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15期 出版日期2011年04月18日
任何国民性都不是单一同质的，若由此推论某种国民性天然优越，则陷入了种族主义的偏见
刘擎
面对地震和海啸造成的巨大灾难，日本民众大多处变不惊，沉着镇静。许多论者以日本独特的民族文化性格（或称“国民性”）予以阐发，但随后网络上围绕日本人“素质”的讨论又出现激烈的争议。众说纷纭之间，笔者对那些着眼于文化的解释渐渐生出疑问。
早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发表了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D.Kristof）的文章。作者提醒读者：不要指望日本政府会有多么出色的能力，但要关注日本民众“真正高贵的品质”，体现在“他们自身的坚定、淡然和井然有序之中”。他将这种高贵品质归因于日本独特的民族精神。
在《上海书评》的长篇访谈中，日本东海大学的华裔教授叶千荣先生也对日本国民的自律意识印象至深：“感觉仿佛这个民族在一个巨大悲剧到来的时刻，开始了一场全民族的出征……仿佛是《出埃及记》里的一幕。”他也倾向于“从灾难看日本国民性”，强调了日本民族有一种将道德上升到美学意义的特殊文化，“让生命好似樱花一样在瞬间绽放。这种对瞬间美、短暂美的追求，以及把‘有终之美’作为目标，是日本人潜意识中的一个关键……”
以独特的国民性来解释独特的行为方式，似乎顺理成章，但困难在于如何面对“反例”。就日本灾民的表现而言，如果国民性可以解释1995年和2011年发生的两次地震，那又如何解释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呢？当时不仅有天灾造成的重大伤亡，也有“人祸”酿成的惨剧。指控朝鲜人“放火”和“暴乱”的谣言四起，引发公众恐慌，导致成百上千的朝鲜人和被误认作朝鲜人的日本人和中国人，被军队、警察和暴民处死。在那场灾难中，今天被人反复称道的那种沉着淡然、自律有序的日本国民性似乎荡然无存，恐慌与极端的情绪却甚嚣尘上，并导致了野蛮疯狂的暴行。于是，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国民性是在1923年之后才形成的吗？如果独特的文化对无法解释的现象就以“特例”来打发，那么文化解释的有效性又究竟何在？
进而言之，当文化解释演变为一种固执的“国民性优劣论”或天生的“素质高低论”，可能会造成更多的认识混乱。欧美与中国的许多媒体纷纷称赞日本灾民临危不惧的精神风貌，这似乎与中国市民“抢购食盐”的恐慌形成了鲜明对比。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些言辞犀利的评论：“中国内陆的盐足够把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做成腊肉，完全没有必要抢盐。学学日本灾民的素质，别再给中国丢人！”这类“自我贬低”的言论立即引起了反弹，许多网友以汶川大地震时中国人的赈灾义举予以回应。一位据说是台湾记者的言论更是铿锵有力：“我宁肯看到像‘5·12’当天下午在成都市万人排队献血的场面，也不想看到在日本东京排队打电话的场面……我宁肯看到因前往灾区的志愿者太多而把道路堵塞的无序场面，也不愿看到有序得冷清的海啸灾民画面；我宁肯看到灾区群众抢着为解放军送水送食的混乱场面，也不愿看到日本灾民看到救援队来了后的冷漠有序场面……如果说后者是高素质，那么我宁肯自己素质低一些！”
从最初的惊奇与赞叹，到后来的质疑与反驳，日本人的“素质”成为令人困惑的问题。在同样的表现中，有人看到的是“沉着淡定”，有人看到的是“冷漠无情”。他们的素质高吗？不高吗？真的高吗？……这类争辩相持不下，却不会有任何结论，也未必对促进思考有真实的意义。根本原因在于，文化或国民性并不能如此直截了当地解释人们的行为。
首先，任何国民性都不是单一同质的，而是具有丰富的内在紧张。若由此推论某种国民性天然优越，而另一种有“劣根性”，则陷入了种族主义的偏见。其次，文化常常通过制度环境的中介发生作用。人们在灾难中会不会抢购，与其说反映了国民性的差异，不如说是制度环境造成的“信任度”以及教育知识水平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陈映芳教授的文章《面对灾难，日本国民不会隐忍》，从公民运动对制度变迁的推动来理解日本应对灾难的表现，比许多着眼于国民性的论说更有启发意义。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