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需要公共阅读
来源：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49期
主持人 灵子
在杂乱、仓促、琐碎甚至荒谬迭出的时代，阅读仿佛已成为奢侈之事。如何从众多出版物中选择有价值的读物，对当下做出独立的判断与思考，又如何于私人的阅读中发现生命的意义，对每一个有志于追寻价值意义的读书人，都是迫切的问题。
上月底，“独立阅读”书系第一辑面世，某种程度上为以上问题提供了一种答案。四本书的作者分别从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的角度入手，最终不约而同回归到同一主题——重返公共阅读。
王晓渔
（同济大学文化研究所副教授，《重返公共阅读》作者）
为什么提出公共阅读的观念？这很大程度上跟我自己的阅读观念有关。在中小学的词汇表里，“读书”和“阅读”有着根本区别：读书的对象专指课本和习题，等于学习，等于考试，等于寻找标准答案；阅读则与课外有关，以至有“课外阅读”一说，有时属于“严打”对象，等于不务正业，等于自暴自弃。
我们中学时代所理解的经典，读大学的时候发现一切都烟消云散了，甚至是那么可怕，跟经典毫无关系。过去在中小学，大家觉得臧克家或者某某人是很重要的作家，进入大学以后才发现，他们的作品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怎么评价他们呢？
进入大学，开始反思自己的思维模式和知识结构。反思往往从怀疑开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有喜悦，有困惑，也会面临一种危险，从相信一切到怀疑一切。怀疑一切，作为思考的过程，无可非议，一旦成为思考的结果，很容易陷入虚无的泥沼。有的人转而赞美虚无的泥沼，他们会怀疑一切，然后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切，认为这是一种世事洞明的深刻。
只有重建常识，才能走出这个泥沼。所有的思考都应该从常识出发，常识是思考的基石，避免思考者陷入虚无的泥沼。常识本应是每天呼吸的空气，不用专门通过阅读获得。可是在“毒奶粉”和“地沟油”的年代，常识又必须通过公共阅读才能获得。
公共阅读不是专业阅读的对立面，而是起点。就我个人而言，最初的兴趣在文学，后来发现，如果对同时段的历史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就不可能对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进行准确的评价。等我转到历史专业，又发现需要对法学和经济学有所了解，否则很容易陷入“悲情叙事”或“道德叙事”，于是再去读一些法学和经济学的著作。公共阅读非但没有让我有漫无边际之感，反而让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更加集中。
所谓公共阅读，即与公民常识有关的阅读。作为一个公民，应该具有何种担当，享有哪些权利？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对本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何种认同和批判？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是否了解那些被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这些问题，无论你是什么专业或者什么职业，只要希望自己过上一种有价值、有尊严、有人性的生活，都难以回避。但那个庞大的似乎无所不包的教育体系，对此却鲜有回应。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只有通过公共阅读进行自我教育。
现在很多学者把常识等同于浅薄，把“反常识”当做深刻，我难以认同。深刻生长于常识之上，不是生长在常识的反面。
成庆
（上海大学历史系讲师，《意义的疆场》作者）
乍听公共阅读，很难立刻把握其真切的意涵，假如从其对立面来看，我们一般会用“私人阅读”来说明，不过哪一种阅读不是私人与个体的？显然，这并不足以从反面界定公共阅读的真正内容。也许更能与之形成合适对照的，应该是“私性阅读”。
所谓“私性”，大体可以理解为一种相对狭隘的阅读视野，即阅读不是通过他人的经验来打开自己，反而是以自己的有限经验去寻找阅读对象，获得某种共鸣与简捷快速的阅读刺激。从这个角度来看，私性体验的确常常会和大众阅读形成某种因果关系，因为读者一旦以私性体验作为阅读的初衷，那么自然容易习惯于出版业及文化产业的商业逻辑，从此在私性阅读的流水线上不断循环往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共阅读并不单单是指对政治、社会等公共议题的关注，而是端视一个人的阅读是否以扩展自己的经验视域为目标，阅读者虽然从个人的视角出发，但是在社会、他人的背景下来审视自己的精神位置。由此，阅读者与社会、他人乃至与整个人类，都通过阅读建立起某种隐秘的精神联系；他不再以一己之小我揣度世界的奥秘，而是凭借阅读的纽带寻找到个体与俗世、超越世界的关联。
因此，当我们谈论公共阅读时，或许不应简单地将“公共”理解为对公共事务的关切，而是将其视为敞开精神之门的一把密钥。今日社会政治的腐败与僵化、精神上的颓败与虚无，并不仅仅是因为制度的阙失，而是因为我们作为公民，作为个人，视野已经被这个体制严格限制起来，以至于我们无法想象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来重新认识自身和这个世界。从这个角度，公共阅读才能凸显出其对于当下中国的急迫性及其深刻的时代意义。
刘柠
（独立学者、作家，《前卫之痒》作者）
公共阅读首先必须是独立的。所谓独立，绝非一种标榜和标签，而是一种具体而实在的立场和姿态。作为阅读者，他可以是从属于某个机构的“公人”，但与阅读无关。或者说，他可以有作为职务行为的“职务阅读”，如一名博导审读博士论文，但作为知识分子的“公共阅读”，则理应是独立于其身份、职业的，无任何量化指标，无关绩效，只关乎个人心灵。
其次，应该有明确的诉求和问题意识，且这种诉求和问题意识无不指向其所生存的当下，即便是对某个古代人物或史实的兴趣，也是源于对某种现实问题的关注，力求从历史中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刘易斯·科塞话语中的“理念人”（Men of Ideas）。
还有一点，他的这种内心诉求和问题意识，应最大限度地摒除个人的功利心，它仅仅服务于那些带有强烈公共性格的当下课题，且无往而不在个人内心对普世价值观的强大信仰之中——非如此，在现实生活中便难以为继。康德说，他只服从于两样东西——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其所指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尤其是最后一点，与中国人的价值信仰相去甚远。传统实用理性的教化，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在这里，读书与奉公做官、与做生意赚钱糊口已然没有本质区别。就终极的意义而言，所谓“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其实也未尝不是一种功利诉求。当然，比起“黄金屋、颜如玉”来，已经高了不知多少个层次。
回到最初的问题，私人阅读与公共阅读，中间并无深深的鸿沟。在某种情况下，完全可以是相通的，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譬如，经济学家杨小凯在“文革”的黑牢岁月，勉力自学高等数学、英语等实用知识，但内心的诉求和问题意识却是相当明确的。至此，私人阅读已然转化为公共阅读。
凌越
（诗人，《寂寞者的观察》作者）
公共阅读这个说法明显含有教化的意旨，再加上与这个词经常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概念“公民阅读”，这种教化的指向就一目了然了。这种提法本身，显然和知识分子试图改造世界的社会理想紧密相关，公民的定义虽然简单（指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但是我们会经常发现，许多人既不清楚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对自身应该享有的权利也是毫无概念；公共阅读则旨在提醒人们对于自己所承担的社会权利和义务的认识，提高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主动性。
联系到国内种种令人无法满意的现状，提倡公共阅读无疑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而它的终极目标则是对民主政治的促进和实现。我以为，这是独立阅读书系的核心价值观，也是它存在的意义之所在。
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公共阅读的教化特征，我觉得也应持有一种类似于自省的警觉。因为关于何为“好”、何为“善”的辨析，应该永远是思想者尚待解决或是解决中的问题，当我们在提倡某种正确的知识和理念的时候，一定要同时具备对它的质疑，如此这种理念才不会在教化中被教条化。
任何成为准则的东西都会逐渐丧失它最初的活力，从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使用“独立阅读”这个概念，它的外延更广更具包容性，同时它也隐含着对于事物复杂性的充分尊重和认识。读书的一个主要功能在于解惑，但悖论是，往往书读得越多困惑也会更大，任何想在书中寻找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方案的人最终都难免会失望。而善于读书的人，则会逐渐意识到“相对”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在真诚而复杂的辨析中，无限接近事物的真相，但又不会以真相的掌握者自居。真理只会存在于事物和观念的罅隙之中，倏忽难辨，只有独立阅读带来的独立思考练就的敏捷思想，才有可能奋力追上真理飘渺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