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文学史的写作蔚为大观，已形成所谓“文学史学”这样一个独立的学术系统。然数以百计的各种文学史著作，难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齐，许多著述在其出世之后便因平庸而成陈迹，有些史著尽管曾作为教材而具有相当的知名度，且编著者阵容堪称豪华，但若放诸历史书写的长河中纵观俯瞰，实在也并非都是多么耀眼的浪花。相比之下，倒是那些由某个作者惨淡经营多年而终于独立完成的苦心孤诣之作，反而显示出了弥足珍贵的个性，更为剔透的“文心”、“史眼”，以及更为顽强的生命力，无疑，这些著作当更具学术史和文学史学史的研究价值。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正是此类文学史著作中的突出代表。
《现代中国文学史》原题《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此书于1917年动笔草创，1922年成书，1932年由无锡国学专门学校诸生集资刊印200部，同年由世界书局正式出版，1936年出第四版时，作者作了较大的增订。1974年台湾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将其收入。1986年5月岳麓书社再版此书。199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此书占了该卷泰半的篇幅。（参《钱基博先生著作目录》，《钱基博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18页。另参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钟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2004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人民大学出版社又分别将此书再版。这说明，这部用文言写就的书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有着历久弥新的独特魅力。钱氏恢弘通透的文学史观，与众不同的历史书写方式，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关于古今文学演变的研究意识，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掩卷之后，让人不禁想起了司马迁的那句名言：“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兹就对这部书的阅读和体会谈一谈钱基博的文学史观和该书的价值。
一、会通古今，洞流索源
钱基博编撰《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宗旨，乃在立足当代，会通古今。这一点从他1923年在圣约翰大学首开此课程的开场白即可窥见，他说：“本系系务会议，议决我开文学史一课，提起诸位兴趣；我不想讲古代文学，惹诸位的厌；我想讲近三十年文学演变以到胡适，其人皆现在；而姓名，皆诸位在报上看到，必能发生兴趣；然而旧演变，形形色色；中国四千年文学之演变，亦可缩影到此二三十人身上，作一反映！”（钱基博：《自我检讨书（1952）》，载《天涯》2003年第1期，第70页）由此可知，钱基博草创此书，既有激于当时“厚今薄古”之时代风气，也希望借此探索清末民初这一政治上“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文学上的投影，其目的并非仅在为所谓“现代文学”张目，而在于阐发“中国四千年文学之演变”，以及近代以来“文章得失升降之故”，以矫时弊，也即所谓“通古今之变”。
透过本书的《绪论》和《编首》，亦可看出此一宗旨。《绪论》分三节：一、文学；二、文学史；三、现代中国文学史，主要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钱基博以《易•系辞传》“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一语为理论出发点，反复指出：“文学史者，则所以见历代文学之动，而通其变，观其会通者也。此文学史之所谓取义也。”可见，他不是用割裂的、静止的观点，而是用动态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古文学和今文学之间的关系的。在谈及文学史书写的具体内容时，钱基博说：“盖文学史者，文学作业之记载也，所重者，在综贯百家，博通古今文学之嬗变，洞流索源，而不在姝姝一先生之说；在记载文学作业，不在铺叙文学家之履历。”这里的“纵观百家”，“洞流索源”，既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说明钱基博的文学史观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么落伍，而是旧学与新知的有机融合，是覃思深虑的结果。
《编首•总论》将我国文学史分为四期：第一期自唐虞以迄于战国，名曰上古，骈、散未分，而文章孕育以渐成长之时期也。第二期自两京以迄于南北朝，名曰中古，文质殊尚。上古之文，理胜于词，中古之文，渐趋词胜而词赋昌，以次变排偶，驯至骊体独盛之一时期也。第三期自唐以迄元，谓之近古。第四期明清两朝以迄现代。作为较早使用“现代”一词进行文学研究的学者，钱基博如此解释“现代”二字：
吾书之所为题“现代”，详于民国以来而略推迹往古者，此物此志也。然不提“民国”而曰“现代”，何也？曰：维我民国，肇造日浅，而一时所推文学家者，皆早崭然露头角于让清之末年，甚者遗老自居，不愿奉民国之正朔，宁可以民国概之？”
《近代》一节后复云：
现代文学者，近代文学之所酦酵也；近代文学者，又历古文学之所积渐也。明历古文学，始可与语近代；知近代文学，乃可与语现代。既穷其源，将竟其流，爰述历古文家为编首。
可见，钱基博写“现代中国文学史”，是基于对古今文学演变之迹的历史把握和深入洞察，是建立在“通史”和“通识”基础上的“断代史”。钱氏之所谓“现代”，盖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三十年的历史时期。钱基博将当时的文学分为二类：一为古文学，以王闿运、章太炎、刘师培、陈衍、王国维、吴梅等为代表；一为新文学，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士钊、胡适等为代表。断代文学史以这一时期文学作为内容的，本书堪称首发其轫。正如人民大学版的简介所说：书中虽以介绍和分析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为主，但也广泛涉及民国开元以来的学术文化和政治民俗，是一部广义性质的文学史著作。作者并不局限于以文论文，而从宽广的历史背景中，寻求和探索这一时期“文章得失升降之故”，抒发出深沉的历史感慨。
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上，钱基博的研究仅略晚于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此后，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28）、周作人《新文学的源流》（1932）以及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1929－1933）才陆续问世。而以“现代中国文学史”名书，钱基博也是始作俑者，作为古文家的钱基博，理应在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甚至可以说，和21世纪初学术界倡导的“古今文学演变研究”遥相呼应，钱基博应该算是最早致力于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
二、以人为本，史以传显
英国诗人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说：“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但有自己的创作的、也有自己的批评的气质。”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正是一部有着中国特色的“批评气质”的文学史。尽管，历来对这部书的评价不一，连作者的儿子钱钟书都认为该书“现代方式的文学批评成分似乎少了一点”，（《钱锺书京都座谈记》，《不一样的记忆》，沉冰编，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但从更广远的文化传统的角度看，这恰恰是钱基博超出时贤的地方。如果说，“西学东渐”使当时的大部分著作纷纷追求“西化”和“新变”，钱氏的这部著作则体现出了某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文化稳定性。这种稳定性的价值和意义往往要过许多年才会得到彰显。当代著名作家阿城在谈到知识结构对文化人的影响时，就以钱基博为例，认为钱氏撰写的现代文学史，与后来的主流文学史著作相比，“讲法就不一样”。（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年，第29页）
这个“不一样”，一言以蔽之，就是以人为本，史以传显。《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渊源和蓝本不是别的，正是对中国传统史学影响深远的《史记》和《汉书》。在写于1930年11月10日的《序》中，钱基博自言其编撰体例云：
是编以网罗现代文学家，尝显闻民国纪元以后者，略仿《儒林》（指《汉书•儒林传》——引者注）分经叙次之意，分为二派：曰古文学，曰新文学。每派之中，又昭其流别，如古文学之分文、诗、词、曲，新文学之分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而古文学之中，文有魏晋文与骈文、散文之别，诗有魏晋、中晚唐与宋诗之别，各著一大师以明显学，而其弟子朋从之有闻者，附著于篇。
这是种纲举目张、以类相从的章节布局体现了“会通古今”的文学史写作理想。如果说以“列传”的笔法撰写文学史表现了钱氏“守成”的一面，那么，“古文学”和“新文学”的划分，古文学中文、诗、词、曲，新文学中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的归类，则是其融会“新知”的独特发明，清晰地反映了那一特定历史时期，新文学和旧文学之间源流走向、势力消长直至艰难转型的复杂样态。比起后来白话文定于一尊之后几乎被革命叙事所“遮蔽”的现代文学史写作，钱基博基于古文家和新学者两种不同身份所取的文学史视角，显然更加圆通而接近史实。
在具体的撰述过程中，钱氏根据《汉书•儒林传》“每叙一经，必著前闻以明原委”的方法，“先叙历代文学以贯篇首，而一派之中必叙来历，庶几展卷了如，要之以汉为法。”又仿《史记》“互见”之法，“事隐于此而义著于彼，激射映发，以见微旨。是编叙戊戌政变本末，详见康有为、梁启超篇，而戊戌党人之不厌人意，则见义于章炳麟篇，借章氏之论以畅发之。如此之类，未可更仆数，庶几史家激射隐显之义尔”。钱基博在《四版增订识语》中说：“博草创是书，未能竟体修饬；而自谓大力控抟，神气包举，由一人以贯十数人，抟数十人如一人，有往必复，无垂不缩。潘式君贻我书，以谓：‘此书断自现代，部勒精整，叙次贯穿，其宛委相通之法，良得史公之遗。而摛辞雅洁，尤为独出冠时。’‘雅洁’愧曰未能，‘部勒’则所经意，得失寸心，不敢自诬。如云‘宛委相通，史公之遗’，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矣。”（参《钱基博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1页。）这里的“激射隐显”、“宛委相通”，说的正是太史公的“互见”之法。
可以说，钱氏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纪传体的文学断代史。
但是，钱基博并非“食古不化”、因循守旧的迂夫子，在贯彻“以人为本，史以传显”的原则时，他并没有忘记以文学和文学家为本位。他对范晔《后汉书》以来“一代文宗往往不厕于《文苑》之列”，“入《文苑传》者，皆不过第二流以下之文学家尔”的现象十分不满：“呜呼！此所以谓之《文苑传》，而不得谓之文学史也。”他对文学家之履历在文学史中的作用也有清醒的认识：
文学家之履历，虽或可借为考证之资，欧西批评文学家尝言：“人种、环境、时代三者构成艺术之三要素也，欲研究一种著作，不可不先考究作者之人物环境及时代。”质而言之，即不可不先考证文学家之履历也。然而所以考证文学家之履历者，其主旨在说明文学著作。舍文学著作而言文学史，几于买椟还珠矣。
对于历代文学总集和选集不能替代文学史之价值，钱基博也有深入思考，他在《绪论》中说：“然有文学著作而无记载，以体裁分而鲜以时代断，于文章嬗变之迹，终莫得窥见焉。则是文学作品之集，而非文学作业之史也。”这些都说明，钱基博对于文学史的性质、功能、方法论的思考都是具有真知灼见的，他的文学史观不仅在当时是领先的，就是放在今天，也远未过时。
三、知人论世，史以论立
在为文学家立传时，钱基博秉承孟子“知人论世”的原则，具体方法就是采用“长编”的形式，尽可能详尽地展示传主的生平、行状、书信、言论、著作等，以备观览。在一些读者看来，这可能是《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缺点，但却是钱氏本人有意为之。他在《序》中说：“然史笔贵能简要，而长编不厌求详。”“知人论世，详次著述，约其归趋，迹其生平，抑扬咏叹，而以俟后来者之要删焉。署曰长编，非好为多多益善也。吾为刘歆、贾护，而听人之为班孟坚焉；吾为二刘、范氏，而蕲人之为司马君实焉。”他的目的，是希望能为读者展示文学家更多的第一手材料，避免以主观的揄扬干扰读者的判断。
如果说“长编”重在“知人”，那么“论世衡文”的任务则不得不诉诸“史论”。在本书《绪论》中，钱基博也表达了他对文学史方法论的另一层理解：
昔刘知几谓作史有三难：曰才，曰学，曰识。而余则谓作史有三要： 曰事、曰文、曰义。孟子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者也。夫文学史之事，采诸诸史之《文苑》，文学史之文，约取诸家之文集，而义则或于文史之属有取焉。然设以人体为喻，事譬则史之躯壳耳，必敷之以文而后史有神采焉，树之以义而后史有灵魂焉。余以为作中国文学史者，莫如义折衷于《周易》，文裁则于班、马。
这里的“事、文、义”，约略相当于事迹、著作和意义，对于文学史而言，仅有事的描述、文的呈现是不够的，必须“树之以义而后史有灵魂”。对于史家而言，“事”则“叙”之，“文”则“录”之，都不算太难，而“义”的彰显只有通过“史论”才能完成，故而尤显史家之功力。
钱基博的史论文字立足于古文家的立场，但又并不排斥新思想；有自己的爱憎和好恶，但持论力求公允，绝不囿于朋党宗派之见。他在初版《跋》中说：“余文质无底，抱朴杜门，论治不缘政党，谈艺不入文社，差幸服父兄之教，不逐时贤后尘。”正因为有这种独立、旁观、冷静的写作心态，才使这部文学史获得了某种孤独、桀骜、气定神闲的品格和风度。作为一个史家，钱基博对文学传统与文学革命持一种十分冷峻的反思态度，这使他的文字每每显露批评家乃至思想家的峥嵘峻峭。在《四版增订识语》中，他说：“是书论列诸公，亡虑皆提倡宗风以开一代之新运；然利未行而害随之，昔贤咏‘一将功成万骨枯’，吾则谓一儒成名，百姓遭殃。我生不辰，目睹诸公衮衮，放言高论，喜为异说而不让，令闻广誉施于身；而不自知诸公之高名厚实何莫非亿兆姓之含冤茹辛，有以成之。……昔法国罗兰夫人太息于‘自由自由，天下许多罪恶，假汝以行’！博则深致慨于‘维新维新，中国人许多涕泪，随汝以来’！谁生厉阶，至今为梗。然有自始为之而即致其长虑却顾者，章炳麟是也。有自始舍旧谋新，如恐不力，而晚乃致次骨之悔以明不可追者，陈三立、王国维、康有为、严复、章士钊是也。有唯恐落伍，兢兢焉日新又新以为追逐；而进退维谷，卒不掩心理之矛盾者，梁启超、胡适是也。”（参《钱基博学术论著选》，第501页。）这一段论述，非对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之源流去向有深刻洞察者安可道哉！
钱氏常以比较之法评骘人物，且不为尊者讳，每每有未发之覆。如评梁启超和胡适云：
一时大师，骈称梁、胡。二公揄衣扬袖，囊括南北，其于青年实倍耳提面命之功，惜无抉困持危之术。启超之病生于妩媚，而适之过乃为武谲。夫妩媚则为面谀、为徇从，后生小子，喜人阿其所好，因以恣睢，不悟是终身之惑，无有解之一日也。武谲则尚诈取、贵诡获，人情莫不厌艰巨而乐轻易，畏陈编而嗜新说，使得略披序录，便膺整理之荣，才握管觚，即遂发挥之快，其幸成未尝不可乐，而不知见小欲速，中于心术，陷溺既深，终无自拔之一日也。
又如论章士钊和鲁迅之文：
或者以白话之盛，而有周树人之“欧化的国语”，比之文言之盛，而有章士钊之“欧化的古文”。然章士钊之“欧化的古文”谨严，而周树人之“欧化的国语文”则词意拖沓。章士钊之“欧化的古文”条达，而周树人之“欧化的国语文”则字句格磔。一则茹古含今，熔裁自我；一则生吞活剥，模拟欧文，孰为得失，必有能辩之者也。
尽管这些议论或许囿于个人喜好而有所偏颇，如他对章士钊的评价就有些溢美，对鲁迅的判断也未必准确，但作为一个文学史家，钱基博的确拥有自己坚定不移的“价值判断”，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以钱基博正直耿介的性格论，其褒贬抑扬的依据当不是个人恩怨，而是本于他的文学观和历史洞见。
钱基博早年曾和林纾结怨，但言及林氏时尚能平情而论，如其论林氏之文云：“纾之文工为叙事抒情，杂以恢诡，婉媚动人，实千古所未有，故不仅以译述为能事也。”又云：“纾读书能识古人用心，抉发阃奥。及其老也，虽散文亦以拗笔、蹇笔、涩笔出之，固非其伦，而名亦渐衰。”又如其论林氏文学主张云：“按林纾论文不薄六朝，论诗不主江西，不持宗派之见，初亦未尝不是。顾晚年昵于马其昶、姚永概，遂为桐城护法，昵于陈宝箴、郑孝胥，遂助西江张目，然‘侈言宗派，收合党徒，流极未有不衰’，纾固明知而躬蹈之者，毋以盛名之下，民具尔瞻，人之借重于我，与我之所以见重于人者，固自有在，宗派不言而自立，党徒不收而自合，召闹取怒，卒丛世诟。则甚矣，盛名之为累也。或者以桐城家目纾，斯亦皮相之谈矣。”这些论述，基本上是公允的。后来钱基博在写给他的朋友、著名文学家李详（审言）的信中回忆此事说：“及畏庐身价既倒，博撰次《现代中国文学史》，平情而论，胸中既未尝有不平之气，更何必加以寻斧，效恶声之必反！故博前日于畏庐不肯降心以相从；而在世移势异之今日，亦不敢为长者张目，作寻声之骂，呵禁不详。”（钱基博《再答李齳叟书》，见《李审言文集•学制斋书札》，江苏古籍出版社1982年6月第3版，第105页）这说明，钱基博的撰述态度是十分严肃的，他能“不虚美，不隐恶”，但又力避“泄私愤，图报复”。惟其如此，《现代中国文学史》才成为一部个性张扬、精神独立、超越时代的传世之作。
钱基博本人对于自己这部著作的边缘性也很清醒，自称“时迫事近，其在今日：溺于风尚，中于意气，必有以余论列为不然者。”但他同样也很自信：“吾知百年以后，世移势变，是非经久而论定，意气阅世而平心，事过境迁，痛定思痛，必有沉吟反复于吾书，而致戒于天下神器之不可为，国于天地之必有与立者。”（《四版增订识语》，《钱基博学术论著选》，第502页）
事实上，钱氏此书的价值在其问世之后便得到有识之士的肯定。上个世纪30年代，我国植物学的奠基人、《学衡》派主将胡先骕先生，就曾撰文盛称钱氏文学史，“知人论世，详次著作，约其归趣，迹其生平，抑扬咏叹，义不拘虚。在人即为传记，在书即为叙录，各极其详。而以俟后来者之要删焉。事隐于此而义著于彼，激封映发，以见微旨”。认为是一部“在百世之下亦不至于覆酱瓿”的著作。（《评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载《青鹤》1933年第2卷第4期），收入《胡先骕文存》，上卷，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第327页）虽然，这一评价因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处于劣势而长久湮没不彰，然而，今天隔着历史的烟云看去，倒是不乏真知灼见。
张舜徽先生在给刘梦溪先生的信中曾谈到“专家”与“通人”之学的不同。他说：“如欲权衡人才之轻重，盖有专家与通人之别。专家路窄，通人路宽；专家但精一艺，通人则能开廓风气。影响于当时及后世者，则以通人为大。”（刘梦溪《我的一次学术历险》，《读书》2007年第6期，第52页）以此观之，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诚可谓“专家之学，通人之书”矣。
（原载《文景》2008年1－2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