]蒋介石前引书，其中明确记述说，这是宋美龄劝告他的话。
[37]张培森等：《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张培森：《张闻天在我党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人民日报》，
[38]见《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
[39]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
[40] 《毛泽东致张学良电》，
[41] 《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电》，
[42]申伯纯回忆说，当张学良对中共态度的日趋软化颇有牢骚，称“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见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61页。
[43] 《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44]同前引《周恩来选集》(上)，第70页。
[45]同前引《周恩来选集》(上)，第70页。据周报告：“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46]蒋介石
[47] 《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
[48] 《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