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林语堂的《幽默人生》，内有一文，题为《笑话得很》，其中提到一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轶事：
罗斯福总统是大政治家，也是大政客。某个星期一，有客去见他，赞成某项处置办法。罗斯福说：“you are right（你说的不错）。”星期二，又有一客去见他，所说的话，意思完全相反，罗斯福也口口声声说：“你说的不错。”星期三晚，他的太太Eleanor跟他谈起来说：“第一位客人赞成，你说‘你说的不错’。第二位客人完全相反，你也说‘你说的不错’。”罗斯福说：“太太，你说的不错。”
印象中，林语堂在转述掌故、解释经典时，不是十分严谨，故我对这则轶事的真实性颇感怀疑。它让我想起咱们中国的“好好先生”司马德操，并且诧怪：何以古今、中外这两个不同的时空场境，竟然会发生如此雷同的妙事！
司马德操何许人也？“好好先生”之谓又出自何典？且请引一段古书来说明。据《世说新语•言语》篇刘孝标注引《司马徽别传》记载：
（司马）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人。有人伦鉴识，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有以人物问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辄言佳。其妇谏曰：“人质所疑，君宜辨论，而一皆言佳，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复佳。”其婉约逊遁如此。
比较一下这两个版本，你会发现，罗斯福总统简直就是我们这位汉末隐士的“双料传人”——不仅隔代，而且异邦！于是乎，这两个看似八杆子打不着的人，就被我扯到一篇文章里来了。
关于司马德操，《司马徽别传》里还记载了他的三件轶事，都颇有趣。一则说：有人曾错把司马德操的猪当作自家的，司马徽二话不说，便拱手相送。后来那人找到了自家的猪，非常惭愧，马上来还，且叩头道歉。司马德操不仅不生气，反过来还对那人千恩万谢。
还有一次，刘表的儿子刘琮前来拜访，派手下人打听司马德操在家否。当时德操正在菜园里锄地，便说：“我就是。”手下人见其面貌丑陋，骂道：“死东西，我们将军要求见的是鼎鼎大名的司马君，你这个乡巴佬，竟然敢说你就是？”德操便回家，换好衣帽出来，大家才知果然认错人了。刘琮连忙过来叩头道歉。德操却说：“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锄园，唯卿知之耳。”言下之意，好像对自己因为长得丑，又在干农活，而被认错，很有些不好意思。
第三个故事说，有人为了养蚕向司马德操讨“簇箔”（养蚕用具。簇，供蚕结茧用的麦秸丛；箔，育蚕用的席。）德操干脆把自己养的蚕扔掉了，而将东西借给他。有人问：“一般人损己利人，是在对方着急而自己不急的时候；现在你和他都在养蚕，彼此都很需要，为何要借给他呢？”德操说：“人家从来没有求过自己，如果不借给他，会令他很羞惭，哪有因为财物之类的东西而让人羞惭的人呢？”
汉末魏晋是乱世，所以出了好多言行特异的怪人和名士，或是“不为危言核论”，如郭泰（字林宗）。或是“喜怒不形于色”，如《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就说刘备：“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不过做到这一点很难，刘备后来就撑不住了，动辄哭哭啼啼。还有“竹林七贤”的领袖嵇康，王戎先说和他相处了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但后来嵇康却说自己是“刚肠疾恶”、“遇事便发”，终于遭了司马昭的毒手。只有“至慎”的阮籍，“发言玄远，未尝臧否人物”，靠着“沉默是金”得以苟全乱世。现在，这个名单里有多了一个司马德操。德操甚至走得更远，他是无论评价谁，只是一个“佳”字。庄子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德操倒好，干脆泯灭了所谓“是非”。他是彻底的逍遥派，把“得”与“失”的界限完全弥合了。其实，这种“利而勿利”的思想先秦就已肇端，《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篇》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
这故事告诉我们，正是对“物”的占有欲和归属权，让人有了执着和忧患。而恰恰是这些身外之物，拘囿了人类的精神，绑架了我们的幸福。这种取消自我与外物关系的思想，是人类文明早期的产物，在“维权”意识深入人心的现代，肯定属于消极思想而应当被摒弃，但在具体的人事纠纷中，如果真的能做到“坐忘”和“无待”，一定是智者。司马德操还让我想起孔子夸奖过的宁武子。《论语•公冶长》记载：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不过，司马德操绝非宁武子那样首鼠两端，明哲保身，他固然有些常人没有的“痴气”、“傻气”，却也有常人没有的骨气和正气。《世说新语•言语》篇里的那则故事说：
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颍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从车中谓曰：“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执丝妇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车。子适知邪径之速，不虑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慷慨，夷、齐所以长叹。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士元曰：“仆生出边垂，寡见大义，若不一叩洪钟，伐雷鼓，则不识其音响也！”
庞士元即三国时颇有智术的庞统，号凤雏，与孔明齐名，司马德操的一番话，把个庞统佩服得五体投地，赞誉有加。原来司马德操和世俗世界中的许多“好好先生”并不一样，他在生活琐屑上“一皆言佳”，“难得糊涂”，似乎无私无我，无是无非，但对于涉及所谓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问题，却又相当顶针、十分执着。从他反驳庞统的话可以看出，他鄙视世俗的“带金佩紫”的所谓功名，而追求古代隐士的安贫乐道。可以说，司马德操是很“形而上”地过着“形而下”的生活。这种“与道逍遥”、“绝圣去智”的处世态度显然来自老庄哲学，其“愚不可及”处，恰好包蕴着人类的大智慧、大悲悯。
回到本文开头的话题。美国先后有两位罗斯福总统。一个是第26任总体西奥多•罗斯福（1901—1909），一个是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933－1945）。经林语堂转述的显然是后者，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四届、“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总统之一”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美国著名记者约翰逊在罗斯福传记中写道：“他推翻的先例比任何人都多，他砸烂的古老结构比任何人都多，他对美国整个面貌的改变比任何人都要迅猛而激烈。然而正是他最深切地相信，美国这座建筑物从整个来说，是相当美好的。”
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罗斯福总统知道中国古代有这么一个“好好先生”司马德操，如果林语堂所言不虚，那么我们只能说，这是天大的巧合！不仅两则故事内容大同小异，连故事的叙述结构竟也毫无二致——临近尾声，都是太太出来质疑，而两位丈夫均有绅士风度地回答：“太太你说的也不错！”不同的只是，罗斯福是政治家，司马德操则是隐士。罗斯福“好”字不离口，是为避免因行政见解不同而引起不必要的冲突，是积极入世的政治家的幽默；司马德操的“每辄言佳”，却是看穿世界本质，好坏、是非不过人的一念之转，他之不愿月旦世事，臧否人物，含有超脱尘表的出世哲人的智慧。仔细玩味，各臻其妙。
在《论幽默感》一文里，林语堂又一次提到罗斯福，他说：
民主国的总统会笑，而独裁者总是那么严肃——牙床凸出，下颌鼓起，下唇缩进，像煞是在做一些非同等闲的事情，好像没有他们，世界便不成为世界——罗斯福常常会在公共场所中微笑，这对于他是好的，对于喜欢看他们总统微笑的美国人也是好的，可是欧洲独裁者们的微笑在哪里？他们的人民不喜欢看他们的微笑吗？他们一定要装着吃惊、庄严、愤怒或非常严肃的样子，才能保持他们的政权吗？我所读到的关于希特勒最好的事情，是说他在私生活中是极其自然的。可是独裁者如果非装作愤怒或自负的样子不可，那么独裁制度里一定有什么别扭的地方，整个身心必定都有错误。
本来我一直对林语堂竟然对司马德操只字未提感到奇怪——难道号称大师的他，竟然不知道这位“好好先生”的故事吗？当他津津乐道罗斯副总统的幽默时，难道不可以附带点明一下，咱们的古人早有先例吗？我猜想，要么林语堂压根没有读过司马德操，要么他就是成心像他自我调侃的那样，靠“出卖《吾国与吾民》”过日子[1]。
正当我为此耿耿于怀的时候，恰好读到上面的一段，于是，我决定原谅他了。
【注释】
[1]盛巽昌、朱守芬编撰《学林散页》，第23条云：林语堂有次赴美国纽约夜总会。因着长袍、衔烟斗，有个美国绅士误认他是唐人街洗衣店老板，问他开什么店。林语堂大怒，说：“我是林语堂。”然而对方仍追问：“那么做点什么买卖？”林心里深恨对方“见识太浅”，就“幽默”地答道：“我出卖《吾国与吾民》！”（按：《吾国与吾民》乃林英文著作的书名。）又第2003条：孟孔武写《幽默诗人》，其中有一节称林语堂死后与孔子对话。孔子说：“我为《论语》主编，你也不过曾为《论语》主编；我周游列国，你也周游列国；何以我一贫如洗，而足下能豪富至此？其术可闻欤？”林莞尔而笑：“此无他，我不过出卖了一些《吾国与吾民》。”参见《学林散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第225页。林语堂还自我介绍：“我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可与并参。
（原载《书屋》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