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萦绕在脑海里，已经很久了。会心的读者一看就明白，题目是借来的，无非置换了“关键词”而已。二十八年前，也就是1980年10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逝世前，写于病床上的一篇名文，题目叫做《管的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两天以后，赵丹死于癌症，享年65岁。在这篇文章里，赵丹十分沉痛地写道：
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丁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
曾子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病榻弥留之际，这位“人民艺术家”算是彻底放下了“包袱”，一句“管的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可谓字字血泪，披肝沥胆！从逻辑学上说，这句话是“反题”，不说怎样才有希望，而说如此这般一定没有希望，看起来不像是“补台”而是“拆台”，喜欢“创新”和“建构”的人一定会嗤之以鼻；但，不可否认，它远比文艺专制阴影笼罩下所炮制出的所有“正题”——如“三突出”理论——包含着更多的真知灼见。赵丹以他毕生的才情、良知和大智大勇，为建国以来的文艺创作悬挂起一面洞穿真伪的铜镜，为长期以来在泛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生态中生成的一种无孔不入的文艺管制体制，敲响了至今听来依然严峻刺耳的警钟。
如果套用这个句式，将“文艺”换成其它行当，未必屡试不爽，但，对于最关乎国计民生、最牵扯亿万公民心神肝肠的大学教育而言，如本文标题那样的判断，应该是能够成立的。道理很简单：不仅文艺创作需要争自由才能谋发展，大学教育同样需要求独立才能得进步。想来这原本属于人类文明史的常识，只是在当下反倒成了不可不辨的认知盲点。
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蔡元培先生就在《教育独立议》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新教育》第4卷第3期，1922年3月版）蔡氏的教育理念，既秉承了孔子“君子不器”的传统价值，又对西方现代大学的制度精神有所借鉴，如他所言，这是一种“超然的”、“远效的”教育观。
蔡元培之“教育独立”的主张，不可谓不远大恢宏，可惜的是，近百年的历史证明，“教育独立”之理想，早成吹弹可破的“肥皂泡”与永远“在水一方”的“乌托邦”。
中国现代教育的“败相”在民国后期便已初露端倪。1934年，亦即蔡元培提出此观点的12年后，胡适便不得不拈出“教育破产”一说，并对当时教育之积弊予以清算。他所分析的“教育破产”之原因有五：一是教育界自毁信用；二是“教育的政治化”；三是学校的“营业化”；四是高等教育的机关太多；五是“粗制滥造的毕业生骤然增多了”。有此五弊，遂导致“粥少僧多”、“子弟拿着文凭寻不到饭碗”的混乱局面。我们把这五条和今天的教育现状一对照，就不难发现，原来百年教育改革史竟然是“老猫枕着锅台睡——一辈传一辈”。“教育改革”，这个喊了近一百年的口号，如今听来更像是“教育挽歌”。君不见，在当代老百姓的人生字典里，教育已经和医疗、住房一起，成为压在人们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了。抚今追昔，能不兴叹！
胡适给当时教育所开的药方是——“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他说：“愈要救济教育的失败，根本的方法只有用全力扩大那个下层的基础，就是要下决心在最短年限内做到初等义务教育的普及。”表面上看来，胡适的“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目标，现在确是“基本实现”了，但是，中国教育骨子里的“膏肓之疾”，实际上是愈演愈烈，几至“回天无力”。胡适当年曾天真的设想：“人人都受了小学教育，小学毕业生自然不会做游民了。”而反观现状，别说小学毕业生，就是中学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实在也难免成为“游民”之虞！
事实上，“拿着文凭寻不到饭碗”，其实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君不见，“拿不着文凭”的打工一族照样可以寻到“饭碗”——质地虽不同，“饭碗”之功用则一。如今的教育，最可怕的倒是，大学生还没“拿到文凭”，便对“饭碗”甚至所谓“人生”失去了兴趣！至于对“学问”，对“真理”，对“理想”等等，他们会说：还是省省吧！一句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此弊之酿成，原因无他，归根结底，还是拜教育当局“管的太具体”所赐！
以大学教育为例，要不要管理？本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关键是由谁管理？怎样管理？蔡元培在那篇旨在宣示“教育独立”的文章里，也提到了“教育管理”的问题：
大学的事务，都有大学教授所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举出。
由各大学校长，组织高等教育会议，办理各大学区互相关系的事务。
教育部，专办理高等教育会议所议决事务之有关系于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国教育统计与报告等事，不得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的影响。……
蔡元培理想的大学管理模式，其实就是所谓“教授治校”。从欧美发达国家以及日、韩等国的大学教育现状来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唯有“教授治校”，才谈得上真正的学术自由，教育独立，欲振兴民族教育，欲接近“世界一流”，舍此而外，别无他途。
遗憾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这艘世界上最庞大的教育方舟，正在离这一人类所能发现的最佳航线渐行渐远。一方面，蔡元培被主流意识形态奉为“现代教育第一人”顶礼膜拜，姿态谦恭得可以；另一方面，蔡元培那一辈学人筚路蓝缕、辛勤开创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教育理想和原则，又被主事者弃之如敝屣，避之如瘟疫。大学，甚至一度成了思想钳制和政治清剿的重灾区。“管”，或者“加强党的领导”，成了让文人“条件反射地发怵”（赵丹语）的字眼。如此表里不一、缺乏基本诚信的大学教育现状，怎不令人堪忧！
因为“管的太具体”，中国的大学教育早已千疮百孔。1952年的“院系调整”，犹如一次五脏移位、伤筋动骨的大手术，使现代大学几十年实践积累的学术元气损伤太半，大学传统风鬟雾鬓，花容失色。1966年“文革”爆发，高考制度被取消，“知识无用，造反有理”，大学里的“反动学术权威”们，几乎到了人人喊打的境地，大学教育岌岌可危，大学精神奄奄一息。1970年，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用”之运动兴起，大学一时成了工农兵的战斗堡垒。北京大学的《1971－1975五年规划纲要（讨论稿）》里，竟提出了“达到教师会做工、种田，工人能教学、搞科研”的目标。课程设置上，“文科要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外语教材要‘七分政治三分文学’，适应国际阶级斗争需要；理科教材要不断总结我国工农兵的发明创造，批判吸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等等。（陈平原《我看北大百年变革》）自上而下的“管制”，使真正的大学名存而实亡。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十余年间，“改革春风吹遍大地”，大学百废俱兴，百花齐放，迎来了一段学术的春天。当时的思想解放，言路广开，从赵丹的那篇文章竟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可以想见。嗣后学位制度的确立，更使大学教育焕发出生机。然而好景不长，90年代以降，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教育产业化”大潮兴起，学校成了企业和商店，学生成了顾客，教师成了教学雇员和学术包身工，一切举措无不“放于利而行”，焉能不斯文扫地？新旧世纪之交，作为对“院系调整”的隔代回应，又风起云涌地开始了高校合并运动、大学扩招计划、以及无名有实的“学术大跃进”潮流。特别是近十年来，在量化考核的热煎猛烤、课题项目的威逼利诱、教学评估的“地毯式轰炸”之后，大学早已不复为大学，学者早已不复为学者矣！一句话，当教育的行政官僚机器加足马力、大念“紧箍咒”之时，正是大学传统及大学精神整体坍塌之日。
在上文提到的那篇文章里，赵丹还说了一句肺腑之言：
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逼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对付对付它。
赵丹哪里会想到，二十八年后的今天，“体制”不仅未见真正好转，反而在行政官僚化的程度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就教育界而言，教育官僚到处都有，就是没有真正有思想、有风骨、有坚守的教育家。官僚的最大特点就是要垄断其权力，滥用其权威，拍拍脑袋就能制定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规则，未经论证便是真理，不是法规胜似法规，“执行也得执行，不执行也得执行”，完全是“管你没商量”！如今的大学校长够得上教育家的也是“多乎哉？不多也”，再牛的知名学府，充其量也就是个“副部级单位”，享受“待遇”、保住“蛋糕”的同时，焉得不交出办学自主权？岂能不夹着尾巴，履行被改造、被“格式化”的义务？一方面祭起“以人为本”、“创新教育”的大纛气冲牛斗，一方面又高擎“目中无人”、“整齐划一”的火炬勇往直前，全然不顾如此倒行逆施，恰与“世界一流”之目标南辕北辙，马牛其风！难怪民间有人戏称“重点高校”为“重点搞笑”。
2007年11月1日，《南方周末》评论版刊载了一篇题为《教学评估大于天 两万人同演一台戏》的读者文章，一时天下争读：
为了迎接今年11月的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我所在的高校已经紧锣密鼓准备了整整一年。
别说，一年的动静还真大。虽然合并了10年，但直到今年，校领导终于拿出了学校的办学定位、办学方向、人才培养目标……并在教学楼醒目处大笔书写。
校园里几乎是大跃进般的变化。寸草不生的体育场开始改造，宿舍楼有了隽永的新名字，建筑也重新装修一新……校园里条幅满天，上书“一切为了评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评建结合，重在建设”。当然也有不变的，饭堂配餐依然饭多菜少，价高质次。
上课开始喊“老师好”，老师说“坐下”。老师说，这要忍到评估后。老师还说：“评估期间是非常时期，大家都不许逃课，上课不许迟到、不许睡觉、不许早退。被我抓到了，期末分再高照样让你挂科。评估期间讲的课我会先预讲一遍。”临了不忘加上一句，“说实话，评估很无聊”。
据说，本科教学评估是为了应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每况愈下，民怨沸腾。但看来，评估团将不会看到真实，迎接他们的是一场早已排练好的戏。
一场两万人演出的大戏，欢迎专家来看啊！学校已经准备好了十几辆高级轿车作为评估专用车，装修好了专家公寓，请给两万人一个面子，给个高分吧！ (广东湛江 甘薯)
中国大学教育的可悲可怜在这篇短文中暴露无遗。我们看到，“管的太具体”，已成当今大学教育甚至一切教育的“阿喀琉斯之踵”。在“管”与“被管”的双边关系中，“态度决定一切”，没有是非，只有利益，不考虑“学生怎么想”，只关注“领导怎么说”。因为评估的结果直接决定学校的前途和“分蛋糕”的份额，被评估一方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心态严重失衡，心理日益扭曲，甚至完全抛弃了教育者应有的尊严和良知，明目张胆地造假，理直气壮地撒谎，并且利用手中的权力迫使弱势的教师和学生共同造假和撒谎。一位大学教师在博客里这样写道：
那年夏天，我所耳闻，许多高校的相关工作人员都在加班工作。以前的试卷没有存档怎么办？花钱雇学生抄，一堆堆的试卷抄出来之后还要进行仿旧处理。毕业论文没有英文摘要怎么办？花钱雇人补。一个暑假过去，假材料做成了，人累瘫了，加班费开出一大堆。……
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关系，竟然演变为造假活动的“拍档”和“雇佣”关系，这样的教育，真是堕落到了极点！一些缺乏底气的地方院校，更把迎接评估弄得“非典”一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专家进驻学校期间，教师和学生基本失去人身自由，只能在规定时间、规定区域，以规定动作活动，只能使用规定语言接受专家询问。这种明显违背宪法的校纪校规，构成了对师生公民权利的极大蔑视和践踏。更有甚者，有些学校竟然大耍流氓，扬言“谁在评估的时候毁了学校，学校就会毁了谁”！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如果竟让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说出如此丧尽天良的话来，恐怕只有用罪大恶极来形容了？！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当绝大部分师生对评估怨声载道之时，手握话筒的主事者却在用“全称肯定判断”为评估大唱赞歌。此情此景，真是让人“艰于呼吸视听”了！想当年，西南联大地处“三不管”之地，却在物质赤贫、敌机轰炸的艰苦条件下，坚守大学理想，励精图治，弦歌不辍，终使联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创造了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岂不正是对当下“管的太具体”的教育体制的一个绝妙讽刺！
写到这里，不由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真的恶声”：“我向来是不惮于用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事实证明我推测的还是不够坏。”而现在，不必用“最坏的恶意”便可以推测的是，如果这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继续在中国大学里大行其道，如果大学内部事务无论巨细，全都处于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管”、“规范”之下，那么，不出数年，大学将不再是大师、学者、君子、精英的摇篮，而只能成为犬儒、乡愿、奴才、市侩、政客、投机者、阴谋家的“天堂”。唔，恕我直言，那样的“天堂”，不去也罢。
2007年12月22日写于同济
（原载《随笔》2008年第3期，题目改为《大学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