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巨大的热情与崇高的理想主义精神是1980年代的精神氛围。今天重新拉开1980年代学术舞台的帷幕，首先我会看到一种学统的坚韧承接。在1980年代初钱穆先生曾这样评说大陆的学术文化状况：只要有书在，只要读书人也还没有死绝，文化传承的根就不会断。俗话说的“留得青山在”，这座山就是书山。仅仅是一本《读书》杂志，我们便看到陈寅恪、陈登原、张荫麟、陈岱孙、吴文藻等这些学人的传统接下了“话头”，更不用说中华书局等纷纷编辑出版了不少前辈学者的纪念论文集。知识者传统的复兴是借助于关于知识传统的集体记忆的唤起而实现的。另一方面，大学、研究所作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生存场所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复生阶段，紧接着在1978年招收研究生使在社会上离散多年的知识人才一下子纳入了现代学术体制的轨道。再过不了几年，公费派出留学的最早一批青年学者相继学有所成。现代知识体制的重建是1980年代学术重建的首要基础。在校园，新一代的知识人非常有幸地追随着一批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华横溢、经受了劫难考验之后硕果尚存的老牌子教授，学术的薪火得以相传。
1980年代的精神气质中有一条精神血脉不可忽略，那就是对作为精神史的“文革”思想资源的传承。朱学勤先生的一篇关于《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寻人启示掀开了重新认识“文革”思想空间的帷幕。毕竟我们有过如顾准先生那样从世界历史、人类文明的精神堂奥中窃取天火以照亮脚下道路的思想前驱，有过无数次在寒冷的长夜中热切而激烈的讨论、有过那些在广场上热血喷涌的宣讲和辩难……所有这一切不正是塑造1980年代的精神气质的思想品格之一么?作为政治史的“文革”与作为思想史的“文革”留给后人的遗产绝不会是完全相同的；而在同一部思想史中，专制与自由、愚民与启蒙的斗争历历在目，多少在思考中的青年男女把生命奉献在燃烧的祭坛上——难道这些纯洁、勇敢的精神气质还不足以作为1980年代的内在魂灵么? 今天以轻蔑的口吻指责1980年代思想的青春病是不难的，但当年那种高贵的理想主义精神又岂是今天学界的精神状态所能相比的呢？
徐友渔: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具有整体特征，虽然也有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对垒，但知识分子的主流可以说是支持改革，不像后来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分，大家都在体制内，每个人都要靠工资生活，都必须有一个单位。那时比较开放或开明的知识分子一般都认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知识界的分野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在守旧的人看来，问题是真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而在改革派看来，问题是真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和极左路线的斗争。当时，大家都觉得时代与“五四”时期很相似，自己正在从事新文化运动和启蒙工作，都很意气风发、以天下为己任。
李公明:的确是这样。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是1979年“五四”运动60周年纪念活动，全面地开启了对“五四”传统的重新评价和继承。 “新时期”与“五四”的契合点其实是因为面对着性质上的共同敌人。但是“新时期”的“新五四”一方面通过“五四”运动史料的整理、采访亲历者使被过去的革命话语所颠覆的新文化运动重新建立起来，另一方面更通过李泽厚等学者的研究而对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取向进行了重新审视，从而使以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新启蒙”建立在历史反思的理性基础上。在这基础上，全面引进西学的工作就迅速展开了。
徐友渔:引进西学是当时思想文化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也和“五四”时期一样。我当时属于“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这个所谓“文化山头”，它可能是1980年代在引进西学方面考虑最深、干得最系统和最有成效的。这个编委会是1986年秋成立的，已经太晚了。编委会的核心成员是中国社科院和北大学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生，同时推出3个书系，一是“学术文库”，二是“新知文库”，都是翻译，但前者为经典作品，后者是比较重要但分量轻一些的著作；三是“人文研究丛书”，是研究成果，自己的写作。说起来第三种最重要，但是实际上我们最重视的是第一种。我们知道学术建设不是几年的工夫，根本看不起当时其他人发表的研究成果，觉得在沙滩上建大楼是立不住的。我们下的决心是：翻译它20年再说。因为我们是真正打算放眼世界之后再潜心研究中国，特别重视西方学术思想的引介。
其实1980年代在引进西学方面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们着重的人文学术，还有一个是其他人搞的社会科学，主要包括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而到了1990年代，由于社会发生转型，研究从宏观的“主义”转到实证性更强的“问题”，我们原编委会的主编、副主编，还有我本人，都从纯粹的哲学、宗教学转向了政治哲学。
李公明:1980年代人道主义大讨论中隐含的市场经济对于个人价值观的保护等等，预示了在1990年代才得以展开的主题。 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读书》杂志多次以专题系列的方式重点推介西学新知和本土学术的建设，其大而要者有张隆溪的《现代西方文论略览》、关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讨论、组织比较文学研究的讨论、陈平原等人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张维平等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刘小枫的“20世纪西方基督教神学一瞥”以及1990年代初期的东方主义、全球资本等话语的讨论等等。这些学术性的言说大体上正与思想层面上的文化热、中外比较热、经济体制改革、人文精神失落等历程相关，表明了知识言说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
徐友渔:我倒觉得不论是1980还是1990年代，甚至更长时间，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缺乏自发性，知识界的想法对国家方针大政基本上不发生影响。当然，知识界的主流认同对影响和改变人们的想法还是会起作用，比如市场经济、人道主义，又比如宪政、法治。准确地说，因为市民社会开始发育，知识界对社会心理、社会舆论已经有所影响，但还没有达到政治和政策制定的层面。1990年代为学术而学术的风气比1980年代强得多。作长期的浸润性工作，以形成新的社会文化，才是知识分子的本分。况且来自社会的赞誉和名声，一点不比受到当权者垂青差。我想，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很可能会从这里开始。
李公明:1980年代的学术工作无论如何粗浅，但学术与思想、社会的结合是今天已经有了较为高深学问的知识状况所无法比拟的。刚从文化专制主义的桎梏中逐步挣脱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怀着理想和希望，把学术工作和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的进程相联系。那时的学术研究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以及个人理想和情感的抒发紧密联系， 因此，1980年代的主题其实就是“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在中国历史上还很少有这样一种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