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三十年改革开放，变化天翻地覆，令人感慨万千。对于自己为之奋斗的领域，各界学者专家更是从未停止过思考。他们如何体味这三十年间中国人的精神跨越？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变迁？
本报今起特辟“改革开放30年学者访谈系列”，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敞开思想和心灵的门扉，梳理我们的思路，回顾国家的成长，思考我们的未来。与他们进行对话的，都是本报高级记者或主任记者。
希望读者能从对话擦出的火花中有所感悟。如能有助于人们更加自信更加智慧地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前行，则是达到我们的初衷了。
记者:我国改革开放,肇始于思想解放,又始终贯穿着思想解放。30年过去,很多记忆已经不太真切,但上世纪70年代文学新风带来的内心激荡和思想震撼,却还十分清晰。
冯骥才:现在回想起来,新时期思想解放初期,“伤痕文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那一时期的“伤痕文学”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批判“两个凡是”,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破除“左”的思想禁锢。当时创作那些作品,还是有极大阻力的,这种阻力不是来自于政治上的,而是来自社会上的一种思想僵化的惯性。这种思想惯性力量很大,所以那一代作家,我认为是非常有勇气的。这种勇气不仅仅来自于作家个人,而且来自于与人民群众完全融为一体的意愿。那是一个激情的时代,正是那种民意、那种潮流,在迎接着改革开放。
我们最早写的那批“伤痕文学”作品,像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我的《铺花的歧路》和《啊!》、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还有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等,只要小说一出来,就接到几麻袋的信。最让你感动的是,有些信打不开,因为写信人边写泪水边滴落到纸上,寄信时又要把纸折起来,所以信纸都粘住了。我们慢慢揭开信纸时,都有一种“沙沙”的声音,一听到那“沙沙”的声音,眼泪就下来了,非常感动。这是时代的一种共鸣。作家在这个时代担当了重要角色。
记者:您一说我的眼泪也流下来了。这大概就是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吧?
冯骥才:对!改革开放初期的1977年,小平同志就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完整地准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时,人文知识分子以他们的敏感和社会责任感,站在社会前沿,思索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设计、完成“改革开放”这个思想的,是政治家,是邓小平同志,所以他提出改革开放后,天安门前会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作家是把人民的感情和观点强化出来了。
为什么那一批作家能做到这点呢?因为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作家有这样几个特质:第一,强烈的责任感,他们与时代一起思考,责任来自思想,来自社会道义和社会良心。第二,作家的天性是同情,人性在“四人帮”时代结束时具有极大魅力。第三点也很重要,就是自觉的“平民立场”。
小平同志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他很早就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第一,判断性,这一立场是独立的,所得出的结论是供人思辨的。第二,思辨性,他会不停地提出疑问。思辨就是在寻求一个更好的出路和途径。第三,前瞻性,知识分子的思想尽管形成于过去和当下的社会实践,但他们经常从未来角度来思考现实、评价现实,而不是现实功利的。知识分子只有站在这几点上才能凸显他的价值。
记者:如果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比作一棵大树,细细观察这三十年的年轮,有大有小,浓淡不一。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激荡辉煌之后,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似乎逐渐模糊了自己的社会坐标。
冯骥才:我与你有同感。不得不承认,30年来我们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物质逐渐丰富了,在这种情境下,人们会忽视精神的价值。现在社会中存在的很多经济之中和之外的棘手问题,都与对精神价值的忽视有很大关系。
实际上,当时邓小平就已经感觉到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两手都要硬”。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路就是社会需要全面发展,不能只强调经济建设,而忽视了其他许多问题。使一个人富裕起来是容易的,但使一个人有文化就很难。讲精神文化建设,讲以人为本,不能只停留在社会目的上,要不断地往精神、心灵层面深入。
各地各级政府都应该倾听知识分子的声音,为他们创造一个空间,允许他们发表意见,哪怕是不同的意见。因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意见是不同意见。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要做自我批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主动担当的精神,不能主动地去思考问题,不能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抓住生活的灵魂,摸到社会的脉搏,也就无从发言。
记者: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更需要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担当”精神。有时我想,您这位新时期文学的干将,近年来又以文化思想者和行动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么长久的坚持,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支撑?
冯骥才:我一向遵从“行动的知识分子”的理念。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不同。知识分子有强烈的责任感,而文化人却可以超然世外。“责任感”这个词现在为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所厌恶,其实社会责任就是社会良心。如今我们多么需要这种社会良心啊。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也是一种文化良心。
我觉得知识分子有两个任务。其一是纯精神方面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住我们民族的精神本色,保住和传承我们民族的基因,弘扬和发展我们的文明,知识分子是大有作为的。如果知识分子在这些领域退出,我们国家和民族精神上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其二,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知识分子也应充分参与。政府要尊重知识分子的意见,主动倾听他们的声音,要让知识分子更多地发挥作用。
这次国务院聘请我做参事,我对媒体说,这充分体现了政府对人文知识分子的尊重。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192号参事,我身高又正好是1米92(笑),太巧了。在历史上,有一些文化人担任过这一职务,比如齐白石、陈寅恪、柳亚子、启功、朱家等等,但过去还没有作家做过参事,这表明本届政府非常愿意倾听人文知识分子的声音和意见。
记者:担任国务院参事可以做什么?有什么样的责任?
冯骥才:可以就国家发展战略性问题,比如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当然这些意见最好是可操作的。
这些年来,我和其他知识分子提的很多建议,比如“对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建立国家文化遗产日”、“重视假日文化”、“传统节日应列为法定假日”、“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等,实际上都已被政府吸收、采纳。
“春节假期前调一天”的建议,是去年二、三月份我在两会期间提出的一个提案。其实真正的春节是从年三十就开始了,大年三十是除旧迎新嘛,可年三十人们还要上班,回家之后,再张罗年夜饭,时间上捉襟见肘;可初七呢,年俗差不多没有了,变成了过年放假的垃圾时间。我去年3月份提出之后,5月份国家发改委就给我打电话,说我的意见国务院考虑了,准备采纳,包括另外几个传统节日,也要放假。
国家对文化的事情越来越重视,我这种感受特别强烈。温总理在地震发生后10天的5月22号,就在北川废墟上,提出要在遗址上建地震博物馆,保护好羌族特有的文化遗产。这几年我在做羌文化的保护,知道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大禹、炎帝都是羌人,羌族是对外输血的民族,纳西、土家、彝族等少数民族都受到过羌族的影响。所以总理说过后,我们在北京搞了个专家研讨会,又去北川等地考察,回来后,我就怎样保护好羌文化,给国务院写了个建议书,非常具体,温总理做了批示,指示文化部、四川省政府考虑建议书中的一系列方案。国家对文化的关切,知识界感受愈来愈深。
一个民族不管有多么博大精深的文化,关键是你现在手里还剩下多少,你对自己的文化知道多少,你心怀多少文化的自尊与自豪?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要为之奋斗的。
记者: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知识分子正好可以大有所为,可以起到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您认为知识分子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冯骥才:说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在研究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时,发现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历史阶段,如果它的文化是处在繁荣发展阶段,其结构必然是金字塔型的。
文化结构是金字塔,它就会有一个塔“尖”。“五四”运动时,若没有鲁、郭、茅、巴、老、曹,“五四”运动就“矮”了一截;俄罗斯若没有托尔斯泰、列宾、柴科夫斯基,那俄罗斯文化最起码比现在要“矮”一千米,甚至是两千米;我们历史上若没有《红楼梦》等四大名著,没有唐宋八大家,我们的文学就是一片草地,没有大树。
文化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必须要有高峰,这个高峰彰显着这个民族在某一时代所能到达的高度。这个高度,全民都应该能看到,且以它为荣。这个高度就是文化信心。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应该有哲学大家、文学大家和艺术大家,我们国家也应该有这种“荣典制度”,把这些“大家”托出来,而不是托那些“娱乐明星”。娱乐明星应该是自生自灭,无须托举。
国家应该有国家的经典,而市场只有市场的名牌。国家应有国家文化发展基金,国家对文化的投入,应主要用在公益文化事业上,具体说,这些钱要用来养育金字塔这个“尖”。这个别人养不了,企业也养不了,只能靠国家、靠政府。国家养这个“尖”,才能与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相结合。有些院团就应该由国家养,不能完全推向市场。我认为国家要主动保护好民族文化的根和民族精神的基因。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属于国家文化战略里的内容。
对于“金字塔”的底层,只要做好管理就可以了。因为底层就是文化市场,文化市场应该鼓励发展,但国家要做好管理,这种管理不仅是经济上的管理,甚至不主要是经济上的管理,最重要的文化管理包括道德管理,当然要通过法治方式。
“金字塔”的中部,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中档文化。这种文化可以体现一个国家、民族所形成的文化形象。在中档文化层次中,我们应鼓励社会各界参与。
记者:30年的年轮清晰地记录着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但这种作用一定是与社会、时代、民众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的,否则将一事无成。以您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既独立思考,又与社会发展目标相一致?既有追求,又积极参与?
冯骥才: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空间非常广阔,作为知识分子,个人发出声音不困难,关键是,当你的意见表达出来后,有没有对社会发生作用,这很重要。我的经验是,在民间文化抢救工作开展初期,到各地去表达我们的文化观点时,很多现象是和我的想法不一致的,于是我变换了具体的做法,一方面,通过文章和演讲,扩大知识界的声音,另一方面,因地制宜,讲究策略,主动与地方政府接触,一点一点地渗透,同时帮助他们想办法,让他们在保护成果中看到保护的价值。文化遗产的第一保护人并不是别人,是政府,政府是法定保护人,必须通过政府才能做好工作。政府并不反对保护文化遗产,只是有些官员不了解,或者是没有这样的情怀。总之我觉得应该用各式各样的办法来和政府共同努力。
只要是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知识分子就要坚持自己的思想和立场,就不能放弃,这不是狂妄自大或自以为是,而是要坚持那些在行动中一次次得到验证、充实、修正的思想。特别是在两种情况下不能放弃,一是处于弱势时,二是获得既得利益时。前者容易退缩,后者容易满足。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为思想而活着。我近年编了三本自己的思想文化论集:《思想者独行》、《灵魂不能下跪》、《用思想站着》。
我真觉得,思想对知识分子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你有没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和社会发现,有没有自己的创造性的观点。知识分子与政治家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努力追求社会的完美或推动社会去接近完美,但在过程中各自的思考角度可能会有不同。我们一定要努力寻找一致的地方,形成合力,才能推动社会进步。(本报记者甄澄文字整理)
受访人：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 采访人：本报高级记者单三娅
冯骥才,浙江宁波人,1942年生于天津,作家、文学家、艺术家、民间文艺家。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2008年10月被聘为国务院参事。
只要小说一出来,就接到几麻袋的信。最让你感动的是,有些信打不开,因为写信人边写泪水边滴落到纸上,寄信时又要把纸折起来,所以信纸都粘住了。我们慢慢揭开信纸时,都有一种“沙沙”的声音,一听到那“沙沙”的声音,眼泪就下来了,非常感动。这是时代的一种共鸣。作家在这个时代担当了重要角色。
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为思想而活着。我近年编了三本自己的思想文化论集:《思想者独行》、《灵魂不能下跪》、《用思想站着》。……关键是你有没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和社会发现,有没有自己的创造性的观点。——冯骥才
采访后记
11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匆匆赶上火车来到天津,就着大风吃了午饭,下午两点如约坐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古色古香的会客室里,早有央视记者等在那里。又想起了24年前来天津采访几位著名作家的情景,冯骥才是他们中间依然健在且活跃的不多者之一。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是一个永远激动人心的话题,何况受访人是这样一位参与者、见证者、贡献者。专注的恳谈,不时陷入感慨的回忆;深刻的思想,常常令人心生共鸣。整整谈了一个半小时，分手时他匆匆忙忙,相信还有许多事等着他做。回京成稿后,短信、传真、电子邮件不断往来,一字字反复推敲,一次次我和同事们体会到冯骥才身上那种作家的激情和思想者的严谨。
责任、思想、平民、文化、行动,这些采访中不断出现的词汇,常常出现在脑海里,构成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完整的轮廓。——单三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