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清华大学教授贝淡宁和爱国热情高涨的中国观众一起观看了中国和安哥拉的篮球比赛。他的报告如下：（刘美元）
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家乡蒙特利尔举办了一九七六年奥运会，我感到非常自豪。这意味着蒙特利尔得到承认，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城市。但是正如科学家说的，这是假阳性。加拿大运动员的表现并不好，主办国没有赢得金牌，这在奥运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奥运会后，独立运动的兴起使得只会说英语的市民迁往他乡，多伦多很快取代蒙特利尔成为加拿大的金融中心和人口最大城市。今天，蒙特利尔是个清静、悠闲的双语城市，但是它昔日的辉煌或许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是个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全球天气预报时很少提到的城市。
几天前，我遇见一个学体育的丹麦学生。他告诉我丹麦还没有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一枚奖牌，我告诉他加拿大也是如此。我们约定支持相互的球队，除非它们直接竞争。但是我告诉他我也要支持中国队，因为这里是我的新家。这也是政治：中国在奥运金牌争夺战中战胜美国将是人们希望的多元政治未来的合适的象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全球舆论的谴责声中入侵另一个国家。
昨天是个让我显示新爱国热情的机会。这次，我通过精英路线---我夫人工作的总部在美国的投资银行得到中国和安哥拉篮球比赛的门票。这是一场必须获胜的比赛，一旦失败将惨遭淘汰，无缘进入下一轮赛事。
我和儿子提前几个小时到来。雨下得很大，当我在口袋里寻找门票的时候，第一个安检人员做手势让我们进去。我们排队等候，前面有几百号人，几乎全部是中国人。学生志愿者提议那些带伞的观众与没带伞的共享。我和来自北京郊区的一位热心女性观众共用一把伞。讲究实际的中国人也用国旗来挡雨。
最后我们终于进场了，在里面见到了我夫人。让我惊讶的是，她裹着很大一面国旗。我夫人毕业于或许是中国自由个人主义最后堡垒的北京大学，总是批评我赞颂中国苛刻地批评其他国家的文章。但是她身上又湿又冷，国旗或许可以让她暖和一些。
看台上的观众被装扮成红色，很多人拿着国旗。我夫人给面颊两边都贴着国旗标签的胖乎乎的小孩拍了一张照片。一个男人穿着科比·布莱恩特（Kobe Bryant）体恤衫，额头上写着“中国加油”的字样。我们这边很快坐满了其他热情的中国观众，包括一个幽默的啦啦队长。
我们下面那一片坐满了名人，比如非常流行的超级女生比赛的获胜者、（相当于中国的“美国偶像”）搜狐的首席执行官（主要的中文网络公司）、一九八四年中国女篮身材高大的队员（我儿子说他为坐在她后面的人感到遗憾）。
奏国歌的时候我们都站起来。当我听到中国国歌响起时总是眼眶湿润，因为我第一次听见它是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在牛津爱上我夫人的时候，当时是争取民主的游行学生在激动人心的音乐声中唱的这首歌。现在我们位于看台的中央，还被拍上电视，在奏国歌的时候手里拿着国旗。我感到有点尴尬，因为我注意到头发有点凌乱。
在热身阶段，中国队进行集体练习（提示：我儿子请我不要写这段，因为他认为这不是中国人的特色，但是安哥拉队没有做集体练习，所以我还是留下了）。中国队开场打得很好，姚明投了几个精彩的扣蓝，他肯定是在美国学的动作。
可笑的是，我们的啦啦队和看台另外一边的安哥拉队的啦啦队竞争。当安哥拉拿到球后，我的邻居发出嘘声，但是当他们进行了漂亮的投篮后他也鼓掌。中国啦啦队长在中场休息时出去了，这是个聪明的策略，因为安哥拉的有些球员忍不住在碰头会的时候偷看他们。中国队体力逐渐减弱。这是后两节的两分球差距，人家眼看就要追上了，我们都非常紧张。
在下半场开始的时候，我们这片来了一群西方记者，赶走了大部分中国观众(他们肯定找到了更高一点的座位)。非常让人失望的是，我感到我们的共同体意识受到威胁，更糟糕的是，还有几个人给中国队喝倒彩，就好像他们想遏制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崛起。在我看来这也是让人吃惊地粗鲁行为:想像一下，如果中国记者在一场没有中国队参加的比赛中为西方东道主喝倒彩会是什么情形。但是我很高兴地说坐在我后面的一个美国记者为姚明的投篮热烈鼓掌，似乎和我一样受到亲中国的热浪的影响。
中国在下半场的表现很好，很轻松地赢得胜利，因此还有夺奖牌的希望。在我们要离开时，有中国观众告诉我说我们的球票可以再看下一场比赛，即俄罗斯和立陶宛的比赛。我开玩笑地问他会为哪个队喝彩，他似乎不肯定该怎么回答。我说或许我们应该为俄罗斯喝彩，另一个有伟大文明的大国，正在恢复曾经的光荣。但是很快我就感到内疚，想起来它刚刚侵略了另一个国家。
我们要去吃快餐了。我注意到留下来的一个中国观众穿的体恤衫上面印有英文的“我只爱中国”，或许她不明白体恤衫上的字是什么意思。不管怎样，我决定喝点啤酒，忘掉政治。等返回看台，中国观众已经收起了他们的国旗，我也把笔记本收起来，我们很高兴看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
View from the Stands: Patriot Games by Daniel B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