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耀：《顾维钧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是专门替落后地区制造官僚学阀的大学。50年代末期哥大校长寇克（Granson Kirk）访问中东，所过之处，哥大校友设宴欢迎，筵席上座，在不知者看来，往往以为是各该国内官员商讨国事的聚餐会。
1981年9月，刚刚进入历史系读一年级的笔者，听说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内部出版了一本胡适自传，于是想方设法买来一本细读。而对于书中印象最深的，便是唐德刚教授的以上的这段「唐批」。一年多后，读到《顾维钧回忆录》的第一分册后，发现这位被称为「中国高级职业外交家」的顾维钧，竟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制造出来的「产品」，与上述的「唐批」暗合，思之不禁莞尔。
在这以后的岁月中，看到《顾维钧回忆录》的各分册一本接一本的出版，也发现不少有关顾维钧的传记不断地问世，这些都是笔者的必读之物。而复旦大学历史系金光耀教授所着《顾维钧传》（以下简称「金着」。除特别注明者外，凡注明页码者，均为引自此书），则是最近面世的一种，也是同类传记中最有价值的一种，而这里指的「最有价值」的含义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严肃的研究态度和新颖的学术观点。随着13卷600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中译本的出版，顾维钧研究往往易流为《顾维钧回忆录》的缩写本或曰改写本，笔者过去阅读国内出版的一些顾维钧研究的专着或论文，就常常产生如此的感觉。而金着则完全不同。作者是一位非常严肃的研究者，他在其近15年的民国外交史的研究基础上，选择了中美关系史为研究重点，顾维钧研究为突破口，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作者在其相关的博士论文顺利完成的基础上，将自己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逐步发表在国内权威杂志《历史研究》等学术刊物上；随后在国家留学基金会的支持下，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手稿与珍本图书馆探宝，得以获读馆藏的225盒顾维钧未刊文件。而在以上种种的基础上，我们才得以读到现在出版的《顾维钧传》，其研究态度之严肃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本24万字的着作中，笔者发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新颖学术观点，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二例。例如在1923年中俄复交谈判中，金着指出由于顾维钧的努力，使得中国在《中苏协定》中争取到更为平等的内容，而这一成功对于「仍束缚着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页102-11）。以往的中美外交史研究，对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前后在美国秘密操作的大规模游说活动的研究做得不够，而金着则利用哥伦比亚大学馆藏的顾维钧未刊文件，得出令人信服的研究，指顾维钧在这一游说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游说活动极大地卷入了美国国内的政治（页245-53）。
本书另一有价值之处在于史料之完备。众所周知，史料是每一本历史学着作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其生命力的支撑点，而作者在这方面是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的。且不说那110余种的中外文图书资料的浩繁丰富，也不说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英国伦敦外交部档案的弥足珍贵，仅仅提及金着所全面利用的收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未刊文件，就足令人深感兴趣了。同时，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曾又得到顾维钧三位家属的全力帮助，提供顾维钧的未刊信函，另外还有顾维钧昔日口述史记录者、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着名学者唐德刚教授的悉心指点。这些自然而然就建立起了金着史料方面的权威性。
据悉，作者有意在此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努力，撰写一本更完备的《顾维钧大传》，笔者认为作者在扩充时似应注意到以下几方面的情况。
首先从技术层面上讲，在外交史研究中，势必涉及外国人的译名问题。如美国学者韦慕庭（C. Martin Wilbur）、华裔美国学者夏连荫（Julie Lienying Howe），金着没有提及他们的英文名字，而《顾维钧回忆录》的中译本则将韦慕庭的名字按照英文发音译为马丁．威尔伯。另外，金着同样没有注明英国驻中国大使薛穆、美国外交官范宣德的英文原名。如果说这些人士仍是比较着名的话，那么一般读者也许更加不熟悉的美国有关人士如威廉．古德曼、巴特沃斯的英文原名则似乎更有必要一一注明了。作者可考虑在书后列一表格，统一注明这些外国人士的英文原名和中文名字，以方便国内外的读者阅读。如果出版条件允许，建议制作一完备的「索引」，这一「索引」理应包括人名和主题等内容。另外，金着第9页页下中华裔美国学者「朱葆晋」教授中的「晋」应为「」。
其次，从内容上讲，中共和顾维钧的关系的研究似乎可以成为一关注的要点。顾维钧在其从政生涯中，曾和中共有过一些接触，中共对他也是相当重视，这可以从1948年12月中共将他列为被通缉的国民党第22位战犯上看出（页255）。有研究显示，顾维钧与中共人士有过五次直接接触，共计五人。其中第二次是在他驻法时期与董必武有一面之交（具体见面时间顾维钧没有提及），彼此谈及国际关系和苏联国内政治问题，而他对于董必武通晓国际事物大感惊异。其实应该不止这些，金着第229页就显示顾维钧1945年11月在伦敦和邓发的会谈。而据笔者所知，其实远远不止这些，在此仅举一例。
1937年11月12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吴玉章抵达巴黎时，见到参加九国公约的国民党中国的代表团。据吴玉章回忆，「为了挽救时局，我便对代表团的顾维钧等说，抗战刚才团结了全国力量，振奋了全国人心，提高了国际地位，如果此时言和，中国将不能免于灭亡；并要他们联名打电报回南京，要求无论如何不能和」，结果得到了顾维钧等的同意。因此在吴玉章的印象中，「顾是反对妥协的」。以后吴玉章还再次找顾维钧商谈有关抗战的国际宣传工作问题，顾维钧请吴玉章找负责此事的其有关下级与他接洽。1938年2月12日，吴玉章出席了在伦敦皇家歌剧院举行的国际反侵略大会的开幕式，顾维钧也参加了这次活动。由以上散见各处的零星记录不由引起笔者的联想，估计有关顾维钧和中共的关系的史料远远不止这些，在寻找时则可以由此上溯和下延直至顾维钧之晚年。应该特别注意中共方面的记录和评论，诸如为甚么将顾维钧定为第22位战犯等等。
另外，顾维钧身为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中国外交家，在其从事外交生涯的几十年中，世界各国新闻媒体和有关研究者对于他的言行应该有所报导和研究，这也可以成为研究的对象，诸如「世界各国视野中的顾维钧」。笔者认为，通过这一研究，可以藉此确定作为中国外交家的顾维钧在国际外交界的地位和价值，进而从一个新的角度探究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全球范围中的地位和价值。
弱国无外交，这是流传于国人口中一句无奈而又心酸的口头禅，其始点大概可以从战国时代的蔺相如开始。但是「以顾维钧的经历，我们可以说，弱国可以出伟大的外交家」（页308）。金着严密及严肃的研究使我们对这句话有了新的理解，使我们彷彿看到了蔺相如之再生。笔者认为，这就是金着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