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启立：外来的新文学――以晚年周作人与香港文学的关系为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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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以晚年周作人与香港文学之间所发生的关系为例，检讨了近二十年来关于香港文学、南来作家研究以及几种不同取向的香港文学史书写，指出，几种价值趋向迥然不同的香港文学史的书写背后所共享的是同样“外来”的新文学观念，而在不同的地域文学书写及其对某种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中，那些“当然”的问题预设、知识阈限和思想方法上二元对立的“中心”与“去中心”观念合谋了我们今天的困境。

关键词：

   香港文学   晚年周作人  身份认同  文学史书写

关于香港文学的研究和讨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后期的十几年间，曾经盛极一时。在大陆内部，各种与之相关的文学研究系所相继成立，报刊上关于香港文学研究的文章纷纷出现，大批与港台有涉的文学研究项目启动，一时之间，用文学评论家黄子平的话说，港台文学研究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1]。个中的原因其实也非常清楚：因为文学以及文学史书写作为“重现”或“抗拒”某种身份认同的重要场域具有无比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重要性。也因此，当在一九九七年前后，香港文学研究的成果也很有些斐然。[2]时间已经标示了研究的指向，“统一”和“回归”是其隐含的目的和主题：香港文学何时、怎样汇入中国文学的主流成为研究课题最为关心的问题。在这个大前提下，研究者们讨论香港文学的个性特征，清理香港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作品、人物、事件，评说香港文学的成就与不足，书写着他们笔下的香港文学史。在他们先在的概念和知识背景里，香港文学是从属于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只不过是在香港的发生。与此同时，在香港本地，也有相当多的关于香港文学、文化研究的计划和项目展开，他们有感于1997的来临，以香港本土的在地诉求质疑前述种种关于香港文学及因“国家论述”而转写文学史的书写方式，展开他们关于香港文学、文化暧昧复杂的感情。但有意思的是，这些不同趋向的关于香港文学史的讨论，仍然是以五四新文学兴起的所谓“现代”为皈依的，那么，当时间又过去快十年了，香港文学研究的热潮及其成为热潮的原因都早已消散，作为呈现不同共同体中介的香港文学讨论也该归真返璞了——虽然，所谓“纯文学”大抵也是在某种理念下建构的结果。我们的问题在于，对于香港文学而言，这一个“现代”文学的几种不同的写法还有什么意义？“回归文学本身”——回到香港文学发生的历史中去，我们或许能看到它背后所暗含的另外的问题。

对于今天比较流行的文学观念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是以五四新文学为肇始的。五四时期所致力的启蒙运动，所标榜的自由、民主，所展开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尤其是其个性觉醒的原则、对个性的张扬，更标示了新文学与旧文学的界限，也建立了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精神传统的内核。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就是对五四精神不同的理解、利用和演绎的历史，无论是原来的书写还是后来的重写都是如此。[3]一代学人书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起点和标尺就以他们各自对五四的不同理解而建立。他们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他们当然地以这样的眼光去观察、审视作为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香港文学。香港文学的历史就此命定了。于是，在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格局里，大同小异地，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的香港文学都少不得一个“新文学”的概念：1917年的文学革命――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香港新文学的萌芽和发展……如此依例写来。也因此，1927年鲁迅的香港讲演理所当然地被赋予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新文学”的产生不是香港文学发生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因为它在中国文学的总体格局里的重要发生，被安放在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香港文学头上的。“新文学”是言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基石，它也就成为了言说二十世纪香港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然而，香港本土作家侣伦关于香港文学的回忆却从另一方面展开：“‘新文化’是不受欢迎的。‘五四’运动给予香港社会的影响，似乎只有‘抵制日本货’的概念，‘文学革命’这一面的意义，却没有能够在这个封建思想的坚强堡垒里面发生什么作用。那时候，头脑顽固的人不但反对白话文，简直也否定白话文是中国正统文字。这些人在教育上提倡‘尊师重教’和攻读四书、五经以保存‘国粹’，看见有人用白话文写什么，便要摇头叹息‘国粹沦亡’，对于孔圣人简直是‘大逆不道’。”[4]这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香港当时的真实状况：当内地在进行文学革命，推行新文化运动的时候，香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还与此没有关系。因为在那时已经有了几十万人口的香港，接受中文教育的只有二三万人。旧式的私塾讲的是四书五经，新式的学校多由政府或教会兴办，以英文教学为主，中文只是副修课目。那些“抱着买办阶级思想传统的人”，“鼓励儿女去读外国文，目的是好让儿女将来容易找一份‘洋打工’。”[5]在这样的情形下，那“新文学”如何可能发生和发展呢？甚至到了1927年2月，应香港青年会的邀请，中国新文学的先驱鲁迅以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身份到香港演讲，香港文坛依旧“颇冷落，文学艺术活动如万籁无声”[6]。因此，鲁迅到香港演讲的“影响力可能很深远，但在当时来说，却不是立即可以引发出火花”[7]。香港仍然“有相当浓厚的保守成分，很难在上层知识分子中找到一些支持新思想的人，多只由青年吸收一些新思想。由于年青人不一定有丰厚的学识，所以也不能与中国大陆真正先进的、有价值的文学观念接上。”[8]可见，新文学与那个时期的香港的距离还很遥远。但在后来的相当多的香港文学研究者看来，那个时期的新文学与香港的没有关系、距离遥远也是一种关系。甚至在某些学者的意念里，当新文学在大陆生长出来的同时，它肯定也在香港孕育和生长，如果不是这样，那也只是它还没有出土或者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决不至于无的。所以章节安排是一定要有的，至于里面有没有东西可写，写些什么，那是另一回事。而且,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文学上的大陆中心观念甚至在极力主张建立香港文学观念,回归香港文学自身,从事香港文学研究的中间力量的优秀学者,如黄继持、郑树森、卢玮銮等先生身上同样存在――虽然他们注重历史真实，研究态度严谨。他们并没有编写出正式的文学史，甚至卢玮銮（小思）先生坚决认为“短期内不宜编写香港文学史”――因为“香港文学这门研究仍十分稚嫩，既无充足的第一手数据，甚至连一个较完整的年表或大事记都还没有，就急于编写<<香港文学史>>，是不负责任的事情。”[9]但从他们整理的<<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1927～1941)、编写的<<香港新文学年表>>(1950～1969),甚至从他们所编选的香港小说、新诗、散文选看，他们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所关心的问题，所体现的取舍与标准，无论是注重考虑其历史地位还是注重作品的审美因素，那背后仍旧是以五四新文学（精英文学）作为基础的[10]。因为“新文学的持续影响之一，就是为现代书面语的形成创造规范、条件和习惯，进而形成一种‘普遍语言’，一种有利于社会认同、国族认同的‘普通话’。”[11]因此，需要追问的是，香港文学是不是就是香港“普通话”的“新文学”？非常显然，这些文学叙述，无论是向“北”（左？）的还是向“南”（右？）的，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意识作祟的结果，那潜在的知识背景和由此而来的意识形态、思想方法以及地域上的“大陆中心”或“去大陆中心”这种二而一又一而二的观念或许才是决定性的。

香港文学的发生发展有它自身的特质。它与中国大陆文学的关系甚至还不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香港位于中国的南端，是名副其实的“边缘”，1942年割让给英国时，不过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小岛。英国人的目的也不过是把香港作为进出中国的踏脚石。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也比较特别，既没有对香港实行完全的英国统治模式，又没有把香港与大陆的联系强行切断。在客观上，它带给了香港人以某种意义上的自由传统，又维持了香港与中国的文化联系。铁屋子里呐喊的血性冲动远离他们，鲁迅所极为痛恨的中国人的劣根性在香港人身上表现得也不那么痛切。殖民、离散，商业社会日常生活的种种打开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学和思想的空间。在这样与大陆不同的文化语境的逼迫之下，精英与通俗、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是壁篱森严、断然两极，而是杂糅共生的。文学的话题、大陆意义上的文学关怀也就以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展开。比如说，在华文世界中，也只有在香港，粤语写作会占据报章版面的相当篇幅，而“仓颉造字”功能至今仍绵绵不绝地保持着[12]。这样的生存境况造就了香港文学不一样的形态和内容。但这些不一样却为中国新文学的兴废继绝提供了另外的空间。在某些特殊时期接纳、储存和庇护了中国新文学、文化的若干因子。大多数香港文学史作品中浓墨重写的抗战时期的香港文学和战后的香港文学大体真实地记载了这些历史，纷纷扰扰的“南来作家”[13]问题亦即由此而生。由于大陆中心以及去大陆中心文学观念的双重努力，由于中国“新文学”的标准成为香港文学的标准，那些“在香港发生”的文学之果被绕在香港文学的葡萄架上，香港文学纳入中国文学框架里的重要根据之一大抵亦在于此。

晚年周作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格局中与香港文学发生关系者之一。对周作人与香港文学之间的关系的观察或者很能说明人们为什么会那样去讨论香港文学的问题。

出生于十九世纪末期的周作人，同样成名于五四时期，是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之一。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他与鲁迅弟兄二人各擅胜场，并成双峰并峙的一代大家。不意却于日据时期做了汪伪政权的教育督办，落水成了汉奸。抗战一结束，他先是入狱，1949年保释。此后相当长的一些日子里，一直是在颠沛流离的惶恐里过活，命运便可想而知。因为懂希腊文，老人家大手一挥，让他做翻译工作[14]，但终究没有“政治权利”――不好“乱说乱动”，更不用说有自己的思想、弄他个人主义的文学了。显然，那周作人一贯强调的个性、周作人式的自由主义是无法见容于新的社会文化变化了。

1956年秋,曹聚仁往访八道湾10号,晚年周作人的思想和精神生活似乎有了一点转机。曹聚仁是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上海、北京的著名“文化人”，同样想作为“一个看革命的旁观者”[15]，1950年到了香港，办报纸、杂志，写文章，往来于香港和内地之间。他在大陆时期亲眼目睹了鲁迅、周作人一代在五四新文学上的辉煌，对于周作人有很高的评价。在他的<<文坛五十年>>里，就专门写到了周作人：“近三十年的中国文坛，周氏兄弟的确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路向。我们治史的并没有抹杀个人主义在文艺上的成就；我们也承认周作人在文学上的成就之大，不在鲁迅之下；而其对文学理解之深，还在鲁迅之上。”[16]曹聚仁对周作人的看望原本大约是出于对作为文学家的周作人的敬佩，想与他交流文学，尤其是关于他的鲁迅传的看法，但在客观上，曹聚仁的来访打通了周作人与香港交往的通道。其实，早在曹聚仁来访之前的1953年8月，香港<<大公报>>就曾委托日本友人小原询问接洽,邀请周作人为<<大公报>>写稿。据<<周作人年谱>>记载,周作人当月即投稿2次，计46篇。不料到了10月间，<<大公报>>潘际炯来访，觉得发表周作人的稿件“太难”,退回投稿。至于何以“太难”，是不想惹麻烦呢，还是怕没有读者，没有明说。但无论如何，周作人都觉得<<大公报>>约稿无诚意。[17]1957年以后，周作人的文章经曹聚仁的手不断地在香港的<<乡土>>、<<文艺世纪>>、<<明报>>等报刊发表。周作人的这些文章大多不外乎谈天说地、花鸟虫鱼或者炒鲁迅史料的冷饭，与他在<<新民报晚刊>>、<<羊城晚报>>等内地报刊上发表的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从内容上说，都无关鸿旨。但周作人却由此多了一个“拾芝麻”[18]的地方，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周作人对周围的气候渐渐开始适应，对香港与内地媒体的不同渐渐有了一些了解，他的胆子开始大了起来。在写给香港报刊的文章，尤其是在给曹聚仁的信中，他脑子里“那种与二三十年代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东西似乎苏醒了”，臧否人物，借流言谈时政。这些“苏醒”了的东西在当时虽然只是在周作人与曹聚仁的私人通信中出现，并未公开发表，但它却由于有了“在香港”的曹聚仁而得以公开出来。于是，周作人在“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就他耳闻目睹的有限的范围内，他恢复了那种自卫的批判的意识与眼光。”[19]也从此，无法见容于已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周作人式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香港浮现、复活。但不像在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周作人的思想在香港没有响应，他的这些意见就算是和曹聚仁在交流，他的自说自话和他的变化或许只是对他自己的一个告慰吧。周作人在香港的复活和落寞在此后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

1960年12月9日，曹聚仁根据他与<<新晚报>>总编辑罗孚的约定,自香港致信周作人，让他为香港的<<新晚报>>写稿[20]，建议他“每月一万字，最好八九百字一篇。写得愈通俗越好，因为我们是无法适应读者要求，写得很下流的。不必掉文，尽可能趣味化。总之，不是人写稿，而是稿写人了；<<新晚报>>经济情况好，稿费一定有把握。罗兄（指<<新晚报>>的总编辑罗孚――雷按）答应十元一千字，这是写稿最高的。”“不要希望藏之名山，而且炒冷饭也不要紧，只要不太熟。”[21]周作人经过考虑，决定开始撰写大型回忆录著作<<药堂谈往>>（后改名为<<知堂回想录>>）。是年周作人76岁。经过断断续续的两年的写作，38万字的回想录完稿了。<<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最后、也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用曹聚仁的话说，“内容很丰富，‘诗’与‘真实’兼顾，乃是传世之作。只是阳春白雪，太高深了一点，尤其在香港。”[22]但<<新晚报>>并未如原来所约刊载周作人的<<回想录>>,而是在拖了一年零八个月以后，经不住曹聚仁的一再催促，才开始刊载。之所以会如此的原因, 据罗孚后来的说法,一方面是怕它“阳春白雪,不为晚报的一般读者所接受”,另一方面,也想看看周作人“对敌伪时期的历史如何交代”。并且，在罗孚看来，周作人的回想录，“材料是丰富，但文章的光彩却已不如早年，这支笔到底老了。”即使如此，<<回想录>>在<<新晚报>>刊载了一个多月后亦遭“上命”“腰斩”，被中止刊载。[23]。于是，此后的经历似乎完全是在考验曹聚仁的耐性和他对朋友的忠诚。经过曹聚仁的多方联络和运作，<<知堂回想录>>中的部分章节前前后后地在<<循环日报>>、<<明报月刊>>、<<新晚报>>、<<南洋商报>>等报刊上发表。然后，他将这些文章的稿费积集起来，终于筹措到了这部书的排印费。1974年4月，历经坎坷的<<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其时距周作人辞世已经多年了。

罗孚和他主持的<<新晚报>>当然有其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他既希望报纸不违“上命”，有一个他所理解的较高的“新文学”品味，但他更希望报纸有读者。当他请曹聚仁向周作人约稿，甚至当周作人完成书稿的时候，周作人发表文章的外部环境还不至太坏。当是时，我宁愿相信罗孚犹犹豫豫的原因，不是由于他对周作人的文化价值缺乏了解，也不完全因为发周作人的文章过于敏感，而是因为周作人“阳春白雪,不为晚报的一般读者所接受”[24]。在新文学史上写下过重要一页，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叱咤风云的周作人居然到了没有读者的地步，香港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基础亦由此可想了。很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同样没有看到像周作人那样的思想和文章在香港得到了怎样的回响。无论怎样，因为有了曹聚仁，有了香港的存在，周作人晚年的那些残余的思想，得以复活、重现，得以保存。他多了一个“拾芝麻”的地方，解决了啖饭的问题。他那支“到底老了”的笔也写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甚至，1961年，他的散文集<<知堂乙酉文编>>在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书信集<<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周曹通信集>>(二辑),诗集<<儿童杂事诗>>亦得以在香港出版。很多年后,当周作人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沉渣泛起”、“重出江湖”的时候,它们的文学研究价值终于得到了体现。

晚年周作人的思想、文字能够在香港浮现、留存却又无根的现象，在雁来雁去的二十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的香港天际，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延引他到香港的曹聚仁本人就同样如此，自1950年开始，移居香港二十多年，算的上是香港的“南来作家”了，但他那两部关于中国文学的重要著作<<文坛五十年>>、<<鲁迅评传>>，所倚重的材料和想法，主要就是依据他在大陆文坛和出版界的经历写成的，完全无意借重香港可能的材料，无视他的“香港作家”身份和对香港的影响。周作人本人从来没有踏上过香港的土地，他甚至与“南来作家”都粘不上边。这些情形都深刻地提示我们那些在思考“香港文学”问题时回避不了的问题：如何界定地域文学的特质，五四新文学和思想传统是不是当然就是我们讨论和衡量不同地域文学及其思想空间的标尺？

边缘、夹缝，“借来的”殖民地时空，迅猛突起的现代国际都市，使得全球/本土之间的冲突、现代都市的生活经验与个人体验、雅俗文化之间的转换关联，后殖民时代的性别书写等等成为新的意义发生场域，启蒙时代空泛的对自由、个性、科学等等的召唤并不是当然的召唤，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曾经简明扼要地指出过，“文学既是文化的声音，又是文化的信息。它既是一种强大的促进力量，又是一种文化资本。它既是一种要求读者理解，又可以把读者引入关于意义的问题中去的作品。”[25]这当然是很有意思的看法，因此，香港文学要讨论的不是香港文学中有多少、怎样有了中国新文学的因素的问题，也不仅是通过对这种思考方式的反拨重提香港文学妾身未明的身份认同问题，而是要展开这些地域文学怎样在该地域的社会文化过程中生长，放到在地的情景中处理在地的问题，从而成就了怎样具有该地域特质的文学。

当我们撇开了文学上的大陆中心观念，摆脱了五四新文学的迷思，回过头来认真地思考香港文学的特质，看那六十年代前后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的异军突起，欣赏那八九十年代蔚然成风的学者散文，看香港“仓颉”的造字书写，不是更香港也更“文学”的么！

参考文献：

1，Anderson, Benedict，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陈清侨 编，《身份认同与公共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王宏志 著，《历史的沉重：从香港看中国大陆的香港史叙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王宏志：<<历史的偶然――从香港看中国现代文学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5，王宏志、李小良、陈清侨等著《否想香港》，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

6，<<香港文学史>>,潘亚暾、汪义生 著,厦门:鹭江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

7，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编<<香港新文学年表(1950～1969)>>,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出版。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