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街道以她的名字命名，接连不断的学术会议来纪念她，称赞她的新书一本本出现。100年前的10月出生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俨然添列哲学英雄的小世界。这种声誉只是在她1975年去世后才来到她身边。生前她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斯密斯（Smith）等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丹麦授予她松宁奖（Sonning Prize）因为“欧洲文化做出的有益贡献”。这个奖也被授予了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和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当她发表公开演讲的时候，学生们把过道和走廊都挤得满满的。
阿伦特满足了哲学英雄的所有条件。她是德国犹太人难民，古典教育修养和现代世俗智慧都非常丰富。经常提到希腊和拉丁术语，她的著作散发出深刻的思想。她不害怕提及讨论大话题---正义，邪恶，专制主义，后者干预当今的政治议题比如越南战争，民权运动，以及对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她不仅从事形而上学思考，而且讲究现实，不仅思想深刻，而且性感迷人。纽约批评家艾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回忆她是个非常有魅力和轻快活泼，甚至是个女妖（femme fatale）。
不过她这个明星如此灿烂，主要是因为美国的知识分子苍穹太暗淡了。毕竟，除了她，政治哲学家还有谁？在哪里？前一个伟大的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1952年去世。从那以后，美国哲学除了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这个例外，已经消失在技术问题上，在政治哲学的范畴内，最大的人物之一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仍然是抽象的和与世隔绝的。他的著作或许加快学院派哲学家衰弱的脉搏，但是它不能推动我们剩下的人。
属于阿伦特一代的欧洲人思想家缺少她的魅力。举两个明显的竞争者：萨特（Jean-Paul Sartre）由于终生的极端主义和反复无常的政治，现在引起的热情逐渐减弱。另一个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因为他的极端谨慎和坚定的温和态度很少能激起人们的激情。和阿伦特不一样，柏林避免政治倾向和大问题的著作。（实际上，他从来没有真正写一本书）尽管阿伦特写了比如《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多卷本著作，副标题是“现代人面临的中心困境研究”（A Study of the Central Dilemmas Facing Modern Man），柏林则写诸如“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和“18世纪欧洲思想的所谓相对主义”（Alleged Relativ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an Thought）之类的文章。阿伦特选择立场，柏林推诿躲闪。
不仅因为多数人的暗淡让阿伦特闪耀更强烈的光芒。她的著作尤其是她的文章往往能够激起热烈反响。但是除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外，她的主要著作都遭受阴云。讽刺意味的是，阿伦特越是想哲学味更浓些，她的话就越模糊不清。即使在最认真地阅读后，仍然很难明白她到底要说什么。不管是《人的条件》还是让她成名的处女作《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都是如此。但是她得益于普遍的观念，即哲学著作的晦涩难懂正好表明哲学思想的深刻。
她的信徒有时候承认《极权主义的起源》组织混乱，非常不成功。她试图要表现纳粹和斯大林主义作为专制主义的双胞胎，但是直到结论部分才提到斯大林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章节，结构连贯，观点独到，但是和斯大林的专制主义没有关系，因为斯大林思想既不是来自帝国主义也不是来自种族主义。为了说明她的观点，她把纳粹和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和哲学的喃喃自语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群众的“孤独”激发了专制主义。“虽然群众沉溺于逃避现实的愿望，因为在他们的基本上无家可归的情况下他们不再能忍受偶然的，不可理解的方面，同样真实的是他们对小说的渴望与人类思想的那些能力有关，人类思维的结构上的一致性优越于思维的表现。
阿伦特晦涩难懂是有原因的。她是德国存在主义者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学生和情人，正如一个批评家说的俏皮话，把死亡事实本身变成了哲学家的专业秘密。虽然她和海德格尔的通信引起很多高层次的流言蜚语，在当今的大学，海德格尔博士与漂亮的18岁学生的绯闻比他同情纳粹更加无耻、让人讨厌。她的思想忠诚更是问题。她从来没有从概念上与海德格尔决裂，甚至打算将《人的条件》献给他。她在写给海德格尔的信中解释说为什么不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厘清。但是，她想让海德格尔明白，该书“几乎在任何方面都归功于你的指导。”
实际上，半宗教色彩的海德格尔式的术语，焦虑，孤独，流落异乡的痛苦等说明了她的著作。支持希特勒（或者斯大林）的民众没有遭受失业或者饥饿的痛苦，而是承受“孤独”。专制主义“建立在孤独的基础上，在不属于世界的认识上，这种意识是最极端最绝望的人的经历。”
当然，她最著名和最受争议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是完全不同的风格，非常明白易懂，劲头十足的。值得注意的是，她的所有著作中只有这本《艾希曼》是应《纽约客》（The New Yorker）之约撰写的，1963年在该杂志上发表，以一系列单独的文章在总的标题“自由记者”或是写给《纽约客》的以无情的删减修改而闻名的传奇编辑威廉·夏恩（William Shawn），---造成阿伦特搁置她哲学上的浮夸的言语。
但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提出的术语“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在某种程度上是阿伦特自从她的《起源》以来完全改变了思想。在那本书里，她的结论是专制主义用全新的东西展现给世界。专制主义企图“改变人性本身”。那是“极端的恶”（radical evil）是“我们全部哲学传统”以外的现象。我们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靠为了理解这个破坏了我们所知道的任何标准的现象。”
但是，10年后她发现艾希曼在以色列受审，她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人性没有被改变，专制主义罪恶不是极端的，而且是完全缺乏想象力平淡无奇的。她写到“人们不能从艾希曼那里获得任何恶魔般的，凶残的深度。”正如常常尖刻的哲学家和批评家艾尼斯特·葛尔纳（Ernest Gellner）说的“在她描述了专制主义一半是卡夫卡的审判（Kafka's Trial）一半是瓦格纳（Wagner）之后,艾希曼的平庸肯定让她感到困惑不解，遭到打击。”
所以，阿伦特的最著名的两本书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她从来就没有调和两者。她的信徒小心翼翼地围绕这个矛盾或者学究式地试图协调极端和平庸的罪恶。其他人不那么顺从。犹太神秘主义学者哥舒姆·舒勒姆（Gershom Scholem）在写给她的信中抗议她的关于专制主义的书提供了与她的艾希曼报告“矛盾”的观点。“那时候，你还没有做出发现，显然，罪恶是平庸的”。阿伦特承认“你说得很对。我改变了观点，不再说极端的罪恶了”她的诚实让人感动，但是毁掉了她的《起源》研究。这意味着她最重要的书《艾希曼》在她的著作处于独特的位置。它不仅是她最没有哲学味道的书，而且其中关于罪恶的观点破坏了她从前著作中的理论。
她的支持者缺乏她那样的远见试图修补这个裂缝。“反对舒勒姆的观点认为极端罪恶和平庸罪恶是矛盾的，我想说对罪恶的这些概念之间的可以调和性。”哲学家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说。别忘了，他的对象，阿伦特已经同意舒勒姆的观点了。另外一个学者认为阿伦特自己误解了她的著作和康德的观点。“极端的恶”（radical evil）这个概念最初来自康德。第三个人用“极端恶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radical evil）来解决这个矛盾。这个专家采用阿伦特式术语告诉我们“阿伦特认为极端罪恶的平庸性在于否认我们的虚无，我们的孤寂和存在的不可能性。”
阿伦特的成就最终落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上以及一些思想深刻的文章和包含哲理的传略。偶尔她让人惋惜地错过目标，比如在她回顾阿肯色州小石城，在那里她看到了暴徒规则（mob rule）(对隐私权的侵犯)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使用联邦军队强迫学校合并。另一方面，她关于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和以色列的文章也值得反复阅读。她是犹太复国军国主义（Zionist militarism）的激烈批评者。她在1948年警告不妥协的犹太复国主义可能赢得下一场战争，但是质疑这样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胜利的犹太人将生活在完全敌对的阿拉伯世界的大环境中，被围困在受到更大威胁的边界内，沉溺于身体上的自我保护。”她在《“犹祸”——现代的犹太认同和政治》（The Jew as Pariah）写到。这些观察是她最突出的观点。这些比多卷本的著作更能体现阿伦特的学术水平，在她的最著名的支持者和传记作者最近的著作中，这些文章都没有引起注意。伊丽莎白·扬-布鲁艾尔（Elisabeth Young-Bruehl）的著作《为什么阿伦特很重要》（Why Arendt Matters）本来试图要显示她对当代政治重要性的，可是里面根本没有提到阿伦特关于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文章，更不要说进行讨论了。
阿伦特曾经把自己定位为自由撰稿人，被人称为哲学家她有时候还表示反对。实际上，她最好住在纽约知识分子圈子之外，属于20世纪中期那些难以归类的作家和批评家之列。阿伦特是菲利普·拉甫（Philip Rahv）埃德蒙德·威尔逊（Edmund Wilson）长期伙伴的小说家及评论家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的朋友，经常为《评论》（Commentary）《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纽约书评》和《异议》（Dissent）当然还包括纽约实质分子的刊物《纽约客》投稿。阿伦特最好的著作是她的文章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些著作中的雄辩力量和勇气胆识足以说明阿伦特的地位。这些都是她哲学味道最少的著作。
除了这些著作外，她的杰作包括存在主义术语体现出来的模糊巨著。她被看作狮子是因为现在所有的狮子都被关进笼子里，被阉割了。以赛亚·柏林曾经评论说他太谨慎了不敢发表自己的思想，阿伦特是本世纪被过高评价的哲学家。柏林应该知道，即使他分享了这个荣誉，他也是半个右派。
（吴万伟译自：Hannah Arendt's Fame Rests on the Wrong Fou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