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牵强附会地把布什政府外交政策追溯到施特劳斯那里去，还不如探究一下布什主义的宗教精神、宗教在美国的复兴和福音派的崛起及其深刻影响。对于理解和厘清保守主义，这恐怕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
世上常有这样的事，一个历史人物，长时间里默默无闻，没有什么人知道，但由于某种原因，却突然走红起来，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问题在于，他的走红，居然是因为乔治·W·布什政府在美国上台执政。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内地近来出现了不少文章讨论施特劳斯与新保守主义及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其中，不妨可举出上海《书城》2003年第5期李强的“新保守主义与美国的全球战略”一文（以下简称李文）以及北京《读书》2003年第8期崔勇列的“‘民主帝国’的多重协奏”一文（以下简称崔文），二文都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的。本来，这些文章如果是讨论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研究，倒也罢了，但把他看成是当今美国布什政府的精神导师，就有商讨的必要了。
我最初听说利奥·施特劳斯的大名，是在八十年代前期求学之时。我的专业是政治学，故当时曾读过他的“什么是政治哲学？”大文，也知道他主编过《政治哲学史》一书。不曾想到二十年后的某一天会坐在电脑前写关于他的文字。
施特劳斯终其一生都是学者，其经历并不复杂，崔文有一段介绍，其中说“施氏几乎死里逃生般从纳粹德国来到美国”，与事实有出入。盖因未交代他先是由德国赴英国，还曾在法国逗留。根据英国《泰晤士报》的说法，“他带着自己写的评论托马斯·霍布斯的手稿副本来到英国。他把副本用蜡帆布包裹起来，以确保它在自己所乘坐的船只沉没时可以逃过一劫。”施氏在英国度过数年，1938年由那里赴美国。1938-1949年施特劳斯在纽约任教的机构，也并非“新政治研究所”，而是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这所学校曾经接受过为数不少的因逃离纳粹统治而到达美国的德籍学人、帮助其解决生计问题，汉娜·阿伦特等人也曾在那里立足。该校现已改名为新学院大学（New School University）。除此之外，崔文对施氏经历的介绍大致不差。
施氏毕生研究政治哲学，尤重古典政治哲学文献的解读。研究西方政治思想，一向有两大路径，一种注重思想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经历，由此联系和探讨其政治学说。萨拜因的名著《政治学说史》（1937年第一版）就属于这一路径。根据他的夫子自道，其《政治学说史》“是按政治学说本身是政治的组成部分这一假设撰写而成的”，认为思想“是同各种体制、政府机构及其所涉及到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种种压力一道演进的”。（第一版序言）它们很难脱离与其时代的问题、评价、习惯甚至偏见之间的关系。另一种路径则偏重思想家著作文本本身的整理、读解和阐发。施特劳斯属于后一种，他在对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等古希腊哲学家著述原文的辨析和读解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倾注了主要的热情。他认为这些古典哲学家最核心的智慧超越了现代哲学家。在施氏弟子看来，施特劳斯所进行的研究的双重特点是历史意义上的严谨和哲学意义上的严谨，前者表现为首先探究作者最初的理解，后者表现为其次研究其真实性。施特劳斯一生著述十余种，主要著作有《霍布斯的政治哲学》（1936）、《论暴政：对色诺芬“神圣”的解释》（1948）、《自然权利与历史》（1953）、《对马基雅维利的思考》（1958）、《什么是政治哲学？及其他研究》（1959）、《城邦与人》（1964）、《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1966）、《古代与现代的自由主义》（1968）、《色诺芬论苏格拉底》（1970）、《柏拉图法律篇的论证与行为》（1975）。可以看出，施氏生命的最后十年，几乎完全沉浸在对古希腊政治哲学（他所称的古典政治哲学）的研究中。
这样一个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左右着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思维，这可能吗？
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不是证明或证伪。问题是，论者有没有令人信服的材料证明上述联系的存在，而这正是我们当前所讨论的问题的根本。到目前为止的论说似乎都以、也只以布什政府的某些重要官员是施特劳斯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为依据。近年来我亦十分留心这方面的论说，发现谈论施特劳斯对布什政府如何有影响的，最为多见的是谈论保罗·沃尔福威茨这个人物。
的确，沃尔福威茨的政治学博士学位得自芝加哥大学，他在芝大时修过施特劳斯讲授的两门课程。但实际上，不如说沃尔福威茨的恩师是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关于这一点，不久以前沃尔福威茨在接受《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的采访时讲得很清楚。是沃尔斯泰特，而非施特劳斯，才是沃尔福威茨以及另一位著名的新保守派人物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的恩师。然而，沃尔斯泰特的专业背景与施特劳斯大相径庭，他是一位数理逻辑学家，也是倡导运筹学最力者之一。作为主张新防务政策的才智之士，沃尔斯泰特尤重精确制导武器的研制和开发，可称为军事战略家。现今确有人视其为施特劳斯主义者，然此二人除了芝加哥大学校园外，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因此，施特劳斯对沃尔福威茨有没有影响，有多大影响，这种影响究竟是什么，都是存疑的。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材料能够证明这种影响的存在。沃尔福威茨是施特劳斯的学生（但后者非前者的恩师），并不能推出施特劳斯对沃尔福威茨有影响或有很大影响，更不能推出施特劳斯对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和外交政策有影响。退一步说，暂且假定施特劳斯对沃尔福威茨有直接的影响，沃氏是一个战略家，位居要津，但是总统乔治·W·布什、副总统切尼、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国务卿鲍威尔如何呢？实际上他们与施特劳斯毫无瓜葛，这又该如何解释呢？总不能说他们都是傀儡吧。沃尔福威茨官位再高，也就是国防部的第二号人物。这样看来，施特劳斯与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和外交政策之间，怕是离得很远。
那么，施特劳斯与作为一种思潮的美国新保守主义之间有没有关系？
关于美国新保守主义，学界还是有一些共识的。最初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起先曾是左派人士，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不满于苏联对东欧的控制，也认为西方对苏联的反应太过软弱，于是向右移动。用这一运动的创始者之一欧文·克里斯托的话来说，一个新保守主义者是“遭现实抢劫了的自由主义者”。但在此过程中，他们并没有放弃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者毋宁说是强健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们炽热地相信西方文明的至高性，尤其是其美国变种，即自由资本主义及美国式民主。他们为一种救世主式的热忱所支配，要把西方文明的美德扩展到全世界。这种理想主义的倾向在第二代新保守主义者那里最为明显，包括沃尔福威茨、珀尔和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等。他们都竭力与最大的现实主义者基辛格相抗争，反对他们相信是不道德的“均势”外交政策观。对他们来说，缓和就是绥靖，对苏联进行遏制是一种失败主义（可见其立场的激烈程度），核军备控制是把不可接受的现状合法化了，与中国和解是对台湾的背叛，等等。
七十年代，新保守派抵制基辛格的中心人物实际上是一个民主党人，此人即华盛顿州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他主张对苏联不仅要遏制，而且要挑战之。珀尔当年就是杰克逊的助手，并由此开始了其从政生涯。当基辛格与苏联谈判达成的军备控制条约提交参议院批准时，就遭到了杰克逊们的阻击和封杀。1976年，年轻而气盛的新保守派与基辛格的战斗取得了一个重要胜利。他们说服了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什（现任美国总统的父亲）并组成了一个“B队”（Team B），就中央情报局对苏联核力量的估价进行评估。沃尔福威茨就是这个由十人组成的“B队”的成员。根据“B队”后来所提出的报告，苏联是一个扩张主义大国，一心想取得对美国的战略核优势。针对这一威胁，美国必须结束缓和，抛弃军备控制，大幅度地增加军费开支。
四年多后，随着里根入主白宫，新保守主义大行其道。里根的思想和政策可谓集新保守主义之大成。有意思的是，2001年初上台的小布什政府，并未继承其父老布什的衣钵，却欣然是里根路线的隔代传承。里根称苏联为“邪恶帝国”，布什则有“邪恶轴心”一说；里根倡导“星球大战”计划，布什则身体力行，把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付诸实施，如此等等，可以举出很多。
那么，施特劳斯在这中间处于什么位置呢？似乎并不清楚。
这个问题还可以从美国政治体制的角度去看。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是一个很多学者长期来孜孜探究的课题，有关这一题目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除了美国总统及一、二位特殊人物（如尼克松时期的基辛格和卡特时期的布热津斯基）外，似乎没有人把美国外交政策的决定归因为某个个人、思想家或某一学者型官员的。罗杰·希尔斯曼是一位官员和学者两栖的人物，他把美国防务和外交政策制订的政治过程划分为内外三层。权力的内层包括总统、总统身边的工作人员和顾问、政治任命官员以及国会和行政官员。权力的第二层为利益集团、报界和电视。权力的外层则为公众舆论和选民。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到问题的复杂性了。实际上，美国的外交决策过程是极为复杂的，很难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总统是外交政策的最后决策者，重大决定只有经过总统的首肯才可能付诸实施。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问题。在“9·11”事件发生之后、阿富汗战争打响之前，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等人曾迫不及待地主张立即发动打伊（拉克）倒萨（达姆）的战争，布什以总统之尊，并未听从此计，而是在阿富汗战争告一段落之后，采纳了国务卿鲍威尔的稳健方案，首先向联合国寻求合法性，争取联合国授权对伊动武，遂有2002年和今年（2003年）头两个多月各有关国家之间密集的外交行动。后来美国知难而退，布什决定对伊动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美国政治也是多元化的，有多种力量在其中折冲，个人只能在这个体制下行动，政策则是在各种力量的“合力”下产生的结果。因此，在美国政治和外交决策中，总是有多种力量在相互制约，相互平衡，任何一种力量都无法为所欲为。孜孜于为政府提供政策选择的智库亦然。李文说“今天美国重要的智库除个别特例外，大都由新保守主义主导”。事实并非如此，美国有影响力的智库中有不少是自由派智库，其中包括布鲁金斯研究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等。
还要看到如下一点。近年来，新保守力量固然在美国颇为得势，但如果马失前蹄，尤其是遇到较大的挫折，不排除其他力量上升并占居上风的可能性。伊拉克战后的乱局在持续，伊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新的天堂。恐怖分子在混乱中如鱼得水，袭击事件愈演愈烈，日益暴露出美国新保守派简单主义的消极后果，如此下去，美国欲使伊拉克民主化并进一步改造整个中东的战略构想怕有翻车之虞。
再回过头来看，施特劳斯对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可能是存在的，但这种影响究竟何在，没见有人清楚地揭示过，可见这种联系也不是那么直接的。至于崔勇列文说“整整三十年后，他的学说被坦克履带和精准炸弹，展施在西方文明发源的始初地两河流域原漠上。”这恐怕已经离题万里了。（又，两河流域也不是“西方文明发源的始初地”。）与其牵强附会地把布什政府外交政策追溯到施特劳斯那里去（我认为这个探寻方向有误），还不如探究一下布什主义的宗教精神、宗教在美国的复兴和福音派的崛起及其深刻影响。这是一个具有社会基础的深具草根性的运动，它不因美国行政当局的变更而改变。二、三十年来，它在扎扎实实地发展成长着。对于理解和弄清新保守主义，这恐怕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
但有一句话是不能不说的。毕竟，说有容易说无难，虽然有时候说有似乎也不易，施特劳斯与美国对外政策一事，就是如此。学问出于“问”，现既有此问，深望学林中有识之士，有以教我。
原载：《开放时代》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