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不乏学术论争，同行之间尤然。而所有本于学术探讨的论争，无论激切还是温和，自然都会有益于学术的发展，值得后人重视。但有些隐而未发的学术争论却不易为人所关注。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梳理这些隐藏的、从未公开化的论争史料，对于深入研究潜在论争双方的学术思想以及一个时期学术的发展路线，
一、《师友杂忆》对“陈寅恪学术”的回避
钱穆以平实而雅洁的文笔追述其七十年间的师友往事，留下了一册兼有文章意趣和史学价值的《师友杂忆》，且明白告诉世人“苟以研寻中国现代社会史之目光视之，亦未尝不足添一客观之旁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44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以下简称《杂忆》）。实际上，钱穆著此书虽系追忆师友杂事，但多有月旦当日学界人物之举，如对汤锡予、蒙文通学术的推重，对张荫麟、雷海宗等的好评，对胡适、傅斯年的不无微辞，对熊十力的批评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部《师友杂忆》亦可视为20世纪前中叶学术史的缩影。
然而，《杂忆》一书虽记述钱穆与陈寅恪交往诸多片断（计有七八次之多，时间自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但多为日常生活中之一般人情往来，如双方结交缘由、北大任教时双方任课情况、抗战中之相遇相交，以及建国前夕钱就何去何从问题访陈未果等，但真正语及陈寅恪学术的文字却很少。间接相关的，只有1944年钱穆在陈寅恪因目疾至成都休养期间因病未能与之作一学术交流而引以为憾的一段记述：
余初撰《神会》一文时，陈寅恪亦因目疾偕其夫人迁来成都休养，余虽常与晤面，但因两人俱在病中，亦未克与之讨论及此。迄今以为憾。（《杂忆》，第254页）
关于《坛经》作者问题的争论曾是30年代学界的一桩公案。1944年冬，钱穆撰《神会与坛经》一长文，批驳胡适“神会是《坛经》作者”之说。而陈寅恪早年即以精研佛教典籍而闻名学界，1932年更发表《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一文，跳出版本文献考证之争，由偈文的文学修辞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新禅宗（唐世曹溪顿派）不仅“教义宗风溯源于先代，即文词故实亦莫不掇拾前修之余绪，而此半通不通之偈文，是其一例也”（陈寅恪：《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91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有具如此知识背景的近邻却未能与其一谈，难怪钱穆要说“迄今以为憾”。虽说二者讨论《坛经》问题的视角、思考的成果并不相同，但既以未能倾谈为憾，则钱穆实也表示出对陈寅恪此一方面的成就的赞赏。不过除此之外，再见不到钱穆评断陈寅恪学术的文字。如前所述，《杂忆》一书对当日学人之学术多有评述，却独独未着笔当时交往尚多且名誉一时的陈寅恪之学术，这其中似乎有些缘故。
当然，钱穆在书中倒是两次提及陈寅恪对自己的学术赞誉：一是陈寅恪对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好评。钱陈之交，始于1931年夏，源自与钱穆同赴北大任教的汤用彤的绍介（《杂忆》，第180页）。然而，在陈、钱二人未正式结识之前，已先有过一次文字之交。1930年秋，时年36岁的钱穆因顾颉刚之荐入北平燕京大学任教。该年冬，历时七年之久的《先秦诸子系年》成稿。适值清华大学编“清华丛书”，顾颉刚介绍钱穆此书参予审查。后虽未获通过，但当时参予审查的陈寅恪却对此书大有好感：
列席审查者三人，一芝生，主张此书当改变体裁便人阅读。一陈寅恪，私告人，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矣。闻者乃以告余。（《杂忆》，第160页）
王国维乃近世学人中极受陈寅恪推赞之人。认为钱穆《系年》可追步王静安，陈寅恪此一评价不可谓不高。实际上，除《杂忆》所载这一情节外，30年代的陈寅恪曾在多种场合表示对《系年》一书的称道。如朱自清日记载，陈寅恪于1933年4月在叶公超晚宴上“谈钱宾四《诸子系年》稿”，“谓作教本最佳，其中前人诸说皆经提要收入，而新见亦多。最重要者说明《史记·六国表》但据《秦记》，不可信。《竹书纪年》系魏史，与秦之不通于上国者不同。诸子与《纪年》合，而《史记》年代多误。谓纵横之说，以为当较晚于《史记》所载，此一大发明。寅恪云更可以据楚文楚二主名及《过秦论》中秦孝公之事证之”。另据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可知，1934年5月16日，杨树达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会后，陈对杨“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参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1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从这些材料可见，陈寅恪对钱穆早年的诸子研究尤其是其中考订材料的方法甚是赞扬。
另一处是陈寅恪对《国史大纲·引论》的肯定。《杂忆》载，1939年3月，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张晓峰于会后探访其时卜居宜良的钱穆，转告陈寅恪对《国史大纲·引论》的称道：
《国史大纲》稿既成，写一引论载之报端，一时议者哄然……张其峋晓峰来昆明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晤及陈寅恪。寅恪告彼近日此间报端有一篇大文章，君必一读。晓峰问，何题。乃曰，钱某《国史大纲》引论。晓峰遂于会后来宜良，宿山中一宵，告余寅恪所言。后此书印出，余特函寅恪，恐书中多误，幸直告。寅恪答书，惟恨书中所引未详出处，难以遍检。余意作一教科书，宜力求简净，惜篇幅，所引材料多略去出处，今乃无可补矣，亦一憾也。（《杂忆》，第228页）
文中所提致陈寅恪的信函及陈的回函，遍检三联版《陈寅恪集·书信集》及台湾联经版《钱宾四先生全集》皆未见。不过，由陈寅恪回函称“惟恨书中所引未详出处，难以遍检”来看，陈关注史料的考辨与钱处置材料的“简净”，已然逗露二者治史思路的某些差异。
二、钱穆对陈寅恪文章的明确批评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虽回避了“陈寅恪学术”这一话题，但在写作《杂忆》一书（1977年冬～1982年秋）十数年前，却曾对陈寅恪作过一个近乎严酷的评价，其中即透露了某些钱穆不便公开明言的与陈寅恪学术思想的分歧。1960年5月21日，钱穆致函时在美国求学的高足余英时，谈对其文章的意见（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附录一，第227～23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版。以下引文同此，不另加注）。信的后一半论及近代学者之文章，其中就包括对陈寅恪文章明确的批评。
钱穆在信中讲到，“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由此，逐一论及章太炎、梁任公（启超）、陈援庵（垣）、王静庵（国维）、陈寅恪、胡适之诸公文章之得失利弊所在。如讲太炎之文“最有轨辙，言无虚发，绝不枝蔓，但坦然直下，不故意曲折摇曳”，缺憾在“多用僻字古字”；讲任公，其于论学内容多有疏忽，但文字如长江大河，一气之下；讲援庵，文章朴直无华，语语在题，不矜才使气；静庵之文，精洁胜于梁，显朗胜于章，唯病在“不尽不实”；论适之文，清朗且精劲有力，无芜词，只是多尖刻处。很有意思的是，对以上诸公均褒多于刺，惟对寅恪则下语严苛：
又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之三四方可成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
联系后文“……弟文之芜累枝节，牵缠反复，颇近陈君”云云，容易让人认为钱穆是因余氏文章多陈寅恪味道，故有意刺多于褒，以示训导之意。但是，此处明确说是就近人论学文字著论，且即便余氏文章因学步陈寅恪而染有后者文章之缺憾，也应明白点出陈寅恪文章之优劣二端，何以十贬而无一褒，有失公允若此。
当然，紧接在此段文字后，钱穆也提及陈寅恪《论再生缘》一文有“回环往复之情味”。但是，他仍明确认为，用陈寅恪此种文字“施于讨论《再生缘》《红楼梦》一类，不失为绝妙之文，而移以为严正之学术论文”则“体各有当，殊觉不适”。明眼人一望可知，钱穆赞陈寅恪惟一《论再生缘》而已，而又将此文置于“严正之学术论文”之外。那么言下之意就只能是陈寅恪无一篇可称道之“严正学术论文”。而且，钱穆将“讨论《再生缘》《红楼梦》一类”的文章与“严正之学术论文”区隔开，这里所说的“严正之学术论文”应是指史学研究而言，那么也就意味着钱穆不仅不能认同陈寅恪以考据见长的史学文字，同时连陈寅恪独善其手的“以诗文、小说证史”的思路也一并予以否定了。若再联系前文对章梁诸公的评断，也多有显诸公之长而着意对应批点陈寅恪之意，则钱穆对陈寅恪学术的大体评断已很明白。尽管钱穆在下文也注意提及，“穆此条只论文字，不论内容，弟谅不致误会”。但是，若再看该书简后文“未有深于学而不长于文者”一语，这就更不免让人感到，倡言“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的钱宾四并非无意间思绪不周以致前后论调不一，而更多的是因为书简文字的私密性，以及与通信对象关系的非同一般，而表露出了对陈寅恪学术的真实评价，亦即对陈寅恪之学术思想、治学路数怀有明确的不认同感。
今日看来，钱穆的上述评断不免严酷了些，且远比上世纪30年代胡适及80年代钱锺书对陈寅恪“文章写得不高明”的模糊评价更明确（参见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附录三“胡适与陈寅恪”，第2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版），且更带有“辨章学术”的味道。
其实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民国以来的学术界，陈寅恪素以其超越新派与旧派、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以及今文与古文、汉学与宋学等诸多学术论争的立场，而成为能够被各派共同欣赏的少数学者之一（参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161～191页）。陈寅恪和钱穆虽非挚友知音，但对著《先秦诸子系年》的钱穆不乏认同之感。就钱穆而言，30年代初他的《系年》受到身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中研院研究员的陈寅恪的推重，陈寅恪对当时尚寂寂无名的他无疑有知遇之情。因此，即便过了“从心所欲不逾矩”年纪的钱穆仍不便公开批评陈寅恪的治学思路，而只是在与最亲近的学生的书信中表明自己的真实观点。
三、压在《师友杂忆》纸背的故事
若细看《杂忆》，有两处记载其实已隐含钱穆对陈寅恪的间接评价。一处是谈到上世纪30年代初关于通史课的讲授问题时，一处是谈到关于蒙文通被解聘后谁来授课的问题时。
钱穆自1931年夏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二课，另有选修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2年，国民政府通令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北大遂分聘北平史学界“治史有专精者，分门别类，于各时代中分别讲授”，钱穆也分占一席。他在课堂上明告诸生，通史有数人分讲不能“有一条线通贯而下”。“乃有人谓，通史一课固不当分别由多人担任，但求一人独任，事也非易。或由钱某任其前半部，陈寅恪任其后半部，由彼两人合任，乃庶有当。余谓，余自问一人可独任全部，不待与别人分任”。1933年秋，北大遂聘钱穆独任中国通史一课（《杂忆》，第171页）。以陈寅恪当日之学术声望，而钱穆明言“不待”与其分任一课，这般决绝自信的口吻固然显示出盛年的钱穆不迷信权威、自求树立的心态，但也很难说没有对陈寅恪治史思路的不以为然。比较陈寅恪1931年5月在《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特刊》发表的《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61页）与钱穆1936年9月所写《略论治史方法》一文（《中国历史研究法》“附录”，第152～153页，三联书店2001版），二者对于当日研治通史问题显有很大的思想分歧。
1933年暑假，蒙文通自河南大学来北大历史系任教。不久，文学院院长胡适访钱穆，谈蒙文通上课，“学生有不懂其语者”，因而将不续聘。钱曰，“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在三年内，当物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其他余无可言”（《杂忆》，第179页）。此番话显然表明了钱穆对陈寅恪某种引而未发的评断。
考察蒙文通先生的学术行年，蒙氏1927年撰成成名作《古史甄微》，研讨“三皇五帝”体系的形成和演变，上世纪30年代初陆续写成《犬戎东侵考》《秦为戎族考》《赤狄、白狄东侵考》《古代民族迁徙考》等有关先秦戎狄少数民族考证诸文。1933年任教北大历史系还开有“周秦民族与思想”一课。可见，虽然蒙文通一生治学也堪称通儒之学，但当时的用力方向却显然偏重先秦史。
而与此同时，陈寅恪自1931年即开始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开设“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和“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或称“晋至唐文化史”课程（参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75、80、93等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且一生以此一段史学研究最为世人称道。谊属晚辈且精研魏晋南北朝史的周一良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即谈到，30年代就读燕京研究院时，听同学盛赞陈寅恪先生魏晋隋唐史学方面的造诣，遂旁听陈先生课而感受深刻：“……陈先生讲课之所以使我们这些外校的学生特别倾服，应有其原因……陈先生谈问题总讲出个道理来，亦即不仅细致周密的考证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讲出其‘所以然’，听起来就有深度，说服力更强。”“陈先生善于因小见大，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虽没有写出像《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那样综观全局、建立框架的论著，但除经济方面而外许多重要方面的大问题都接触到了”。而且，周一良还指出，自30年代以来，现代史学界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很多专家学者均出陈氏门下或受其学术沾溉（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第159、16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可见，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初研治晋至唐史的人选，陈寅恪应是首屈一指的。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陈寅恪也是中国现代魏晋南北朝史断代研究的早期开创者。而且，陈寅恪自回国任教清华后，虽一直以佛经译本比较研究、蒙古源流研究等极为专深偏僻的学问见称于世，但同时也以博学著称，且自1930年开始已发表多篇探讨晋至唐史方面的论文，如《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印度故事》（1930年6月）、《李唐氏族之推测》（1931年8月）、《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1932年1月）、《支愍度学说考》（1933年1月）等。仅1933年夏到1934年夏一年间，就有《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四声三问》等享誉至今的著述问世。
再说，当日北京各大学对教员校外兼课虽有相关规定，但很多名教授常可数校兼课，陈寅恪更是自1926年起便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1928年又受聘兼任佛经翻译文学课，后改为蒙古源流研究。所以，钱穆说若蒙文通离任则聘不到继任教员，显然不是出于当日清华、北大教学管理方面的考虑。因为蒙文通走后，北大历史系“隋唐史”课程，正是聘陈寅恪兼任（“魏晋南北朝史”邀钱穆而被拒）。虽说后来“上堂仅盈月，寅恪即辞去不再来。谓其体弱……”，“于是此课遂临时请多人分授”（《杂忆》，第179页），但若说蒙离任则无人可继任，而且是面对熟悉中古一段学术史的胡适说这番话，显然只能说明钱穆并不认同陈寅恪在此领域的工作。不仅当日不认同，四十余年之后追记上述这番话时仍是如此，因为《杂忆》载这番话的上下文丝毫未见钱穆对昔日说法的改变或补充性的“解释”。
当然，钱穆与陈寅恪之间的学术分歧从未公开化为正式的学术论争，但是从钱穆对陈寅恪学术直接抑或隐含的评述，都鲜明可见二者学术思想的差异，这也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值得关注的一段往事。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穆著，三联书店1998年10月版，16.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