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所要讨论的是：由女师大风潮所引起的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这场论战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论的。近年有很多人都根据鲁迅在与现代评论派论战中的表现，来判断鲁迅是“不宽容”的，“心地狭窄”等等。在我看来，这场论战不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鲁迅自身思想的发展上，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场论战引发了鲁迅的很多思考，使他产生了一系列的作品，如《朝花夕拾》，《野草》，《彷徨》的后半部，以及《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华盖集续编续编》里的杂文，实际上构成了鲁迅创作的一个高潮。大概就在1925、1926、1927年这三年，从五四时期的鲁迅到最后十年的鲁迅，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要研究鲁迅后期思想的发展，恐怕先要理清他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这个环节。
（一）
先从女师大风潮说起。大家知道，从1924年秋天开始女师大就开始闹学潮了，但鲁迅却是在1925年5月，也就是学潮发生了七八个月之后，才作出反应的。这是很符合鲁迅特点的，他对任何事情的反应都要慢半拍：他要看一看。大概是1924年2月，杨荫榆从美国留学回来，被任命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据说这是第一次由一位女学者担任女校校长，所以非常引人注目，学生也对她抱有希望。但很快就失望了，因为杨荫榆虽然是个洋学生，但她对学生的教育还是相当传统的。鲁迅后来写过一篇《寡妇主义》，说“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那们萎缩，她们却以为是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定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却）已经失去青春的本来面目，成为精神上的‘未字先寡’的人物。”这话说得自然有些挖苦，但还是说出了一个事实：杨荫榆是用婆婆管媳妇的办法来治理学校的，这就必引起正处在五四之后、思想解放热潮当中的女学生的反感。而引发冲突的，是1924年的夏天，南方发大水，部分学生回校耽误了一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杨荫榆要整顿校风，就在学生回来以后通过一个校规，说凡是逾期返校的都要开除，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又没有完全按照规定办，关系比较好的学生就轻轻放过，平时不听话的学生则严厉处分。这就引起了女校学生的反抗，发动了一个“驱杨”运动。鲁迅和许广平开始对这件事情是持谨慎态度的。从这一时期许广平与鲁迅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许广平作为在校的学生，亲眼看见学生运动中的许多弊病，因而很感失望；鲁迅则告诉她：“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鲁迅对学校、教育，以至学生运动的弊端是看透了的，所以他尽管怀有同情却不会轻易介入。后来杨荫榆公开站在北洋军阀政府这一边，禁止学生悼念孙中山，并扬言要“整顿学风”，在国耻纪念会上与学生发生冲突以后，又在一家饭店里召集支持自己的老师、职员开会，用学校评议会的决定，把六个学生自治会的成员开除。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鲁迅就不再沉默了。这时候他写有两篇文章，说明自己介入的缘由与心情，很值得注意。一篇文章题目叫《忽然想到》，他是这么说的——“我还记得中国的女子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佣了‘捋袖擦拳’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胁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同学们么？”
而在《“碰壁”之后》一文中，更写出了自己的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
“我为什么要做教员？！……我本就怕这学校，因为一进门就觉得阴惨惨，不知其所以然，但也常常疑心是自己的错觉。后来看到杨荫榆校长《致全体学生公启》里的‘须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也当体贴尊长之心’的话，就恍然了，原来我虽然在学校教书，也等于在杨家坐馆，而这阴惨惨的气味，便是从‘冷板凳’里出来的。可是我有一种毛病，自己也疑心是自讨苦吃的根苗，就是偶尔要想想。所以恍然之后，即又有疑问发生，这家族人员——校长和学生——的关系是怎样的，母女，还是婆媳呢？
“然而又想，结果毫无。幸而这位校长宣言多，竟在她《关于暴烈学生之感言》里获得正确的解答了。曰，‘与此曹子勃豀相向”，则其为婆婆无疑也。
“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
其时再看看学生们，就像一群童养媳……。
“我于是仿佛看见雪白的桌布已经沾了许多酱油渍，男男女女围着桌子都吃冰其凌，而许多媳妇儿，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运命。”
这都是很奇特、很可怕的联想。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阴惨惨”的感觉？他发现，中国的女子原来受压制的，现在有了权力、地位之后，反而又压制“毫无武力的同性”，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后，婆婆又来压制新的媳妇。这种婆媳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在现代教育里面，重新出现了。他发现了一个历史的循环：中国的现代妇女终于不能摆脱“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备受蹂躏的“运命”！——正是这样的发现如梦魇般压在鲁迅的心上，使他感到恐怖。
他更产生了这样的幻觉——
“华夏大概并非地狱，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总充塞着重叠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鬼，牛首阿旁，畜牲，化生，大叫唤，无叫唤，使我不堪闻见。……
“我吸了两支烟，眼前也光明起来，幻出饭店里电灯的光彩，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在粪土中舞蹈看见污秽洒满了风籁琴，我想取作画图，竟不能画成一线。我为什么要做教员，连自己也侮蔑自己起来。……”4
这又是一个可怕的发现：在现代教育的教育家、校长、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中，鲁迅发现了谋害与屠戮，他发现教育家变成了杀人者！也就是说，他发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在现代教育中的“重现”。传统的野蛮的吃人是赤裸裸、不加掩饰的，而现代绅士却是“在杯酒间”、“于微笑后”吃人，这就更加令人憎恶。吃人的筵席一直排到现在，而且以这样卑劣的方式排到了最高学府，鲁迅怎能不有身处“地狱”的感觉！——正是在这现代教育的地狱里面，年轻的一代“仅有微弱的呻吟，然而一呻吟就被杀戮了！”
这样的血淋淋的联想，是很有鲁迅特色的，可以说是非鲁迅所不能有。对鲁迅来说，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具体学校的丑恶，他面对的是整个中国历史的黑暗，整个中国现实的黑暗，这个现实也是历史的一个循环。如果形象一点说，鲁迅从女师大风潮中所感觉到的，所面对的，正是那个“黑暗的闸门”，他之所以有“碰壁”之感，就是那个“黑暗的闸门”在中国依然存在着。正是这一点，使鲁迅更加深刻的反省自己：“我和这种现代教育吃人制度，有什么关系？”他一再追问：“我为什么要做教员？”甚至“连自己也侮蔑自己起来”，就是因为他痛苦地意识到，这吃人的筵席与地狱并非和他无关，就像《狂人日记》所说的一样，“我也在其中”。正因为鲁迅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整个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黑暗，而且这个黑暗和他自己有关，他就必须站出来支持那些被谋害的青年学生。这是一些想呻吟而不能呻吟，“无叫唤”的青年，而作为一个享有一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只要自己还能说话他就必须说话，只要自己还能呻吟他就必须呻吟。他是出于这样一个动机，这样一个心理的动因，与女师大学生站在一起的。他正是在履行自己在五四时期的诺言：“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指青年一代——引者注）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5
应该说，鲁迅参与女师大风潮并非出于一时的义愤，而是有着极为深广的思虑的，其背后有着他对中国历史与现实，中国的教育，以及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的深刻体认，并且有着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与心理、情感反应，这在当时的中国，或许在今天的中国，即使不说超前，也是十分特殊的，因此他在女师大风潮中所表现出来的决绝态度，就很难为一般人（包括某些今人）所理解，本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不被理解也是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宿命。
（二）
但鲁迅仍然没有料到，他刚刚起草一个《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联合了一批包括周作人在内的教授，出来为学生说话，证明那六个被开除的学生自治会成员在品行和学问上，都没有问题，竟引起了他的同事，北京大学“现代评论派”的教授们的另外一种反应，并引发了一场轰动一时而影响深远的论战。
所谓“现代评论派”教授，又因为他们主要居住在北京东吉祥胡同，又称为“
如果仅是意见与态度不同，后来的争论或许不会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陈源尽管自己明显地站在校方这一边，已经对学潮中的是非作出了明确的判断，不但指责学生“不像样子”，而且呼吁当局“整顿”学校，“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但却要作出毫不偏袒的公允姿态，宣称“女师大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同时，又把责任推给“某籍某系的人”“暗中挑剔风潮”，并指责他们“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却又不明说，而是“听说……可是……未免……可惜……还是……但是……”，文字极尽曲折之能事。这大概是出乎鲁迅意料之外的，却激起了鲁迅反击的激情。这种激情来自于鲁迅发现自己面对的可能不是陈源这样具体的一个人，而是一个代表，一种典型。径直说，鲁迅觉得陈源可以进入他的杂文了。鲁迅后来谈到他的杂文的特点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又说“盖取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8在他看来，陈源是一个很好的标本，是可以借此来解剖中国知识分子某一个侧面，或者某一类知识分子的一些特点的。鲁迅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不是对某一个人（例如陈源）作出全面评价，而是将其一时一地（例如在女师大风潮中）的言行，作为一种类型现象来加以剖析。他所采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抓住其有普遍意义的某一点，而有意排除了为这一点所不能包容的某个人的其他个别性，特殊性。如陈源，按今天的认识，他确实也有很多可取之处，即使他的《闲话》也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后来鲁迅在写《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时，不是以杂文家身份，而是以学者的身份来说话，对“现代评论派”的文学，包括
首先我们看，鲁迅怎样为这类知识分子“命名”，这可以说是鲁迅论战的基本方法，有点像绍兴师爷喜欢给对方起绰号，绰号一取，一辈子都逃不了。鲁迅对于“现代评论派”有两个命名，首先是“特殊知识阶级”。这倒不是鲁迅的发明，而是他们自己说的。1925年，段祺瑞政府召开“善后会议”，准备成立国民会议，胡适这批教授对此表现了极大的热情。有些英美留学生还专门组织了“国外大学生毕业参加国民会议同志会”，向善后会议提请愿书，声称“国民代表会议之最大任务为规定中华民国宪法，留学生为一特殊知识阶级，无庸讳言，其应参加此项会议，多多益善”。《现代评论》１ 卷２ 期也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的文章，说在当前中国政治上有三大势力：军阀，有兵权；政治家，有政治势力；尤其不可忽视的是“在社会具有一种精神的势力，而常为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之智识阶级”，因此，善后会议必须有“智识阶级的领袖”参加，这些“物望所归之中坚人物”将以其“政治上之实力与人格上之权威”在中国政治中发挥指导作用。11正像后来鲁迅所批评的，这班从外国留学回来的大学教授“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12仿佛他们留过学，就应该享有一种特殊的权力。徐志摩就在一篇题为《汉姆雷德与留学生》的文章中说：“我们是去过大英国，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他写英文的，我们懂英文的，在学堂里研究过他的戏”，“你们没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插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心的听。……没有我们是不成的，信不信？”13这样强烈的知识权力意识与因背靠着外国势力而产生的精神优越感，自然会引起鲁迅的强烈反感。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其背后的分歧：这班留学英美的教授的自我定位是现代中国的设计者、指导者和中坚力量；而他们的现代中国的设想又是很简单的，就是把英美的东西全盘搬过来。而鲁迅恰好要对这样的“现代中国的设计者和指导者”提出质疑，鲁迅始终抓住“特殊的知识阶级”不放，这可能是更为内在的原因。
鲁迅给这些“现代评论派”的教授的另一个命名，叫作“正人君子”，有时也称之为“文人学士”。根据计算机的统计，“正人君子”的概念在鲁迅著作里出现了59次，“文人学士”概念出现29次，都是相当频繁的。“正人君子”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称谓，是和“小人”相对立的，指的是那些自认有学问，有道德的，而且又是在政治权力周围的知识分子，既是道德家，学问家，同时又与统治阶级有一种依附关系。在鲁迅看来，“现代评论派”的这些教授一方面是“特殊知识阶级”，以受西方教育为资本，以在中国实现西方式的现代化为理想，骨子里又是中国传统的“正人君子”。鲁迅通过这样两个命名，发现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所谓中国的新派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内在联系。他再一次发现了“旧”在“新”中的复活，或者说，在新绅士的躯壳里看到了旧道学家的鬼魂。鲁迅于是又开始了伟大的灵魂的拷问，当然，也在同时拷问着自己。这就是说，鲁迅在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中，并不着眼于对陈源们所提出的英美自由主义理念本身的批判，而更关注于他们的自由主义理念运用到中国的现实中——例如，在中国教育当局与学生的对抗中——，他们所持的态度，实际所发生的作用，以及由此而暴露出他们灵魂深处的一些东西。
（三）
鲁迅的方法依然是抓“关键词语”。
首先是“公理”，在鲁迅杂文中，先后出现了４７次。
鲁迅说——
“公理和正义，都被正人君子夺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14
“……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一下，——但这自然是为‘公理’之故。”15
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将西方理念赋予“公理”的价值，即绝对真理性东西，具有不可置疑性；并以此为标准，凡不符合公理——自由主义理念的东西，都加以讨伐。他们以公理和正义的化身、代表自居，以道德的崇高性自炫，这本身就透露出浓厚的中国传统假道学的气息。那些道学家们就是以真理与道德的的垄断者的身份轻易地审判别人，“以理杀人”的。鲁迅这样的精神界战士从来都是这些假道学家的天敌。他现在遇到的不过是“老谱新用”罢了。
而对这些新老假道学是无理可讲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将道貌岸然的“言”与其“行”相对照，以显出原形。
比如这批自由主义绅士，讲得最多的是“保护少数”。这确是自由主义基本理念，陈源们支持杨荫榆，据说就是因为杨荫榆是“群众专制”的牺牲品，他们要保护杨荫榆校长这个“少数”。如果就将此理念坚持到底，也不失为一种立场，一种选择。但是后来教育总长章士钊利用权力，下命令解散女师大，且派警察、流氓把不服从的学生强拉出学校，并另外挂一牌子，叫“女子大学”，在他们的威逼下，女师大学生分化了，大部分学生回到了女子大学，少数学生被赶走了，这些学生成立了女师大校务维持会，要求回到原来的校址。这时绅士们又出来说话了。陈源说，闹了半天女师大只有20人，而这边有１８０人，“难道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招了几个新生也去恢复吗？”16这又举起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旗帜。鲁迅当然抓住不放，写了一篇《这回是“多数”的把戏》，进行尖锐的揭露——
“可惜正如‘公理’的忽隐忽现一样，‘少数’的时价也四季不同的。杨荫榆时候，多数不该‘压迫’少数，现在是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
鲁迅进 一步质问——
“‘要是’帝国主义者抢去了中国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们便怎样？别的都归了强国了，少数的土地，还要维持么？！”17
这是抓住了要害的：此时此地“正人君子”鼓吹“少数服从多数”的强权逻辑，与彼时彼地用“保护少数”来为权势者（杨荫榆）辩护，其本质不变，他们并没有真正信奉和坚持自由主义理念，不过是玩把戏而已。
还有“宽容”、“公允”，这大概也是自由主义的“公理”。陈源们不是早就据此给鲁迅等支持学生的教授横加“不宽容，不公允”的罪名么？但当杨荫榆在章士钊的政府支持下很不宽容地对学生一再施加暴力时，却不见这些讲宽容的教授为学生说一句话。但等到女师大要恢复原校时，这些教授又组织了个“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并在宣言书里说：“而于该校附和暴徒，自堕人格之教职员，即不能投畀豺虎，也宜屏诸席外，弗与为伍。”这般杀气腾腾，简直欲置对方于死地，再没有半点“宽容”了。鲁迅立即写了《“公理”的把戏》，指出：“他们之所谓‘暴徒’，盖即刘百昭（时为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引者注）之所谓‘土匪’，官僚名流口吻如一”，“‘投虎’‘割席’，‘名流’之熏灼之状，竟至于斯”，虽“自诩是‘所有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绝不肆口漫骂’，而忘却了自己曾称女师大为‘臭茅厕’，并且署名于要将人‘投畀豺虎’的信尾”，18不仅是漫骂，已经是恫吓了。可见高谈“宽容”、“学理”、“事实”，依然是掩饰自己真实立场的“把戏”。
还有“流言”。所谓“流言”就是传播谣言，捏造事实，横加罪名。鲁迅说：“我一生中，给我最大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19所以鲁迅杂文中，“流言”这一关键词就出现了６０ 次。这大概是中国的“特殊知识阶级”的特殊产品，鲁迅说他们都是“伶俐人”，因而散布“流言”也格外有特色，或者说特别有创造性吧。
比如，明明是自己散布流言，偏偏说是“听说”的，即所谓“暗地里”散布。鲁迅讽刺说：“某种流言，大抵是奔凑到某种耳朵，写出在某种笔下的”20。流言的制造者也就因此而“隐身”：“这种‘流言’，造的是一个人还是多数人？姓甚，名谁？”就再也“查不出”了。21鲁迅说这是“放冷箭”：“有人受伤，而不知这箭从什么地方射出”。22——这也是“无物之阵”。23
更加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当你正在四处寻找流言出自谁之手时，又一个流言出来了：“听说”这流言就是你自己散布的：“自造自己的‘流言’，这真是自己掘坑埋自己，不说聪明人，便是傻子也想不通。”对这类事，鲁迅说：“（到）‘刑名师爷’的笔下就简括到只有两个字：‘反噬’”。24
流言还有个特点，它是“流”的，因此，在制造另外一人的流言时，也会把你莫名其妙地“流”进去。比如陈源那封著名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就是因与周作人论辩而“流”及鲁迅，大谈“先生兄弟两位”捏造事实，传布流言云云。这样“因为亲属关系而灭族”，鲁迅说，正和“文字狱株连一般”。25
可以看出，构成“流言”特点的“放冷箭”、“反噬”，以及“株连术”之类，都是中国传统的“老谱袭用”，现代“正人君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原也不奇怪。不过，因为同时又是“特殊知识阶级”，用起来也得有些“现代”特色，于是就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来传播流言。而现代媒体的弊端之一就是喜欢炒作流言，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流言借助于媒体广泛流传，当事人却无从辩驳，而且如鲁迅说：“无论是谁，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的，无论辩白与否，都已经是屈辱”。26在当事人沉默的情况下，流言就非常能够迷惑人，并且很容易成为人们饭余茶后的谈资。——不仅“正人君子”津津乐道于流言，小市民（他们是现代媒体的主要对象）更是乐此不疲，尤其喜欢谈论有关名人的流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既被污水泼身，却无权、无力洗刷，由此造成的精神伤害，是非亲历者所绝难想象的，尤其是鲁迅这样的敏感的知识分子，其伤害更是深入骨髓的。而且流言重复多次，就仿佛真成了事实，鲁迅说：“一遇流言，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27这样的自我怀疑是可怕的。
而流言制造者并不满足于仅仅泼点污水，它更是讲给统治者听的：这才是要害所在。所以“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鲁迅立即尖锐地指出：“去年，为‘整顿学风’计，大传播学风怎样不良的流言，学匪怎样可恶的流言，居然很奏了效”。28流言是为统治者镇压异己者制造舆论的。鲁迅对流言及流言制造者的愤怒，也正源于此。
通过“正人君子”、“公理”、“公允”、“流言”等关键词的剖析，对这样一批中国的“特殊知识阶级”，鲁迅作了这样一个概括——
“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29
鲁迅据此而进一步挖掘这些特殊知识阶级的灵魂，于是，又有了重要的发现。
首先是“官魂”。
鲁迅揭露，虽然正人君子们标榜独立，其实是依附官方的：从一开始就呼吁“教育当局”严厉“整顿”，“万不可敷衍姑息”；当“士钊秘书长运筹帷幄，假公济私，谋杀学生，通缉异己之际，‘正人君子’时而相帮讥笑着被缉诸人的逃亡，时而‘狐桐先生’‘狐桐先生’叫得热辣辣地”；30直到将不同意见者横加“学匪”、“土匪”、“学棍”的罪名，如鲁迅所说，这就是“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那灵魂就在做官”。鲁迅进一步追问，这样一些特殊知识阶级，在中国这种专制体制下，到底扮演一个什么角色？鲁迅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正人君子者流深怕这一着，于是大骂‘偏激’之可恶”。31并且一语点破：这些文人学者，其实就是俄国小说中“教人安本分的老婆子”。32在中国统治结构中起到了“带头羊”的作用：戴着“智识阶级的徽章”，“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也即任受宰割的死亡之路。33
其次是“做戏的虚无党”。
首先是“虚无”，什么也不相信。鲁迅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尖锐问题：这些中国“特殊的知识阶级”，搬来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口口声声“公理”、“公允”、“宽容”、“保护少数”、“学理”、“事实”，他们“是‘信’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答案是清楚的：只要看他们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34“无特操”本是许多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的弱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就有不少这样的“无特操”者，现在鲁迅面对这些现代“正人君子”的种种表现，就不能不有“故鬼重来”之感。
既然什么也不信，并无真信仰，为什么还要这么说呢？只有一个解释：做戏而已。鲁迅说：“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们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依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35可以想见，鲁迅在这些“特殊知识阶级”身上，发现了“做戏的虚无党”的鬼魂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沉重的。本世纪初，他就提出过“伪士当去”的召唤，当时，他所谓的“伪士”，主要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前身——半新半旧的维新派人士；而现在，他从这些完全受到西方教育的新的知识分子，自认为现代中国设计者、指导者的知识分子身上，又发现了“伪士”衣钵的继承，而且这些现代“伪士”比当年的伪士更为可怕：于是鲁迅再一次面对着历史的循环，而且是恶性的循环。
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正是这些现代伪士在支配着中国教育界、舆论界，拥有着话语的霸权，对“无刀无笔的弱者”实行精神的压迫，而这种精神压迫又最终将导致政治的压迫，使得他们“不得喘息。”鲁迅因此而意识到，他与这些”特殊知识阶级“的论争，就绝不是个人之间的事：他站在“无刀无笔的弱者”一边，感受着他们受到压迫却不得说话的痛苦；他说：“我还有笔”，就一定要用这支笔揭穿骗人的谎言，说出自己所看到的真相。因此，当陈源的朋友高喊“带住”时，鲁迅这样回答——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用了公理和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纯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吞吐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下露出马脚。……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
“……只要不再串戏，不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裳抛到‘臭茅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36
这是典型的鲁迅之风。每读到这样的文字，都会感受到一种气势，一股浩然之气、凛然之气、真率之气，而且很痛快：终于有人为无刀无笔的弱者说话了！
鲁迅反复强调一点就是“真”。他对知识分子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赤条条的站出来，说几句真话，露出真价值来”。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开始，陈源和他的朋友就公开地表里如一地支持杨荫榆，鲁迅当然也会反对，但不会这么死抓不放。而一旦陈源们要掩饰自己的真实立场，不说出真话，并摆出正人君子的架子，鲁迅就必要作出强烈的反应。鲁迅在评价知识分子的时候，关注的是真和假；只要你是真的，即使观点和我不一样，我仍然是尊重你的。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叫《十四年的“读经”》，就谈到“诚心诚意主张读经”，尽管观点显得迂腐，却“绝无钻营，取巧，献媚的手段”，也“一定不会阔气”，鲁迅称之为“笨牛”——这自然含有贬义，但也未尝不含有某种欣赏之意，因为真诚地坚守自己真信仰的东西，即使愚笨也笨得可爱。而鲁迅所要批判的正人君子并不是真读经，“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而用到的工具”，37鲁迅就绝不与之敷衍，非要周旋到底了。
（四）
鲁迅不以自己的价值观作为评价知识分子的标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和这些以指导者自居的“特殊知识阶级”不同，他公开承认：“我还没有寻到公理或正义”。后来他回顾这场论战时一再强调，“不过意见和利害，彼此不同，又适值在狭路上遇见，挥了几拳而已”，并不是因为自己掌握了“公理”，他说：“我就不挂什么‘公理正义’，什么‘批评’的金字招牌”。38因此，他说陈源们“只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轻薄半句”，这是绝对真诚的。他还说他的原则是：绝不主动挑战，无非你先以“秽物掷人”，“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但对于没有这样举动的人，我却不肯首先动手”；而所谓“掷过去”，所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也是“以文字为限，‘捏造事实’和‘散布流言’的鬼蜮的长技，自信至今还不屑为”。鲁迅说，“在马弁的眼里”我自然是“土匪”，“然而‘盗亦有道’的”。39
更重要的是，鲁迅在无情地解剖别人，拷问“正人君子”的灵魂时，他更在无情地解剖自己。或者说，对陈源们来说，论战无非是打打笔墨官司，打完了，不管打输打赢就算完了；只是这一次他们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在鲁迅不依不饶的韧性战斗之前，显得有几分被动，几分狼狈而已。而在鲁迅这里，却引起了巨大的情感波澜，精神的痛苦熬煎：所有外在的黑暗全部转化为内心的黑暗，所有外在的反抗也都转化为内心的挣扎。
于是，我们注意到，1925年12月31日晚，鲁迅在编完《华盖集》（那里收入了大量的与现代评论派论战的文章）以后，写了这样一篇“题记”——
“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贻笑于大方之家。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
“我知道伟大的人物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远遥，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
…………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记于绿林书屋东壁下。”40
“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里，鲁迅对流逝的生命与自我灵魂的凝视，是十分动人的。
我们看到，正是这一年与陈源们的论战，迫使鲁迅紧张地思考在中国现实的时空下自己的选位，生命价值与命运所在。更通俗地说，就是“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将拥有怎样的灵魂与命运？”这正是19２５年最末一日的这个深夜里，——鲁迅后来写过一篇《夜颂》，说“人的言行，在白天和深夜，在日下和在灯前，常常显得两样。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覆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41——鲁迅面对“赤条条”的自我时，所要进行的拷问。
于是，就有了一系列对立的概念。
我是谁？——我不是“正人君子”，“通人”，“学者”，“文士”，更不是“伟大的人物”，“天人师”；我是“常人”，“俗人”。
我在哪里？——我不在“山林”、“古树”下，也不“飞空”，我至今还在“地上”。我不远“离人间”，还“活在人间”。我不在“洋楼”中，只在“泥土”里爬来爬去。我不进“艺术之宫”，只愿站在“沙漠”上。
我有什么命运？——我不会“成佛作祖”，但是我确被华盖“罩住”，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