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也没再追究这事，而《秋水》也早已停刊。直到2001年夏季，张光直夫人李 卉提到将再版张光直的《蕃薯人的故事》，并希望将这两篇〈小人物的速写〉加载附录， 征求我的同意。
当我再读这两篇小说时，完全悟解他为甚么要用笔名发表。他的小说内容与当今国共 时状切实有关，但写的不是政治领导人物，而是关心国事、敢言敢为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经历与国共政治空气下产生的患难有唇齿关系。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深受冲击，这些是台湾当年白色恐怖下居民的故事。
可是他写的故事发展之曲折，好似在沉雾下进行的旅途，一步不知下一步的后果。对人事的描述高深莫测。故事表面上只是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日常烦恼；生活烦恼背后的真象却难于追究。谁也摸不清人事真相，读起来让人感到作者有不便直说的苦衷，可是作者却有心将小人物莫知罪的遇难和冤状曝光。是谁冤枉了这些小人物？不是某人某事件，而是由于政治的大气候。
看来张光直由于政治牵连而有不能直说的理由。这是二十多年前的形势，如果张光直还在人间，他该可续完〈小人物的速写〉，让真象更为清楚，但现在留下的却是永久的「且听下回分解」。然而，只要读过他的自传《蕃薯人的故事》，真象其实已揭晓。
何谓蕃薯人也？在这本书的前言，已有几个定义。一个是拉丁文Ipomea batatas，一个是英语 sweet potato。汉语「蕃薯」是块茎类植物，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将它从南美带到欧洲，明末时期葡萄牙和西班牙水手再将它传入中国。蕃薯极其适合中国山区干地。
甲午战败，清帝国被迫将台湾岛割让给日本，岛上居民自此便成为「亚细亚的孤儿」。由于台湾岛形很像白薯，所以岛上居民自称为蕃薯人。张光直的父亲张我军便是其中一位。他在1924年从台湾到北平念大学，又在北师大时遇到来自湖北黄陂的18岁女同学，由恋爱后逃婚至台北。日后重返北平，生了光正、光直、光诚、光朴四个儿子。
张光直说现在的台湾人也自称为蕃薯人，可来了一个新名词「芋仔」，用来称呼1945 年后来台的外省人，芋仔和蕃薯人被人为地界定为两个刻板印象，芋仔人不说台语，蕃薯 人说台语。张光直兄弟们都说标准的京片子，因为祖母不会说北京话，在北京家中又常有台湾人来往，所以兄弟们也会说台语。张光直曾说：「我们自己认为毫无疑问地是台湾人，是蕃薯人，但也是闽南人、中国人。」并且说：「我知道我是哪里人。」张光直这句肯定的话便能解释《蕃薯人的故事》之主要思想，并且也解释了书中事件发生的主因。
张光直，中国人也，蕃薯人也。何谓中国人，何谓蕃薯人？这必须研究中国现代史，更必须认识殖民主义与中国的关系。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后果都可从张光直的生命经历上去发现。
张光直是考古人类学者，他的兴趣不仅在帝王将相、宫庭楼阙，而是包括全人类。他深深认识一个国家之动荡，一个国家冲击另一社会所产生的后果，而受害最深的不外是小人物、普通居民。他的〈小人物的速写〉及《蕃薯人的故事》都是描述一般居民的切身痛害，受害的原因莫非是国家社会的动荡。
张光直痛惜的，与近年来东欧、中东、阿富汗黎民的遭遇均属同一历史类型：无辜者的不幸来自无法抵御侵略者的势力。这是弱小民族的悲哀。
张光直童年所受到的冲击，不外来自中国遭受外国势力之入侵。他生于北平，长于中国北平的日据时代。在北平时，他是中国人，也是台湾省人。他在书中形容的北平生活，充满了甜蜜的回忆。对北平的建筑、街道、胡同都有生动的描述：「我在城里面的活动，是由城墙和城门所规范的。城墙外面都是田地，种麦子、玉蜀黍，和大豆。还有就是八路了，出西便门，就看见昨晚被八路挖出来的火车轨道……。」他看到抵抗日本的是八路，这对于他日后在台湾坐牢有直接关连。他的学生启蒙生活，他的思想构成都发生在北平。他说：「虽然在北京只上了几个月的中学，但那一段生活可以说是过得最好的。」
张光直曾经出版关于中国食物的书，可见他一向对「吃」有研究。他对北平的生活，最感兴致的莫过于「吃」。而张光直对「吃」有考古的精神，不但从烹烧、作料、存放、 买卖、吃法，并注意到这种食品对普通市民生活的影响。我认为他在这本书写得最精彩、 最成功的便是老北平生活中有关「吃」的片段了。（笔者也感到张光直「吃」的味道，我每到北京就欣喜一清早的市景，市民现做现卖各种烧饼、蛋饼、油条等，我向他们买了，以报纸一包，拿在手上边走边吃，香喷喷、热呼呼的。）
张光直笔下的老北平的另一精彩一面，便是北平「好玩的东西」：「从腊月初起，各种小贩──旧书、字画、古玩、旧家具……。」他曾经在一个摊子上，「用一块大洋买到一张宋拓的王羲之《大唐圣教序》（中间一点断文都没有）。卖的人还犹豫半天，不知道这12岁的小孩子知道不知道它的价值。最后他决定卖给我，说：『小孩儿，你买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拓片，希望你好好管着』。」张光直的学识自12岁起已命定也！
1946年，由于国家动荡，张光直的北平生活被中断了。他的母亲决定举家回台与父亲团聚。张光直本舍不得离开师大附中──北平最好的中学，但是他得了伤寒，病了一月，功课也拖下来，便决定跟家人一起回台湾去。到了台湾，他父亲第一句话便问他：「你哥哥来了没有？」张光直回答：「没有，他又走了」。这一问，与张光直日后在台湾的政治生活有密切关系。
到台湾以后，张光直进了建国中学。他一进去便发现他几乎被孤立，因为同学之间的语言是日语；「何许人」的问题又再一次挑战张光直，尤其在「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也许由于与某些同学在文化语言上的隔阂，他与几位老师特别接近，如国文老师罗刚。由于老师的鼓励，张光直开始写作，也与同学办《方向》杂志。1948年罗老师慌慌张张地与张光直等同学告别回去上海。罗老师的影子后来出现在〈小人物的速写〉内。
日后，张光直开始卷入台湾的学生运动。他在北平时受到他哥哥和好友温景昆的影响最大，后者从北平寄给他的书信更将他卷入台湾的白色恐怖之中。
由于所谓的「四六事件」，许多台大的学生被捕，张光直是建国中学唯一下狱的中学生。他自言在台北监狱过了几个月相当有意义的团体生活，也许这是因为他在狱中的时候，对于他是何许人的问题得到清楚的答案。
张光直何许人也的问题因此又加上复杂的层次。他出狱后没有继续念书，在家自学，日后以同等学历上了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他考这个系的基本原因就是想知道「人之所以为人」。一年监狱生活影响了他做人的态度，他认为在那个环境中的「好」与「坏」是极难判断的。在牢中他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他看到在「一个大时代」，各样人碰在一起，「各为其主，各尽其力……结果为何而死，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在他经历的「大时代」，「小人物」的一言一举之后果也有不测风云，完全是因为国家社会在大动荡，时代在大幅度的摇摆，命运之坎坷不是任何小人物能够轻易逃脱。任凭小人物有多大的志向，多高的理想，也逃脱不了政治地震的莫名突击，它超过政治的规范，产生的是一片混乱局面，好似宇宙在爆发，许多星球在燃烧，许多星球在重新组成。小人物无力知悟或定义政治混乱，只能懦弱地在生死之间生存。
蕃薯人张光直的早年生活显现大时代环境下小人物的生活。他笔下的小人物其实是大人物，因为他们有纯诚的理想、崇高的人格。
令人惊叹的是，张光直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怨言，也没有哀叹自怜，监狱生活之莫名黑暗只有增加他的求知欲。可以说，这是张光直的科学态度──一切只是求知的过程，一切也是增加他对人类的认识而已。
在这冷静的科学态度之底层，在这本早年自述的书中，呈现出张光直对人类深切真诚的关怀。
木令耆，哈佛大学费正清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