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矣，他人或可歌：罗蒂遽归道山悼念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恒之）
毕业论文刚刚答辩结束，我就在斯坦福大学网站上看到“罗蒂遽归道山，终年七十有五”的报道。在读研期间为了毕业论文的缘故，对罗蒂的著述有一些了解，自己的硕士论文是以罗蒂的理论视野来审视社会学经典理念：solidarity。没有想到罗蒂很快就成了历史。搜集一些材料，写下一点文字，聊表悼念。
一、魅力罗蒂
理查德·麦凯·罗蒂（Richard McKay Rorty）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人。他是一个鸟类观察爱好者，曾专门跑到澳大利亚和巴西雨林观察鸟类生活。在他小的时候，罗蒂对野兰花（Wild Orchids）很感兴趣。他能分辨出40种野兰花中的17种，知道它们长在何处，它们的拉丁名字以及它们开花的时间。他说他为此感到非常骄傲。后来，他的自传就叫《托洛茨基和野兰花》。他也来过中国并对中国传统哲学表示出一定的兴趣。
1931年10月4日，罗蒂生于纽约市。他的父母是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对社会主义者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抱有同情。他们的社会民主思想对罗蒂的著述有相当的影响。童年时期的罗蒂深受他母亲的祖父Walter Rauschenbush的影响。Walter是浸信会教牧师（Baptist clergyman），他发起了十九世纪美国的社会福音运动（social gospel movement）。罗蒂小时候就开始在其父母的影响下阅读两卷本的“莫斯科审判杜威调查委员会”（Dewey Commission of Into the Moscow）报告（《托洛茨基案件》和《无罪》）以及其他关于社会不公平的著作。他当时认为，其他孩子会以视作其家庭圣经的方式来阅读它们，因为这是些散发着救赎性真理和道德光芒的著作。而罗蒂当时对自己说，假如我是一个真正的好孩子，我就不仅应该阅读杜威委员会的报告，而且应该阅读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的历史》。虽然这本书他尝试过多次却从未读完过。罗蒂说，他在12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做人的意义就在于以人的生命与社会不公平（social injustice）作斗争”。他认为正义/公平是托马斯和托洛茨基都为之奋斗的东西，是弱者摆脱强者的解放。他自己则既想成为一个有思想有灵魂的势利小人，又想成为一位全人类的朋友；既想做一个与世无争的隐士，又想做一名追求正义/公平的战士。
跳了若干级之后，不到15岁的罗蒂进入芝加哥大学哈钦斯学院。在那里他对柏拉图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与施特劳斯有关。据说当年两个天才儿童——布鲁姆和罗蒂——都受到了施特劳斯的巨大影响。在他15岁的那年夏天，罗蒂通读了柏拉图。这时的罗蒂相信：苏格拉底是对的，善即知识。苏格拉底也必然是对的，因为只有那样，一个人才能在单纯的一瞥中把握实在和真理。一个人只有在认定苏格拉底是对的情况下，才能希望成为既像最优秀的基督徒那么善良，又像施特劳斯和他的弟子那么博学和聪明。于是他决定主修哲学，他设想假如他能够成为一名哲学家，那么他或许能够抵达柏拉图“分界线”的顶端，即“超越了各种假说”的某个地方，在那里，真理的光辉普照着得到了升华的聪明而善良的灵魂，那将是一片充满超凡脱俗的野兰花的乐土。他认为“柏拉图主义利用了宗教的所有优点，但并不需要基督教要求的谦卑，而我显然不具有那些优点。”
罗蒂18岁（1948年）获得哲学学士学位，随后在1952年他获得哲学硕士学位。从1952年到1956年他在耶鲁学习并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可能性的概念》（the Concept of Potentiality）。博士毕业之后，罗蒂在军队服役两年。退伍后，他来到马萨诸塞的Wellesley学院，在那里，他得到他的第一份教职。在此任教三年之后，他成为普林斯顿的教员。直到1982年为止，他一直呆在普林斯顿。然后他去了弗吉利亚大学。1996年，他第一次退休。从弗吉利亚大学退休后，他受斯坦福大学邀请，加盟该校的人文科学中心（humanities center），1998年转到该校的比较文学系。2005年，罗蒂再次退休，并成为斯坦福大学的名誉退休教授。
罗蒂结过两次婚。前妻Amelie Oksenberg Rorty是一位哲学家。他们有一个孩子Jay Rorty of Santa Cruz，Calif.。与前妻离婚后再次结婚，他的第二任妻子Mary Varney Rorty是一位生物伦理学家，他们一起生活了34年，有两个孩子：Patricia Rorty of Berkeley，Calif.与Kevin Rorty of Richmoud。他有两个孙子。
二、思想罗蒂
多年前，布鲁姆就认为罗蒂是当今世界上最有趣的哲学家。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罗蒂是一个知性活力不断的人。与惠特曼一样，罗蒂拒绝相信真理的绝对性存在，拒绝感受非人工制作的东西以及拥有超越人类权威的事物。1967年，他编辑了《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在该书导言中，他对分析哲学的观念表示了质疑，分析哲学认为他们通过问题的重塑——将传统哲学关于思想与实在之关联的问题重塑为语言如何设法再现世界的问题——而取得了巨大进步。罗蒂认为这些理念不过是那些已经没用却仍然存在的旧有问题的重新措辞而已。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开始，罗蒂脱离了分析哲学的主流，转向对实用主义的研究。
1979年，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一书中，他推进了他的很多颇具争议的信念。该书反对大而无当地去寻求知识与伦理的基础——即要揭示超越时空的真理，也反对在主观和客观实在之间毫无意义的一般区分。相反，罗蒂认为我们应该关注杜威、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所代表的非基础论哲学。他谦逊地说在这本书里面没有提出原创性观念，而是企图将杜威、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等这人说过的一些问题汇集起来，并指出他们的研究所蕴涵的教益。他认为实用主义的信念是：我们使用的语言不是用来再现现实的，不能按其再现现实的优劣加以评价，语言起源于不时改变语言以适应社会实践的需要。哲学的语汇是被创造出来服务于社会需要的；当这些问题不能再用旧语汇来表达时，就应采取新的语汇，以便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他认为富于原创性的哲学家们的成就是治疗性的，他们思考事物的新方式在于对那些曾经困扰前人的问题予以消解，而非予以解决。他对黑格尔的“哲学是以思想的形式反映了一个时代”深有感触。因此，哲学与宗教、文学连贯一起，哲学所表达的是对人类想象的敬畏，而非一系列的研究规划；哲学是用新的语汇表达现实世界并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是一种社会希望，而非累积的知识与对所谓的“知识主张总和”的文化的辩护；哲学不是再现现实并发现知识的基础，也不是一门关于再现表象的一般理论。当我们放弃了传统哲学关于基础与本质的诉求之后，我们从事的是新的诠释学：即表达一种新的希望，在此文化不是限制和对照。诠释学把诸话语之间的关系看作是某一可能的谈话中各线索的关系，这种谈话不以统一的约束性模式或基础为前提。沟通并不需要坚实的基础或本质性因素。当然，只要谈话持续下去，谈话中彼此一致的希望绝不会消失，只不过这种希望不是发现先验的共同基础或者本质或者某种可公度性（commensurable），而只是达成一致，或者至少是达成刺激性的、富于成效的不一致。人们存在于一个社群之中，社群中的个人的道路在生活中结合起来，个人是由各种仪式而非共同的目标、更不是由某种共同的基础联合起来的。在此，他提倡一种库恩式的“革命的科学”，即引入新的说明范式，由此引入新的问题。罗蒂认为西方历时三百年的修辞学重视严格区分科学与宗教、科学与政治、科学与艺术、科学与哲学等等，这一修辞学形成了欧洲的文化，它造就了我们今日的状态。我们幸运的成为它的子孙，但并不意味着就必然要接受它们的“客观的”、“合理的”标准。我们应该记住的是：世上有许多情境，在其中我们十分成功，以至忽略了人类的自为。所以作为对我们不熟悉的事物的描述的诠释学是去获得一种新语言游戏的要义以及可能忘记我们旧的语言游戏，是对付世界的方式之一，是对智慧的爱的方式之一。未来是充满希望的，是我们创造的希望。我们放弃镜式的哲学并没有取消哲学，因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均无哲学日暮途穷之虞，宗教未因启蒙精神而告终，绘画也并未终止于印象主义。
随后，在《偶然、反讽与团结》、《筑就我们的国家》以及《哲学和社会希望》等书中，罗蒂采用相似的论调探讨了自由主义的本质和民主如何通过实用主义思想而繁荣稳定等问题。罗蒂延续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特别是杜威的理念，认为理念是工具；我们称某物为“真”（True）仅仅是因为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适应我们的环境。他特别推崇杜威所关注的社会行动主义（social activism），即追求政治自由，而在知性的关注焦点上则要从哲学问题转向人类问题。Robert Brandom（匹兹堡大学哲学教授）认为，罗蒂关注进步的各种可能性问题：政治、知性以及文化。一般认为进步是由我们有关事实的知识的累积所促进的，罗蒂认为这是有问题的。思想的进步不过相当于发展新的话语方式，这种新的说话方式将被新的社会实践所使用，并有助于发展将来为更多的人民带来更大自由与幸福的新社会实践。罗蒂认为，再完美的空想也终究是空想，在现实中，我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我们只能在完美的希望之下对现有社会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就像欧文?豪一样，罗蒂自己既保留批判意识又保留了政治良知，同时又没有将这两者融合成宏大的一体。我们应该放弃大写历史的努力，不再把历史看成像自然或上帝一样宏伟强大。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个人事业的成败不再按照是否与历史运动合流的标准来判断。标准是暂时的，是变化的。政治史和文化史将被视为一连串的机遇、灾难、失误、偶尔会闪现出来，但转瞬即逝，而崇高则与整个历史过程毫无关系。我们阅读伟大作品时关心的是她是否做了些有益的事情。我们转向文学经典，转向浪漫与激情，但我们也关心现实。那些浪漫的空想家们预言人类未来既不模仿过去也不模仿永恒，正是他们创造了现在。
在2001年三月的一次会议上，罗蒂宣称：我认为把哲学作为知识生产的理念没有什么用处。哲学是文本重叠的传统，它不是科学的规训。罗蒂曾经这样描述他的四十年职业生涯，他说这四十年的研究是关于哲学（或者任何事情）有什么益处？追随实用主义的传统，他所探寻的是生活的意义何在，如何才能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我们是充满希望而又现实感很强的活生生的人。罗蒂认为，未来会无止境地扩展。关于个人和社会生活新形式的实验会互相影响，互相补充。个人生活会变得意想不到的多样化，而社会生活则会是不可思议的自由。历史给予我们的教益是让我们怎么才能生活的丰富多彩、不同以往。由于人类需要的不尽相同，他们对什么是客观的事例也有分歧。要解决这种分歧，不可能诉诸人类需要之外的真正现实或者实在。解决方式只能是政治性的：人们必须利用民主制度和程序来调和各种不同的需要，从而在更多的事情上达成共识。
三、勤勉罗蒂
罗蒂勤奋地写作、教学。据说他会认真地对待每一个批评他的人的意见，无论是本科生还是博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系系主任Michael Williams说，罗蒂授课时从未固定于某一点，任何改变都有可能。在某些人认看来那是失望之地，而罗蒂则将其视为希望，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可能做得更好。罗蒂坚持偶然性，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创造性的思考关于我们自身的新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实用主义是未来取向的哲学，是希望哲学。
在他四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对传统哲学发动了一场一个人的战斗，他希望在学术圈子内部和外部的讨论能够对现实政治的民主与自由发生一些影响。无可质疑的，他成功了。就像罗蒂在评论豪时所说：他运气颇佳，精力极其充沛，为人特别诚实。他年轻的梦想到年老时都成了现实。他没有理由为原来的梦想而感到懊悔。
在他的著述在哲学领域里引起了相当的争议，既赢得了许多赞扬也遭致诸多批评。苏珊?哈克就认为罗蒂是粗俗的实用主义者。但也有人认为，我们可以不赞同他的见解，但我们绝不能无视他的见解。Adam Bernstein认为，罗蒂是一个怀疑论的、自我质疑的思想家。对于自己在现代哲学方面的贡献，罗蒂意识到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仅仅被视为是匆匆的一段，即在最后的分析里并没有最后的分析。
1981年，罗蒂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the MacArthur Foundation“genius Grants”）。他还获得过古根海姆研究基金奖(Guggenheim Fellowship)。今年四月，罗蒂获得了美国哲学学会颁发的Thomas Jefferson medal。该会认为罗蒂对哲学或者更广泛的说是对人文研究有着影响巨大、别具特色的贡献。
2007年6月8日，星期五，斯坦福大学名誉退休教授罗蒂因胰腺癌并发症离开了他为之战斗的世界。在斯坦福大学的家中（Palo Alto, Calif.），他静静地走了，留下一份颇为可观的思想遗产。
2007年6月16日于畅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