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剑锋 来源：东方早报 2006年12月15日
12月21日是著名汉学家史华慈教授诞辰90周年，为纪念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国现当代史和人类文明比较研究上的学术贡献，华东师范大学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史华慈与中国学———纪念史华慈诞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本周六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原计划参加研讨会的海外著名学者林同奇教授因身体原因未能前往会场，但作为史华慈生前十几年的好友，林同奇通过电话接受了上海东方早报记者专访。
东方早报：林老师，先对您无法前来上海参加史华慈的学术研讨会表示遗憾。让我做个假设，如果您能亲临研讨会，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林同奇（以下简称林）：如果我能够亲临周末的会场，那我会说什么呢？我只是希望国内学术同仁，在研讨会的基础上，能够开发史华慈的思想宝库，推进人文精神的深度和广度。我一直认为史华慈是一位潜在、隐形的思想家。史华慈一生的学术生涯都在探讨一个问题，“人的全部带有悲剧性的复杂性”。
东方早报：那他是书斋型学者吗？
林：不全是。他一生的学术生涯都是在哈佛度过的，每天从家到学校只有10分钟路程，但另外一方面，他具有非常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现实关怀。
东方早报：在史华慈前面还有费正清，能谈谈费、史二人学术关系么？
林：他俩是师友，史华慈的博士论文是在费正清的指导下进行的，他也是费正清的第一批学生，但他们之间的学术观点之后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东方早报：能具体谈一下吗？
林：费正清当时对新兴的社会科学和科学主义都很感兴趣，但史华慈一开始就发现自己对科学模式有很大的反感。费正清组织、推动了美国汉学研究，其长处是对汉语和中文资料的掌握，他很擅长指导学生论文、选题和选参考书。他对中国研究最著名的观点就是“冲击———反应”模式，但史华慈一开始就不赞同这一模式，不认为中国会被动地接受外部的冲击，中国在历史舞台上有主动性。
在他去世后，哈佛的悼文是，“中国思想史学家”，他的学生墨子刻的评价是，“西方所产的最渊博和最具洞察力的汉学家之一”。而我始终认为史华慈是思想家，而费正清则是一位伟大的汉学家。史华慈把思想的“道”化成史学的“肉身”。
东方早报：史华慈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人喜爱中国，有的人厌恨中国，我尊敬她。”“尊敬”在这里代表了史华慈汉学研究的什么立场？
林：在史华慈那里，尊敬的前提是研究对象和对方是有分量的，中国文化在他那里是有足够的分量的；尊敬，也表示一种距离感，处于一种局外人的立场，也就是研究中保持客观的立场；尊敬，在方法上也带来“移情”效果，尽量把自己沉浸在当时的情景之下，这对史学研究非常重要。
东方早报：他的学生张灏则把史华慈看作是柏林所谓“狐狸型”的人物，您怎么看？
林：我个人认为狐狸和刺猬的划分会造成误解，这种误解同样发生在史华慈身上。我们当然可以说他是只“老狐狸”，因为他学识渊博，但他又是一只有着自己主心骨的狐狸，他对所有事情都非常关切，但所有的怀疑都建立在信仰之上。所以他并非是怀疑主义者，柯文称他是“良性怀疑主义者”，这个我比较认同。
东方早报：史华慈晚年对人类将来的命运持悲观态度，为什么？
林：史华慈的学生张灏在他去世前曾探望过他，他说“他突然成了一个愤怒的老头”，我想他的愤怒和悲观可能跟他的疾病有关。
史华慈晚年对人类将来的命运是悲观、失望的，但不绝望。他的愤怒和悲观是在呼喊，“停下来，听听吧，是时候了！”这与他的人文精神是一贯的。
东方早报：李欧梵在一篇文章中把他称作“父亲替代者”，能谈谈史华慈与他的中国学生，比如李欧梵、张灏等人的关系吗？林：中国的学生确实和他有着很特别的感情，所以他的思想也是“西方不亮东方亮”。一方面是中国学生对他的汉学思想有着很强的共鸣，另外一方面，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感也能在史华慈身上找到，当然中国学生对他怀念和尊敬，与中国尊师重教传统有很大关系。
史华慈（1916-1999）二战后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1950年至1987年，长期执教于哈佛大学，他还曾当选为亚洲研究学会主席。1997年，他荣获美国历史学会的杰出学术贡献奖，其多部汉学著作已翻译成中文，其中包括《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等。
林同奇1923年生于北京，1949年起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任教，1984年赴美随即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燕京学社和东亚系任教至今，现定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