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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文化运动到新人文运动 南方周末 2006-12-14 14:40:15 |
□杨鹏 编者按：上周本版刊发刘军宁先生《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一文后，在网络舆论和国内思想界引发了热烈回应。为把讨论引向深入，本期特刊发两篇反馈文章，以飨读者。是耶非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在辩论思考中凝练问题意识，获得人文情怀。 一 2006年12月7日，《南方周末》发表刘军宁《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一文，倡导中国的文艺复兴。作者以先知般的激情，宣告自己是为“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而写，他预言一个激动人心的新人文时代将降临中华大地。这篇文章带着特有的青春理想气息，搅动了沉闷疲软多年的思想世界。有网民这样欢呼：“恶俗世侩的大地上空，卷起了激越的理想之风。”阅读网民热烈的回应，不由得让人感到，人们已经厌恶透了思想文化界弥漫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风气，人们欢迎独立自尊的人格，欢迎自由平等的精神，欢迎理性而刚健的理想主义。 我归纳出刘军宁文章提到的“新人文运动”的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弘扬个体本位价值。第二个要点，是生动的艺术形式。以个体为本位而形成的自由、平等、民主、宪政这些价值诉求，应当以文艺的形式走向大众，以构建民主宪政转型的健康的大众文化。因为“学术是为同行的，艺术却是为公众的”，“没有文艺，哲学观念是无法变成大众所认可、接受的价值观”。第三点，是复兴中国古典文化中符合普世价值的要素。要重视中国古典文化，重新研究和清理中国文化遗产，从中寻找与自由、平等、民主、宪政这些普世价值相通的文化要素，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因为“任何新文化都一定能够从既有的文化遗产找到种子、找到养分”，“文艺复兴不是要复古，而是要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 个人心中产生的观念和情感，往往是对社会历史精神变化的某种感悟和回应。刘军宁提到的这三个核心要点，得到不少学者和网民的回应，这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变化呢？我将其概括为“自由民主精神的大众化和民族化诉求”。大众最易接受的，是形象化、感性化的方式。大众最易接受的，是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方式。没有普世价值的文艺，普世价值就难以大众化，没有普世价值的民族化风格，普世价值也难以大众化。人性是相通的，普世价值建立在人性相通的基础上。普世价值已不满足于以专业知识的形式在知识界流动，它要求超越大学的讲堂，冲出学院的围墙，与大众的心灵互动，激发出中国人心灵深处潜藏的普世价值，将普世价值转化为中国的大众文化，为民主宪政制度转型和顺利发展奠定大众文化和风俗的基础。我认为，“文艺复兴”的倡导是正确的，“新人文运动兴起”的预测是正确的，它表达的是时代的需要，它传达的是心灵的渴求。中国正进入一个正义情感的积累期，以自由和人格尊严为核心的、诉诸人心灵和情感的新文艺，将超越经济学和法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更为广泛深入的影响。 二 改革以来，以自由、平等、法治为核心的自由民主精神伴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工商业发展及城市市民阶层的发展而悄然兴起。在思想意识形态上，自由民主精神首先表现在经济学中。经过几十年经济学界的努力，现代经济学知识逐渐转化成了学界和政界的常识。惟有开放的自由竞争及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经济的持续繁荣，这些观念已得到现实经济发展的证明。尽管不合理的干预及官商垄断仍在不断扭曲着自由市场经济的规则，不断制造出严重的腐败和两极分化，但人们知道这样的问题不可能通过回到官僚主导的计划经济铁笼子来解决，只能通过继续深化市场经济和完善法治来解决。 近十多年来，继经济学之后，自由民主思想开始在法学中兴起。经过十多年的迅速普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社会、权力约束与权力制衡、民主参与这些观念已逐步变成了知识界的常识，并在政府的政策调整和民间的维权实践中逐步得到了体现。 改革30年来，现代经济学已大体讲清楚了理想经济的道理，现代法学已大体讲清楚了理想政治的道理，但问题是，人们却仍然不得不无可奈何地面对价值混乱、权力腐败、垄断利益、市场扭曲、司法不公、权力不受约束、欺诈横行等等问题。我们的经济进步了，我们的社会公共领域似乎并没有因之而进步。 知易行难。中国的问题，已不再是道理讲不清的问题，而是道理与信仰及情感没有结合起来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不是认识不到问题的问题，而是认识到问题而缺少解决问题的责任心与勇气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不再是专业性社会知识储备不足的问题，而是民众缺少参与的激情与动力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不再是认识世界的困难，而是社会各界共同行动起来改造世界的困难。我认为，刘军宁倡导“文艺复兴”和预言“新人文运动”，正是基于对此现实困境的感悟，正是基于对被压抑的灵魂的烦闷和不满的感悟。他找到的解决办法正是自由民主价值的大众化与民族化，因此他呼唤文艺界自觉起来，担当起改造中国的重任，创造出以新价值为核心的文艺作品；他呼唤学术界行动起来，从中国传统的经典中寻找有利于自由平等法治的思想要素，将它们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建立起中国自己风格的自由平等法治的思想文化传统。因为，普世价值必须中国化，才能成为中国精神的一部分。中国传统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文化要素必须被激活，中国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出现，中国的文化自信才有可能建立起来。 三 历史的发展总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规律。90多年前，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兴起。那是一个以科学反对迷信，以人权反对专制，以平等反对特权，以自由的个体反对伪集体的文化运动，它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一次精神动员，是中国走出中世纪的坚实的一步。刘军宁今天所诉求的一切，都已被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们所提到甚至开始实践。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之一，就是颂扬个体的价值和权利。新文化运动提出过要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的优秀要素，为此它还有一个“整理国故”的运动。新文化运动创造出了许多至今仍为人们喜爱的文学作品。但是，由于战争和动乱打断了它的延续性和建设性，新文化运动只是如同流星一般划过中国的思想上空，没有能触及到大众的心灵深处，没有建设出构建现代中国心灵的深厚的大众文化传统。而且，时代的环境，使新文化运动表现出一些今天的中国人应当警惕的特点：它更多是否定性的，而非建设性的；它更多是激烈的，而非理性的；它更多是叛逆性的，而非治理性的；它更多是打破规则的，而非重建规则的；它更多是急躁的，不是坚忍的；它更多是浪漫的，不是理性的；它迅速地政治冲突化，而不是耐心地为现代政治文明发展奠定扎实的文化革新基础。 更为值得警惕的是，它在颂扬个性自由的同时，忘了惟有平等参与的公共精神才是个人自由的保障。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同时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群体之中，就个体而言要有自由精神，对群体而言要有公共精神，唯有具有公共精神的自由人，才能建立起一个自由的社会。如果没有公共精神，如果不能积极地参与到改善公共领域的行动中来，如果不能建立起保障个人自由和人格平等的公共制度，那么个性自由与意志放纵的结局，就只会是集权与专制。权力不受约束和权力腐败，是因为我们没有勇气去约束和制止，是因为我们缺少公共精神。垄断利益与市场扭曲，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去清除它，是因为我们缺少公共精神。司法不公与欺诈横行，是因为我们没有行动去抗拒它，是因为我们缺少公共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公共精神就没有自由，我们缺少的不是自由，而是争取自由的公共精神。公共精神是自由人的联合精神，它要求我们在追求个体自由权利的同时，也要担当起个体自由的责任，建立起保障自由的道德、法律和制度。没有公共责任的担当，没有对他人自由权利和人格尊严的尊重，个体意志自由的追求就会脱离它原本的美丽，演化为野兽争强斗狠的暴力的搏斗。 个体自由的追求，需要公共精神的支撑，这可能是新文化运动可以留给我们反思的地方，也可能是我们展望“即将来临的新人文运动”的起点。 (P1192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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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岂需良辰吉日？ 南方周末 2006-12-14 14:40:15 |
□熊培云 有人梦里回到唐朝，有人梦里回到先秦。自从意识到本国沦落为“文化小国”，中国人对“文艺复兴”一词可谓梦萦魂牵———既痛彻骨髓，也爱彻骨髓。 审时度势，刘军宁先生最近在《南方周末》上撰文呼吁“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其情也殷殷，其势也磅礴，读来令人唏嘘感动。然而，文中部分观点，笔者实不敢苟同。 文艺复兴与盖屋上梁 比如，刘军宁先生说，“中国一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可是直到今天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备发生文艺复兴的条件。今天的条件也许不是绝对成熟，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 不知何故，刘先生在此用了“绝对成熟”这个歧义丛生的概念，却未做任何解释。“中国一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诚然不假，然而，以“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这样“今天是个好日子”式的论据来吁请今世之文艺复兴，在客观上贬低其他历史时期的愿望，不说是曲解了文艺复兴，至少对于此番呼吁陈情而言有如“狗尾续貂”。 不可否认，一切文艺都是人的文艺，除了人之外，本无所谓其他重要条件。文艺复兴事关创造，而创造源自于人类追求自由与美的本性，它是一种自发的秩序，只有在客观上争取到多和少的问题，而无主观上可有可无的问题。试问古往今来，大凡智力正常者，有谁甘心自己的创造被权力、社会或旧有观念所湮没？无论我们生活在哪个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艺复兴”的种子，都渴望生根发芽。 进一步说，文艺复兴发生于日常生活，发生于每个人对自己创造力的坚持与创造物的坚守，我们认同文艺复兴的价值，但不必像乡下迷信的人盖屋上房梁一样，非要择一个良辰吉日才肯文艺。如果我们承认文艺复兴是个体力量的崛起，就必须承认，只要对文艺的压抑存在，只要对个体创造的压抑存在，那么任何时间都是文艺复兴的最佳时间。就像我们承认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拥有人权，因为人是人权惟一真实而持久的条件。 不是运动，也非项目 所谓“文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谋求文艺复兴的结果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种常态，它决定了作为过程的文艺复兴既不是一场可能随时结束的运动、一个需要进行可行性论证的项目，其愿望与前景也不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盛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也只是对人类过往生活的一种抽象的概括，是一种“去芜存精”的历史的减法。事实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繁荣与历史增量，并不是因为有人响应“文艺复兴”的号角才得以实现。换言之，并非有了文艺复兴的文化动员，才有了一代或几代人的“同去同去”；并非有了文艺复兴的可行性分析报告，才有了那些辉耀今世的美轮美奂的创造。 与此同时，当我们将文艺复兴比作一个需要等到“时机成熟”方可启动的项目，那些反对“文艺复兴”或创作自由的论争者们，就可以用相同的逻辑来反对你。承认现在“更具备发生文艺复兴的条件”，变相认同文艺复兴是一场有最佳时间的“运动”，更意味着在客观上对历史上种种压抑文艺的行为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辩护。任何不开放的时代，都可能借口“时机尚未成熟”来压抑文艺与个人，或者轻描淡写地声称——“既然有更好的时机，我们为什么不稍安勿躁，再耐心等一等呢？ 是文艺复兴，还是社会重生？ 弗朗索瓦一世被尊为法国的“文艺复兴之父”，他一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意大利战争，结果功败垂成，当了俘虏；二是积极向当时已经气象万千的意大利学习，他也因此青史留名。打意大利战争，人为刀剑所消受，向意大利学习，人因思想而上升。显然，刀剑对人类做的是减法，而思想却在做加法。以此为鉴，我们相信，坚持文艺复兴时代的价值，就在于让每个人，无论他生活于一个怎样的时代，都要而且都可能通过自己的思想与创造做历史的加法。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Renaissance)是欧洲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新文化运动，是“一个百花竞放、硕果累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光辉时代”。 事实上，无论在英文，还是法文中，“Renaissance”一词都没有“文艺”内涵，其本义只是“重生”或“新生”。由此出发，文艺复兴不过是个人及其创造从神权统治下被救赎出来的过程与结果——只不过此一时期的光怪陆离，多通过文艺表现并流传于后世，因此给人一种印象，以为彼一时代的赏心悦目全在文艺。如果我们承认艺术源于生活，承认艺术自由源于个体自由，就不难发现，文艺复兴的出现，不过是个体生活再造后的必然结果与外在表征。 显而易见，“文艺复兴”不只是文艺上的复兴，人本主义的降临也不是对希腊文明的简单复制。这场揭开中世纪葬礼序幕的“重生”本质上说是“个人与社会的重生”，是一个以人本主义为美的新时代的呱呱坠地，是一个以个体创造为价值指引的新社会的脱颖而出。它四射的光芒穿透中世纪的黑暗，既续接了古希腊文明的人的传统，又对即将到来的启蒙时代敞开了大门。 应该说，希腊文明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希腊的神没有丧失人性，他们永远和人类纠缠在一起。众所周知，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无不满怀人世间的爱恨情仇与哀乐喜怒。那些手眼通天的神，亦不过是人世间被夸大的英雄。回望中国，意味深长的是，就在不久前，当有雕塑家在网上公开制作“哭泣的孔子”的泥塑时，立即有网民怒不可遏。在我看来，网民表达自己对孔子的独一无二的爱戴时，似乎也剥夺了孔子身为凡夫俗子的哭泣的权利，压抑了当代人基于历史的创造。 个体创造是人类一切创造的基石。如法国思想家圣西门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所说，考察人类理性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人类理性的几乎全部杰作，都应当归功于那些独立思考而且常受迫害的人”。援此而论，有理由相信，现代文明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竭尽可能确保人类进入“凡创造者必得时代报偿”的正义之境。 如果我们承认文艺复兴只是个体重生的意外惊喜，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今日中国所需要的与其说是一场文艺复兴，不如说是一次社会再造运动。中国需要重新发现社会，需要重新发现个体生命的价值及其聚沙成塔、创造历史的一切可能。 (P1192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