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业松：春天已经把所有的花都开遍了
——怀念彭燕郊先生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当死已经成熟得精力充沛，当他明白平凡的不正常比不平凡的正常好，他会扬起仁慈的手，突然从背后猛拍我的肩膀，于是，我就会有体验到死和我分身为二的形影合拢时的无上欢乐，顷刻间平生所有的苦恼全部消失，终于能够尽情欢呼:我曾经活过，我早已活够了！”(《还有几次》)这是彭燕郊先生晚年大病之后留下的诗句，它以一种富于质感的方式表达着强烈的生命意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这里，死成了生之欢欣，“曾经活过”的自豪和坦然涤荡和淹没一切，使“我”“无上欢乐”。浏览过《彭燕郊诗文集》(4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或其他版本的彭先生诗文的读者会清楚地知道，这样的生之欢欣和生命意志表达，决不是什么兴之所至的“诗人的浪漫”，而是有着诗人一生的奋斗和追求打底的。是的，奋斗和追求，那也许会是一些相对于今天的语境显得古旧的语汇，但经由彭先生的表达，却毫不妨碍我们去感知和触摸其中附丽和填充着的真切的生命和感情。
一般认为，彭先生毕生最重要的作品，是其“衰年变法”之后的《钢琴演奏》、《小泽征尔》、《金山农民画》、《东山魁夷》、《绝叫》、《无色透明的下午》、《德彪西〈月光〉语译》、《生生:多位一体》、《躁动》、《混沌初开》等。这些作品所以重要，可以说完全不在于它们如何体现了一位诗人“劫余”的再生，也不在于它们如何“技巧地”处理了一些公认难于处理的“题材和主题”，比如听乐、读画、状通感、“玩”象征等，而在于一种对于诗歌来说难得的东西，我想称之为“浑然天成的现在性”。“现在性”是指，它们好像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地由这样一位诗人在这样一个时段写出来，而后带着它们特有的风姿，毫无障碍地进入当代阅读和感知，成为当代精神和体验的一种经典表达。为什么说浑然天成呢？因为这些诗篇凝结了诗人的全部过往，仿佛他过往的一切，都是在不期然地为凝结为这样的诗篇做着准备。无论听乐、读画或是观舞(《陈爱莲》)，都既是“状物”，更是“述怀”，而且后者要远远多于前者。读这些诗，就好像看到诗人毕生的天真和梦想，跋涉和迁徙，动荡与安宁，领悟与摒弃，血和泪，哭与笑，都在诗篇的坩埚里化合熔炼，百炼钢成绕指柔，生命的代价转换为不朽的华章，而其中烙印着的，终是带着他全部的人生特定性的“这一个”。换句话说，我读了这些诗篇，最直观的感受是彭先生一生活得真“值”，他的人生好像一点都没有浪费，呕心沥血全部变成了诗，而且是足以令他“尽情欢呼:我曾经活过，我早已活够了！”的真正的诗。
彭先生“衰年变法”的创出过程，伴随着中国当代诗歌日新月异的“代”际更迭和冲突，而无论这些更迭和冲突多么热闹和火爆，虚拟的硝烟散去之后，最终能够留存下来的，必然只能是卓立或隐现于诗篇中富于质感的个性和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彭先生与后生小子们分享的是同一种“现在性”。而由于“历史身位”的先天优势，他在“分享”中反而要比后生小子们占据更大的份额也说不定。彭先生出生于山野，终生对于自然、田园和绿色保持着亲近和敏感，这一天赋全面融入他的诗歌血脉，成为重要——说是最重要也毫不为过——的构成性因素，直接形塑了他的诗歌的基本面貌。这不仅使他留下了像“春天已经把所有的花都开遍了/我们却隔得这样遥远”(《恋歌》)这样美丽的诗句，留下《家山七草》、《炊烟》、《太阳照着》、《路上》这样的完美“田园诗”，留下《山国》、《秋天是我的季节》、《贫家女》这样的战争抒情诗，留下《妈妈，我，和我唱的歌》、《杂木林》、《星光啊星光》、《苔》这样的“言志”篇，更留下了一些在今天的阅读语境中也许更值得重视的特质，比如从“自然”的角度对于城市文明的污秽、矫饰和荒谬等的批判。其中一篇将近150行的《倾斜的原野》，状摹城市近郊被噪音、烟尘、垃圾、污水、贫民窟、乱葬岗和“城市的贪馋”所败坏的“失去绿色的世界”，诉求“以大片大片清新的绿色/阻挡城市盲目的吞食，用绿色/洗涤所有的污垢/使城市健康起来”。这篇作品写于1940年代初，今天读来不仅毫无隔阂，反而显得相当“先锋”，这恐怕也不能说是得之侥幸吧。
彭燕郊先生以1920年9月20日出生于福建莆田，2008年3月31日终老于湖南长沙，寿当米字，可谓寿考。然而对于诗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当死已经成熟得精力充沛”，终将来临的时候，他是否已经准备好。就此而言，我相信彭先生是确可像他所终身景仰和学习的鲁迅先生那样，坦然，欣然，大笑，歌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