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会的货币价值
从1927年起，中兴煤矿工人的工资陡然上升。
中兴煤矿位于山东枣庄，当时在中国排第三，产量仅次于日资的抚顺煤矿和中英合资的开滦煤矿。据《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提供的数字，1917年-1926年，中兴煤矿井下工人的平均月薪一直徘徊在7.8块银圆左右。按1比35折算为2003年左右的人民币，相当于273元。那时候，多数工人只有一套破衣服，每天吃两顿饭，高粱面或麦子面煎饼卷大葱，外加咸菜和糊涂汤[2]。用现在讨论农民工问题的话说：井下工人的工资水平长期偏低，增长缓慢，国内需求严重不足。
可是，从1927年开始，井下工人的工资连增五年。到1931年，平均月薪已达13.02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按1比30折算为2003年左右的人民币[3]，约等于391元，涨幅高达43%。调查者施裕寿、刘心铨写道：“近年来工资之所以特别上涨，大半是工会的力量。”
调查者抄录的工会与资方的第三次协定可以证明这个说法。协定共15条，第一条就是增加工资。自1930年12月1日起，各级工资平均增加15%左右。随后是关于抚恤金、救济金、假日工资、花红（奖金）摊派、工人浴室、退休金、工作时间等方面的内容，条条关系到工人的切身利益。这份协定，是工人凭借集体力量与公司反复“交涉”的结果。
读到这里，我如受电击，想起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观点。他把贫困理解为权利的缺乏、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说得更形象点，他将贫困看作一个健康人被种种法规堵住嘴、蒙上眼、捆住手脚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兴煤矿工人工资的提高，来自一项政治权利的获得，或者说一条禁令的松动：工人有了联合起来与老板讨价还价的权利，有了组建工会的权利。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项政治权利原来是很值钱的。
组织工会的权利可以换算为多少钱呢？调查者说，工资上涨大半靠工会的力量，倘若将“大半”算作75%，那么，工会能给井下工人带来32%的工资涨幅。
这是一条引人遐想的结论。
现在中国约有两亿农民工，人均月收入约为667元[4]。假如农民工有权利组建工会，倘若这些工会真能发挥在枣庄煤矿的作用，将工资提升32%，农民工的收入就会走出长期停滞，提高至每月880元。全国农民工的总收入将因此每年增加5123亿元。
中共中央在2004年推出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大政策，为中国农民减掉了每年1265亿元负担。如果再进一步，像农村改革之初面对大包干那样说几句“可以可以也可以”，落实一项公民的政治权利，对农民来说，其价值竟相当于取消农业税的4倍。更进一步想，国内需求不足的局面是否可能从此进入良性循环？国外工会的抵制和人民币升值压力是否可能因此减轻？综合动态地计算起来，其价值每年何止五千亿人民币。
二、工会真是工人的命
我关注煤矿工人的收入，本想看看他们对高死亡率的补偿要求在工资上如何体现。结果大出意料。1926年前后，中兴煤矿井下工人的工资，普遍低于盐场、纱厂、面粉厂和铁路的低风险粗杂工的工资[5]。可是，在中兴煤矿50多年的历史上，平均每年有13.5人死于井下事故，年均死亡率约为3.9‰。2003年，中国煤矿井下工人死亡率大概也是3.9‰，与此相应，煤矿工人的工资就比建筑工人的工资多出20%以上[6]。
经过工会的五年活动，中兴煤矿工人平均工资的绝对值提高了65%，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有43%的涨幅，与其他低风险行业的重体力劳动比起来，高出20%左右，大体说得过去了。
据此可推出另一种计算，以生命为本位的计算：在中兴煤矿，工会的存在，可以补偿每年3.9‰的死亡率，抵得上每年13.5条人命。如果工会被封杀，这13.5条人命，或3471个井下工人每年3.9‰的生命，就被无偿剥夺了。工会果然可以算作工人的命。
1915年之前，中兴煤矿的井下工人死于事故，抚恤金约为70大洋，大概相当于2003年前后的3500元人民币。1927年工会成立后，抚恤金当年就提高到100元，1931年又提高到200元[7]。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工人的命价升值将近一倍，超过了43%的工资升幅。这就是说，工人的生命得到了较多的尊重。
那么，在工会成立之前，在工人性命特别便宜的时候，谁占了他们的便宜？凭什么可以占他们的便宜？这块便宜的实质又是什么？从政治权利的角度看，占便宜的是资本和官家的联盟，凭借的主要手段是限制结社的法令，利用法规占到的便宜属于“法酬”，实质就是血酬——暴力带来的收益。
总之，工会既值钱又值命。政治权利，不仅可以换算为财产权利，换算为钱，还可以换算为人身权利，换算为命。这些权利在效用上是相通的。权利的增加致使工人全面升值。
三、工会成全了工人
据说，在工会成立前，工人的一条命还不如一条驴值钱[8]。1922年，李立三和刘少奇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也喊过一句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口号难免夸张，但思路很让人动心。牛马驴骡之类的役畜，究竟与工人有什么不同呢？
无论是牛马还是工人，都要干活吃饭，卖苦力换取“生存权”，在这一点上并无不同。法律既禁止杀工人，又禁止随便杀役畜，也无根本性的不同。万一出了死亡事故，役畜的使用者要向所有者赔偿损失，资本家则向工人家庭赔偿损失，方式和价格也差不多。
工人与役畜最大的不同在于：工人有人身自由，有签定契约的自由，有讨价还价的权利，有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如果剥夺了这些权利，工人就不是工人，而是会说话的牲口。用上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的概念来说，就是“奴工”[9]。对应“农奴”的构词法，也可以叫“工奴”。
工人不是可以随便叫的。如今的用法来自欧洲，所指的社会集团是那里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在古汉语中，“工人”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不同，并不特指资本主义大工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他可能给地主扛长工或打短工，也可能是“士农工商”中有固定的户籍、技能、义务和生产资料的工匠。在与平民雇主的关系中，他们被称为“雇工人”；在与官府的劳役关系中，他们被称为工役、工夫或工徒；在社会分工和官民划分中，他们被称为工匠或工民。
中兴煤矿的工人，尤其是包工头招来的“外工”，其地位处于工奴和马克思谈论的工人之间。他们依附于“封建把头”，选择自由受到江湖行规等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人身自由也打了折扣。那些直接受雇于公司的“里工”，虽有签定契约的自由，却没有联合起来讨价还价的权利，另找饭碗又难，选择自由便大打折扣。发明“工人阶级”这个概念的欧美人，称这种中国劳动者为“苦力”。苦力是工奴和工人的混合体，即社会政治权利残缺不全的工人。
如此说来，工会不仅尊重了工人在生物意义上的生命，也成全了他们在社会意义上的生命。有了工会，中国苦力就成为工人了。
转载：吴思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