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璞：七十年代：政治消逝的时刻——谈巴迪乌的《主体理论》
来源：《书城》2010
2009年，哲学家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1937年生，又译巴丢）的《主体理论》（Théorie du sujet; Theory of the Subject）在英语世界出版，译者为布鲁诺?波斯提尔斯（Bruno Bosteels）。Continuum出版社是引介法国最新哲学潮流的重镇，这次更是早有预告，提前造势，因此虽然谈不上任何“轰动效应”，但书的出版似乎在英语学界“理论已死”的气氛中稍稍延续了法国当代哲学的夕阳余晖。本来，对法国理论的“进口”、“消费”、“再加工”、“扩大生产”乃至重新“出口”，已经是“理论时代”形成的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流程”，显示了其强大的“消化”能力和生产力，但在驾轻就熟的学术生产中，理论背后的政治却慢慢消弭于无形。巴迪乌的确是法国当代哲学的一块过硬“品牌”，但“残酷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德里达的辞世，英语世界对巴迪乌的追捧是不可想象的。这里，象征资本的代际转换可谓显而易见。2008年我在巴黎时就发现，主要书店的哲学展示桌上，总是一边是德里达的遗作，一边是巴迪乌的新书。巴黎高师哲学系内部，德里达的“遗嘱执行人”和巴迪乌的弟子们也是“各自为政”。如果说在法国思想界内部各种哲学话语还不仅仅是“互别苗头”而是不同方向的大胆探索，那么当今英语学界对巴迪乌，追捧归追捧，但情境已和“理论热”的时代大为不同。从结构主义到德里达，美国学界对法国思想的引进伴随着思想论争和范式转化，而今则很难想象译介巴迪乌会带来同样的冲击力。除了主流学界对这种运作的司空见惯、安之若素以外，还有另一层原因。由于巴迪乌既坚持哲学本体论的艰深，又是激进政治的坚定阐发者和实践者，英语学界拥抱他的时候难免有界限。占多数的自由知识分子往往既提防形而上学，又警惕革命政治，对巴迪乌自然不感冒，有人觉得他空洞无物，“大话”连篇；我也曾见过一位比较文学的教授，他对巴迪乌的各种哲学公式（用数学语言写成）崇拜得五体投地，但又对巴迪乌同情“文革”嗤之以鼻。 因此，跟踪英语学界引介巴迪乌的学术动态并没有太大意义，我们不妨关注一下这次英语翻译所包含的一个耐人寻味的“时间差”。《主体理论》英译本去年问世，而此书的法文原版第一版则是1982年。是什么横亘在这27年的延迟之中？英语世界对巴迪乌的发现本来就不算早，但这本早先出版的著作却比他许多近作——比如《存在与事件》——还更晚地被翻译到英文。其实，这个时间差对法国思想界也存在，这本书受到重视，也更多是由于近年来他后续哲学专著所引起的关注。翻开《主体理论》，读者会发现此书是由作者1975年至1979年的课堂讲义所构成的，时间上重合于70年代的后半段及其结束。我们自然不能因为这是一个哲学 “青年教师”时代的“少作”而将其束之高阁，不过这一时间差对于我们今天阅读这本著作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天，正如彼得?霍华德（Peter Hollward）所观察的那样，随着巴迪乌最新哲学本体论专著《世界的逻辑》（Logique des mondes, 2008），我们可以把《主体理论》、《存在与事件》和这本最新作品当做一部代表巴迪乌哲学历程的三部曲（见《新左评论》2008年九、十月号）。巴迪乌自己也在不同场合强调了他最新作品对《主体理论》这一源头的坚持和继承。但此书和随后作品间的差异也表明了一些显著的变化。比如，《主体理论》里没有“真理-事件”的概念，也没有《伦理学》中强调的对“真理-事件”（比如68年五月风暴）的“忠诚”这样的说法。再比如，在《世纪》（Le Siècle，2005）一书中，巴迪乌明确地说，“《主体理论》中一个重要部分题为‘缺乏与毁灭’……到《存在与事件》中我在这一点上作了自我批判，表明一种关于否定性的减法思维可以克服‘毁灭’与‘清算’的盲目律令。”（《世纪》法文版，55页）这一变动不可谓不重大，因为它不仅显出了巴迪乌对数学本体论的日益借重，而且传达出了对从列宁到毛泽东的革命政治的再思考。 其实，跳回到70年代末，巴迪乌的《主体理论》也是一本非常“出位”乃至特异的哲学书。全书开头所列出的几个基本概念是esplace（或可译为“区位”？）和“horlieu”（或可译为“无地”？），以及“力”（force）和“地点”（place）。前两个概念即便是在法语中也给人以“生造”之感。巴迪乌在第一部分中强调“一分为二”、“矛盾”、“断裂”和“非连续性”的优先性，所谓“力”在“地点”之先（《主体理论》法文版，39页；下同）。但“力”充盈了一个地点，破坏了一个“区位”之后，自身也就变成一个场域了；也就是说，一次次的革命也会被体制化，重新进入一个新的结构。面对这样一种革命的消退，他的第一个命题就是：“一切主体都是政治的。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很稀少的主体，也只有很稀少的政治”（46页）。在空前结构化的社会空间中所存在的，不过是“去政治化”，是“身份”而非“主体”。因此他提出用“断代”（la périodisation）和“历史化”来对抗“结构化”（la structuration）。这里的“断代”和“历史化”同历史主义或历史科学并无关系。它是指通过断裂来重新激活、继承和坚持那稀少的“政治主体”。比如，列宁主义就是通过政党政治来“断代”巴黎公社；毛泽东的文革就是用群众运动和反对“党的官僚化”来“断代”列宁主义（详第一部分第一、二小节）。没有这种“再历史化”，巴黎公社的革命性就会被淹没在法国的编年史中。因此这种“历史化”的辩证“螺旋”不是历史编纂学或阐释学，而是重新确立政治主体的历史真理。那么，为了避免把巴迪乌也变成一种学院资本，我们是否也可以将《主体理论》“历史化”呢？我们又如何给巴迪乌的哲学发轫期“断代”呢？这当然超出了笔者的能力。还有哪一种同样艰深的著作会让毛泽东和马拉美比邻而居？还有哪一本拉康风格的哲学书会对林彪、刘少奇和王洪文如数家珍？又有哪一种理论把安提戈涅、荷尔德林和当代数论冶于一炉？然而，就是在他的“剑走偏锋”和“天马行空”之中，我们可以尝试着把此书“历史化”到以下几个语境之中。 最直接的自然是法国“后68”的社会政治地貌。今天人们仍然记得的“五月风暴”对法国理论界的影响似乎只剩下“结构主义不上街”了。主流文化则把“五月风暴”改写为一场仅仅发生在巴黎左岸的学生运动，一次青春期事件。但对于巴迪乌这样的参与者还说，五四风暴是法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国总罢工，是持续数月的革命情境；它的爆发和失败则在各方面都具有决定性。这一批“68青年”的挫败感导致的结果是，政治上共产党的感召力彻底破产，思想上对阿尔都塞普遍失望。朗西埃尔（Rancière）的《阿尔都塞的教训》不啻为一本“谢本师”，很有典型性。阿尔都塞的“逆子”们不再偏重超越意识形态的“科学性”，转而思考“革命实践主体”如何产生。70年代上半叶，类似的“爆发”仍有数次，包括技术工人“占领工厂”事件。同时，这批青年也组织了各种有别于“法共”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实践，并创办了大量刊物。巴迪乌曾经创办的“延安综合”丛书就是法国毛派思想中之一翼，他借小册子的形式重新梳理“马、恩、列、毛”的革命思想，介绍各国革命情势，力求快速、准确的哲学宣传（笔者翻译了其中论“造反有理”的一篇短文，见《现代中文学刊》）。不过，到70年代中后期，法国国内秩序日益稳定。“街市依旧太平”，像巴迪乌这样的“68”分子变得形单影支。延续“五月”的“星星之火”不仅仅意味着对抗遗忘。巴迪乌一定意识到，要坚持“政治主体”就必须思考“政治主体的消逝”。当今法国最重要的出版人之一Eric Hazan在2008年采访巴迪乌时就请他回忆70年代法国毛派的错综历史及其消散，为我们了解“内情”提供了的一份难得文献。当被问到为什么当年的许多“毛派分子”今天都变成了支持萨科齐的极端保守派时，巴迪乌有力地回答，因为有许多毛派在70年代初认为革命很快就会成功，自己很快就会掌权，他回忆起一位毛派领袖在退出之前对他说，“这个国家很平静”。但对巴迪乌来说，选择“毛派”则意味着“万里长征”和繁重的工作，因此他对这些“雄心勃勃的人”的“叛教行为”以及“叛变”之后的不甘寂寞一点都不意外。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巴迪乌对主体性的要求，——容后再谈。 第二个语境就是哲学思想内部的变迁。如上所言，“后68”的局面促使巴迪乌一代人重新开始思想探索。我们也知道，70年代可以说是法国思想界的繁荣期：福柯、德勒兹、布迪厄、德里达和列奥塔等当时还没有被“商品化”，正所谓生气淋漓。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各种暗流更是涌动不息。与其它话语实践不同，巴迪乌在力求突破的同时保留了对哲学的忠诚，尤其不愿放弃辩证法和革命哲学的谱系。正如霍华德在书评中所说（前引，97-98页），巴迪乌的思想发展从一开始就想批判地融会法国战后激进哲学地两大线索——一是“主体性”（萨特），二是“科学性”（阿尔都塞）。在这一视角下，巴迪乌在思想上对拉康的亲近、在政治上对毛泽东的亲近就不难理解了。对他而言，拉康就是当代的黑格尔，因为拉康的辩证法恰好就是“主体的科学”；毛泽东则是当代的革命实践，使得精神分析的对象变成了“政治的主体”。因此，在《主体理论》中读者不难发现其中的黑格尔-拉康-毛泽东的三位一体。此书的哲学语汇因而显出一种有趣的杂糅，从黑格尔到毛泽东的辩证法传统和拉康的“想象”、“象征”、“真实”等概念绞在了一起。不仅如此，这一三位一体在文体风格上也留有痕迹。正如英译者指出的，在巴迪乌的“三部曲”中，只有这第一部是采取课堂讲义的体例，而这显然是巴迪乌对拉康的“séminaire体”的师法。其中的口语风格、直接性、时而明快时而玄奥的“机锋”都是对正统哲学语言的“松绑”。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此时巴迪乌语言中的判断多于分析、跳跃性等等，或许也受到了“红宝书”的“语录体”的影响。巴迪乌在这里的形象既像戈达尔《中国姑娘》电影中天天坚持收听“北京声音”的法国南部青年，又像是讲座课程上目光逼人的哲学导师。这种文体到了80年代《存在与事件》的严谨到类似数学论文的语言那里已不复多见。《主体理论》在哲学文体上见证了七十年代的鲜活，也记录了七十年代的消逝。 第三个语境就是诗与数学。巴迪乌后来曾在他写给法国高中生的《伦理学》中把自己的本体论做了通俗化的说明。他告诉读者，他所谓的“真理-事件”只可能发生在四个领域：政治、爱情、艺术和数学；坚守这四种实践的人就是主体。这同样可以追溯到《主体理论》。此书的第二部分是以对马拉美的解读来谈“例外”和“主体过程”；第三部分则借用了数论的“矢量”概念来谈革命主体的可能性。马拉美的诗作素称隐晦，不仅几乎不可译，而且一直以来似乎只有法国哲学家们才能“读懂”。巴迪乌在解读中使用了许多颇具启发性但又十分难解的“术语”，力图说明马拉美发现了诗歌语言中的辩证法。这些术语中最重要的或许是“消逝项”（terme évanouissant），它意味着一种语言的偏离、一种诗歌之新，但它只能是灵光一现，在语言的“损耗”中，它只能作为这种损耗的痕迹而存在；而且语言的结构化倾向甚至会连这种“痕迹”也抹去，这就是“预先取消”（la forclusion）。至此，语言变成了“空位”（vide）的自我重复，虽然它其实起源于那刚一发生就要消逝的例外、偏离和新意。这就是语言的结构辩证法（详见书中对马拉美两首十四行诗的阅读）。但这一语言的逻辑，在巴迪乌看来，也是政治的逻辑。正如霍华德在解读《主体理论》时准确指出的（前揭，100页），革命群众对巴迪乌来说就是历史中的“消逝项”，而革命政党就是这个“消逝项”的逻辑展开。政党的激进性成就了革命的历史契机，打破了群众反抗的无效重复；但这个主体也立刻会自行消逝，因为政党也会进入到一个结构之中，例如苏联党的官僚化，从而取消了自身的革命主体性。再来看“矢量”（torsion）。为了说明这个数论概念，巴迪乌在书的第三部分设计了相对简单的以加法为法则的代数集合。矢量意味着集合内部法则下不断累加的突然归零，也就是说，矢量“打断了重复，这就是它的辩证法状态”（《主体理论》法文版，167页）。也就是说，巴迪乌看重的是重复法则的中断和质的突变，这样他就回到了torsion一次的另一个意思，即“扭转”。他结合拉康，说明了“扭转”就是“消逝项”的逻辑（154页）。“政党”就是“正在消散的主体”的“扭转”。巴迪乌在这里开始了他所偏好的“四分法”。“扭转”相对于总体性、重复和一贯性；政党相对于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它们彼此对应，又呈现为辩证螺旋。显然，无论诗（艺术）和数学显得多么纯粹和自足，在巴迪乌看来，它们都是和“政治主体”的历史现实相呼应的。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在70年代后期，巴迪乌虽然对政党政治已经明确批评，但它坚信“党”是主体的集中和强化；通过“继续革命”，政党可以“自我净化”，克服“主体的损耗”，保持“不断消失的力”（force en disparition）。 这种“政治主体”观就把我们又带回了70年代的政治现实，只不过在这第四个语境中，它不再局限于法国，而是指全球范围内“70年代的消逝”。《主体理论》的课程越往后，越接近1979年，巴迪乌的思路就越带有宗教经院气息和伦理学倾向。经过对拉康和荷尔德林的解读，原有的四分法变成了：苦恼（angoisse）、勇气（courage）、超我（surmoi）和正义（justice）。在此，革命主体如何在政党中维持的问题成为了巴迪乌的焦虑所在。这四种伦理状态的排列组合代表了政党政治的复杂光谱。他对希腊悲剧的《安提戈涅》的强力再解读的确达到了一种“革命伦理学”，颠覆了弗洛伊德传统下解读《俄狄浦斯》的“个人欲望的伦理学”。不过，只要读者对这些讲座的日期稍有留心，就可以发觉这种伦理学与时代的对峙。作者对现实政治的言说也从原来的酣畅淋漓变为欲言又止。70年代是60年代许多社会动荡后的回落期，这经常意味着秩序的重建。欧美进入了所谓“后现代性”，慢慢消化了60年代的社会运动，开始建立“晚期资本主义”的“超稳定结构”。苏联的所谓“发达社会主义”延续着“政党-国家”官僚化的态势。第三世界的反殖民运动取得了极大的胜利，然而胜利的“第二天”就意味着“新殖民主义”的滋生、执政当局的保守化、革命热情的褪色。至于中国的文革，一直是巴迪乌历史指涉的最终对象，此时也难以为继。70年代初文革后期的种种乱象已经引起了全球左派的理论反思。到了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中国国内的各种历史可能性渐渐被“统一”为“改革”话语，欧美毛派也爆发了关于文革结束究竟是“大跃退”还是“拨乱反正”的大辩论。“毛主义”在全球的感召力因而空前衰落。对于这些新的变化，巴迪乌不可能不留心。他一面面对法国毛派的涣散瓦解，一面必须承认自己的革命哲学正在全球范围内失去现实参照物。因此，在70年代结束之际（也就是他的最后几次讲座之时），他必须通过伦理学意义上的决断和坚忍来延续“政治主体”。 在此我们就来到了《主体理论》的令人感动的结尾。这“最后一课”定格在1979年6月9日。巴迪乌在此似乎遇到了鲁迅所曾形容过的那种困境：“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没有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鲁迅：《希望》）。面对历史的虚无，他提出了“信心”（confiance）的概念。首先他让“信心”区分于“信仰”（croyance），然后出人意外的引用了一首文革诗歌《四十一颗红心永远和毛主席在一起》。显然，他想说明对“毛主席”的确信并不是一种“盲信”或“迷信”，这似乎暗含着对“批毛”浪潮的回应。接下来，他讲起了“愚公移山”的故事。至此我们可以肯定他的confiance一词应是出自毛泽东《愚公移山》一文中的“信心”一词。这种“信心”是一种超越了个体生命的对主体的确信。巴迪乌以此来对抗狂热迷信、消极虚无主义、失败情绪、宿命论和怀疑论。他声称，那些此时放弃“68理想”的人其实从来就没有分享过“革命的主体”。巴迪乌宣扬一种“积极虚无主义”的伦理，这样的人有确信、不自欺，在“移山”中消耗自己。他要求一种“身处前夜的耐心”。全书由此以兰波的一句诗结束：“这是前夜”（“c’est la veille”，346页）。
《主体理论》的“信心”伦理学到了2008年访谈时也并没有改变。巴迪乌总是强调，那些“退出革命”、放弃68信念的人从一开始就就不准备做“愚公移山”式的几代人、几十代人的努力。只不过，如果说在《主体理论》结尾的浓烈的伦理决断氛围中我们还可以感到这种“信心”对“政党政治”的坚守（巴迪乌最后引毛泽东：“相信党、相信群众”，见345页），那么今天的巴迪乌已经把70年代的消逝定位为“政党政治”的终结。在《世纪》中他明确表示：“可以肯定，文革（的结束）标志着一个完整过程的关闭，这个过程的中心物是党，它的主要政治理念是阶级的概念”（《世纪》法文版，93页）。阶级政党的终结，在他看来，就是“革命世纪”的终结。所以巴迪乌对“短二十世纪”的“断代”是以“七十年代”作为终点，作为“革命政治的消逝”的标志。 因此今天我们打开《主体理论》这样一本完成于七十年代后期、出版于八十年代早期的著作，既不是阅读一本不知所云的“天书”，也不是捧读一本“革命指南”的“圣书”。我们读它是为了理解七十年代，唤醒我们对“消逝”的体验，并面对当今的“去政治化”的大结构来做出自己的判断。“政治主体”是否还有意义？重建“主体性”是否可能？这也许取决于“断代”的“信心”，和“移山”的每一锄的“耐心”。“这还是前夜。”
2010年6月10日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