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是现代人才持有的观念，但贯穿其中的爱国精神却源远流长，它是传统文化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正确地认识古人对国家的理解和爱国情怀是全面认识传统文化的重要问题。
爱国突出的是国家观念，这在政治学说中是最容易搞混乱而又最具有煽动性的问题。爱国主义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要求。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与太平盛世，社会转型时期，对爱国的评判往往有不同的准则，战争时阶级的、民族的含义又有多种论断。《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无祖国，这表明在推翻民族压迫运动中和民族解放运动结束后，报效祖国的概念不是一回事。每当社会面临变迁之际，革故鼎新，兴利除弊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唯一途径，爱国主义与社会变革的一致性，成为爱国主义在这特定时期的表现形式。但是它的复杂性是在于，由于变革时期多重利益的冲突和联盟，多重价值评判的相依和相悖，爱国主义往往能得到最大范围的认同，也可能成为最深刻的分歧。
这种情况在近代史上不乏其例，最先敏感传统社会积弊，力求正视现实，学习西方，引进资本主义文明的先进分子，往往遭受媚外忘祖的攻击。当时有人记载说:“ 窃闻吾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吉+力)刚 诸先生， 成于天下不讲西学之日，受怨谤，忍尤垢，毅然慨然以倡此义，至今天下之讲西学者，则靡不宗诸先生。”(《戊戍变法》四，492页) 郭嵩涛 (筠仙) 因为见识超群，背着一辈子的黑锅，郁郁而终。那些因循守旧的卫道士却以爱国保种自居，大学士倭仁就这样指责学习西方科技是用夏变夷，说什么: “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 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的愚昧冥顽在近代史上是出了名的，名为爱国的的实为误国，而被人斥为卖国的却是真正的爱国者。当然倭仁的为官还是清廉的，其人品和历史作用不是一回事。更为复杂的还有另一种情况，在五十年代末周总理对蒋介石的评价与四十年代后期就不相同，他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还闹点别扭，他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397页) 在这以前几乎是众口一词说他是卖国贼，又有谁敢说他坚持民族立场呢? 所以爱国主义是很复杂的，是不是爱国, 不是看口头标榜，也不是一成不变，它常常因历史条件的不同而变化，可以被各种势力所利用。因此，首先要正确理解古人爱国的内涵，才能科学地扬弃，创造性地运用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充实现代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历史上的爱国表现有多种内容，从整体上考察不外乎三种情况: 其一、是对父母之邦的依恋和对故土的热爱; 其二、忠君。由于君国一体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忠君也是忠于国家的表现，当国家利益与君主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服从君主，放弃国家利益，那就是愚忠，不可取，但忠君确实是古人的爱国观念，这是不能苛求的; 其三、为发展中华文化所作的认同和反思，也是爱国行为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包含少数民族入侵中原，虽然是侵略者，但最后又认同中原文化被中原文化所同化，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地壮大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正是不断地吸收周边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滋养，才得以源远流长。不过人们只习惯地看到他们是侵略者，而没有看到他们也是被同化者，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和汉族人民共同组建了民族的大家庭。当然，这不是否定汉族抗击侵略的民族英雄，这是在不同范畴进行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一组悖论，对这种悖论不能用简单的办法，以甲否定乙，或以乙否定甲，犹如今人既肯定秦始皇的统一中国，也赞扬孟姜女对暴政的谴责，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有一致性也有相背反的情况，对于爱国，则要看具体内容和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具有的合理性，不能一概而论。还有以揭露、抨击社会黑暗的形式而进行的文化思考，那就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了。
上述三种情况的社会效应是不一样的。最具有人民性和普适性的是第一种，作为父母之邦，这是不可取代的。正如人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有养母、继母、教母，但生母只有一个，这是不可选择，不可更替的，因为是唯一的，所以又是神圣的、至上的，这就是热爱祖国的情感。其中最壮烈而又最令人痛惜的是忠君报国，最典型的例子是岳飞。有人认为，岳飞是被冤杀才出了名的，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如果不是冤狱，岳飞只是千百个民族英雄中的一个，最出名的可能不是他而是别人。但是，他的千古冤狱和愚忠而肇致的国破家亡，却博得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景仰。人们为末路英雄一掬同情之泪，成就了岳飞的赫赫声名。对统治者来说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但民众往往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是中国人的善良和同情弱者的民族心理的反映，也是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并不同步的一例。在上述三种情况中最深沉而又最容易被人曲解的，是出于忧患意识，为振兴中华文化而进行的文化思考，包含某些知识分子在国家多事之秋忧国忧民，甚或某些愤世嫉俗的表现，也往往流露出对祖国至爱情深的心怀。有的爱国者在当代可能不被人理解，到后代才被人发现，在历史上也屡见不爽。
爱祖国、忠君和发展中华文化作为传统爱国精神的三项内容，已随着历史的发展发生变化。忠君早已被淘汰，爱祖国和爱中华文化本是二位一体，祖国是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是自然生态；接受祖国文化薰陶，形成一定的民族文化心理是社会生态。祖国不单是故土的疆域，也不仅是同种人聚集的地区，还是一种文化。包括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人情风貌，这是人们永远舍弃不了的情缘，纵使浪迹海外成为外国公民，与祖国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会葆有一颗中国心。这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劲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优良传统。
当今处在社会转型时期，适当地淡化制度意识是改革时期弘扬爱国主义的内容之一，国家有对外保卫的职能，不能淡化，但是制度是可以变化、调整的，一国两制，就是淡化制度的成果。回想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步发展，不时引发爱国与卖国的争论，往往是因为有人停留在五、六十年代苏联模式的社会制度，指责这不是社会主义那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就在于及时拨正航向。即使如此，也要谨防有人用爱国主义的旗号攻击改革开放的国策。要知道在历史上，就有民族沙文主义者打着爱国主义的招牌，聚集力量的事例，希特勒就是以热爱日耳曼帝国为号召走向法西斯道路的。可见爱国旗号可以被各种目的利用，以爱国名义而招致祸国殃民的，或以偏狭的民族情绪混同爱国而致误国后果的，在中外都不乏其例。作为一般的平民尽管主观上竭尽爱国的热忱，但也可能在狭隘的民族主义鼓动下，发生误国的导向，其性质虽不同于卖国，但由于一哄而上的群体性，往往酿成事端，败坏国家的声誉，文革中火烧英代办就是一件严重的教训。所以对爱国主义这样复杂的背景和内容，需要保持清醒的意识和科学地理解。
在经济发展走向一体化的21世纪，外籍华人将会愈来愈多，回归祖国固然是爱国表现，就地服务也并非没有爱国情怀。爱祖国是一切爱国主义思想和行为的基础，是最大范围地团结全世界华人的最有号召力和凝聚力的召唤。它不分制度、不分主义、不分信仰、不分族别，只为一个崇高的目标，振兴中华。这样一个神圣的信念将富集中华民族对祖国的历史感情，迎来祖国的繁荣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