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公治史，谈及海瑞，有微词，且细述其责女致死一事为证。海瑞亦为当代史之名人也，因而不免联想到当代史，难以释怀久之。近日重读知堂文集，《书房一角》中《记海瑞印文》一文，论海瑞其人其事，与某公所说相近，大为注意。按说是读过的，何以全无印象？此亦西儒“阐释学”之“前见”之所谓耶？文不长，抄引如下：
偶读《论印绝句》，查药师诗有注云：“海忠介公印，以泥为之，略锻以火，文日司风化之官。观之觉忠介严气正性，肃然于前。见周栎园《印人传》。”
余平日最不喜海瑞，以其非人情也。此辈实即是酷吏，而因缘以为名，可畏更甚。观印语，其肺肝如见，我不知道风化如何司，岂不将如戴东原所云以理杀人乎。姚叔祥《见只编》卷上云：“海忠介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此女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余谓非忠介不生此女。”
周栎园《书影》卷九所记与此同。余读之而毛戴。海瑞不足责矣，独不知后世啧啧称道之者何心，若律以自然之道，殆皆虎豹不若者也。
“酷吏”之论，孤陋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而“可畏更甚”，尤其深刻。中国古代政治，秦汉以降，阳儒阴法，儒家思想沦为意识形态的思想舆论控制工具，治民心之用，而法家思想则一直是御民之治术。汉代尚有“循吏”与“酷吏”之分，后世则只有“酷吏”了。这本不足怪，因为“唐宗宋祖”直至明太祖、清世祖这样的“风流人物”，津津乐道“治大国若烹小鲜”，虽然发挥的是“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烹鱼则知治民”之说，其实却是“鱼肉百姓”之潜意识流露。这样的政治制度中，海瑞这种有“忠介”之称的官吏自然难免成为“酷吏”，而“忠介”之臣尚且如此，“苛政”只能是理有固然、势所当然的结果。50年代某矩公提倡海瑞，学者们竟相策论“贪官”、“清官”，好像没有立论“循吏”、“酷吏”，现在作事后诸葛亮之说，学者们恐怕是误读圣意，不得要领，于是也就有了60年代的命题作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酷吏”自然不讲“人情”，反之亦然，而不讲“人情”，不就是“很斗‘私’字一闪念”么？这种现代政治的“主义”，未必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而“送来”的，倒像是宋儒“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现代化”，海瑞正是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榜样”。宋儒学说成为明清两代的国家意识形态，使得秦汉以降的阳儒阴法之治术更加冠冕堂皇，专制政治也就更加黑暗了，难怪知堂深恶宋儒，原因恐怕也在于此，他说：“笼统的说一句，中国儒生汉以后道士化了，宋以后又加以禅和子化了，自己的生命早已无有，更何从得有血性与胸襟乎？”（《释子与儒生》）没有“血性与胸襟”，自然就没有“人情”，也不讲“人情”，“生命”又从何谈起？
知堂的这篇短文写于30年代，结语“海瑞不足责矣，独不知后世啧啧称道之者何心，若律以自然之道，殆皆虎豹不若者也”一句，竟然在当代政治史中一语成谶，读者当有惊心动魄之感。“虎豹”云云，不仅呼应上文“酷吏”之说，亦暗用“苛政猛于虎”熟典，却文从字顺，由“自然之道”而来，偏偏不说“政治之道”，真是大幽默，殆作者所谓“寄沉痛于滑稽”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