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蒋介石是被张学良设计骗来西安生擒的吗？
从目前所有的资料看，发动西安事变的最初提议无疑是张学良自己在1936年4月底对刘鼎谈话中提出来的。但张学良当时所考虑的事变是一种什么形式，并无明确的说明。其具体提到反蒋的方式，仅仅表述为“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我要干就彻底干”。这里“硬干”、“彻底干”、“打一架”，多半是政变的意思，就是要公开结盟红军，与蒋分裂和准备着与南京进行公开的军事对抗。[1]具体怎么实现这个分裂与对抗，张似乎没有提到过。或者可以认为，在那个时候，张学良还没有后来在西安扣蒋的想法。
目前所见到关于张学良早有扣蒋预谋的说法，多半来自张魁堂先生如下的转述。根据他转述当年做过张学良赴新疆与苏联联络代表的栗又文的回忆，说是1936年8月间，即张派栗赴新疆之前，栗曾问过张学良：“蒋介石不赞成抗日怎么办？”张说：“我可以劝。”栗说：“你劝他不听呢？”张回答说：“再劝。”栗又问：“他还不听呢？”张拍大腿说：“除非他不到我部队中来！”[2]言外之意，还在1936年9月，张学良就已经考虑过蒋介石来西安时捉蒋的问题了。张转述的另一则资料，是《叶剑英传》（未刊稿）中的。据张转述说，该书肯定地说，叶在离开西安之际，张学良曾对他谈过准备发动事变的想法。称张说：“许多天我都没有睡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按：法文Coup dEtat即政变的音译）。”反而是叶剑英对此感到不妥，并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来电劝张对此事要慎重。[3]
但这两种说法似乎都缺少根据。以栗又文回忆而论，已知7月张学良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发现蒋介石有联俄企图，开始对自己与中共密谋联苏反蒋一事倍感不安，心情矛盾。直到8月底，尽管中共中央专门派了潘汉年前来西安与张商量反蒋大计，张却长时间称病不见潘。直到29日因猜测南京方面对其有所企图，派特务捉了与东北军来往密切的刘澜波等人，一怒之下抄了省党部，态度才逐渐明朗起来。说8月间张学良已有明确的预谋，多少有些不合逻辑。至于《叶剑英传》（未刊稿）中的说法，在正式出版的《叶剑英传》中并无所见。但即使有此一说，也无文献资料能够证实，或许是来自叶本人的回忆。而回忆年代久远，自不见得准确。如《叶剑英传》根据叶自己的回忆，说叶8月底9妆与潘汉年等一道由保安出发前往西安，
能否从文献的角度来查证事变前张有考虑扣蒋的可能性呢？无论如何，采取西安事变的方式不可能是灵机一动的结果。作为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与杨虎城不可能事先毫无考虑。张学良自己对此也有过明确的说法，肯定还在1936年10月底，即张学良在西安和洛阳劝蒋和共不成之后，他和杨虎城就谈到过捉蒋的问题，只不过，张学良后来解释说：
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虎城）深表同情。力促以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实现，节省双方消耗。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5]
张学良的这个说法，可以通过当时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印证。只不过，时间要比张学良回忆中所说的要早几天，即是在蒋介石来西安之际，而不是在张学良从洛阳回来以后。
蒋介石这次来西安的时间是
蒋张会谈结果亟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谁以红军打［劝］他，他不准谁剿匪。此路已绝，张将无能作为。……此间人士对蒋之张主［主张］大为不满，正酝酿反对言论。……杨于也毅［也于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话碰钉子，及［至］今沉闷，有主驻蒋说。[6]
在这封电报里，错发错译之字较多，但主要内容还是比较清楚的。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说明杨虎城见蒋后有所不满，“有驻蒋说”一句。“驻”是停、留的意思，本身虽无主动成份，但用在役使结构上，很容易看出他有某种强迫的意味。有的学者干脆就认为“驻蒋”其实就是“捉蒋”的谐音，大致也是说得通的。显然，张学良的回忆与当年留下来的电报内容，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它显示，在10月底，张、杨已经谈到了用“捉”蒋的方式发动政变的问题了。至于说张回忆自己对此全不以为然，“闻之愕然，沉默未语”，恐怕多少与其写回忆时的处境有关。试想，如果张学良对蒋没有较为激烈的表示，依着久于世故的杨虎城那一向极端小心谨慎的个性，他如何会毫无顾忌地提出这般激烈的建议来？其实，这时叶剑英等也有电报说明张的态度正日趋激烈，而整个西安的空气，包括杨虎城的态度，多半都是“因为张之态度逐渐改变”而引起的。况且，杨虎城的这一说法，也正是张学良告诉叶剑英，叶据以转报中共中央的。注意到张转述杨的说法，并未加任何评论，可知张后来所谓“闻之愕然，沉默未语”，进而明确拒绝，声称“在余有不能之者”云云，未必完全属实。
不过，能不能说，张学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密谋诱蒋而捉之了呢？事情恐怕也不是这样简单。
张学良何时开始决心采取主动的呢？从文献上看，应该是11月底了。当时，蒋正策划绥远抗战，张借机于
时至于此，张学良终于决心采取一些行动了。只是，直至
此电固然说明张已在设想一两个月后解决问题，实现与红军前议之西北大联合，但考虑到这时距蒋介石到西安来，只有四天时间，距离西安事变也只有十二天时间，可以想象，张这时即赴洛阳面前蒋介石前夕，尚无明确的诱蒋扣蒋方案，他多半是在考虑最后一次向蒋进谏，决心不达目的不止。若再失败，则要准备与蒋翻脸了。相信“张、杨早蓄劫的阴谋”的学者，显然认为张学良此时前往洛阳就是以骗蒋去西安为目的。李云汉先生即明确肯定“张学良于
张学良是
张学良
同样，
综上所述，在蒋介石12月初到西安来之前，张学良多半还没有就何时行动及如何行动作好准备，因此，恐怕不能说张是有预谋有计划地把蒋骗来西安生擒的。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在蒋介石来西安之前，张也确实有一张大致的时间表，甚至包括采取行动的方式，他也多半已有所设想。因此，
2．张学良什么时候决定发动西安事变的？
张学良最初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发动事变“捉蒋”的呢？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前所述，张学良下决心采取“捉蒋”行动，至少在
从新发现的史料得知，张学良初步考虑采取捉蒋行动，应该是在
张学良与叶剑英相处一个多月，叶原本即是中共中央任命的代表，又具有相当能力和丰富经验，故张对叶十分推崇。事变发生后他曾坚持要叶担任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合组的抗日联军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参谋长。因此，张学良在有心发动事变之际，自然会希望尽快与叶相商。而这个时候，叶刚在两天前致电张，说明他将陪同前去西安转往新疆以便赴苏联就医的王稼祥，于8日从保安动身，13日左右到达西安。从张学良接叶电后两天没有马上复电的情况可知，5、6两天他还没有下如此重大的行动决心。张学良所以会在7日以急电方式要叶马上赶来西安相商“要事”，明显地是与他有意发动事变的情况有关。
但是，打算发动事变捉蒋，就此与中共代表相商，并不等于张这时已经下定决心并确定了行动计划。因此，几乎所有的著作和回忆录都肯定，张学良不是在
很难相信这种说法是的。因为，就连蒋介石自己也否认其11日晚的宴会是一次“告别宴会”。他明确说：当晚的宴会是他为“商议进剿计划”而安排的一次“行辕会餐”。况且，说蒋介石第二天要走也不可信。蒋介石来西安前已明确认为，这次剿共行动一旦部署就绪，“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少一个月）可竟全功”。而此时，新的围剿计划尚未安排，张、杨两部的问题亦未解决，加上张学良态度未稍转变，蒋必不能将指挥此次剿共军事之责托付于张，或者须另择他人指挥，或者干脆自己亲自指挥督战。蒋固已考虑调派陈诚、蒋鼎文或卫立煌等来负责进剿事宜，但这时亦未做好安排，如何会突然一走了之呢？[17]
另一种说法虽否认蒋介石第二天要走，但也认为张学良决定12日凌晨发动事变的时间是在11日午夜前后。理由是蒋介石11日晚宴时与张学良商定，第二天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而张已下决心不参加剿共，故他约了杨虎城于当晚急急忙忙在再度出席西安的晚宴后，决定次日凌晨采取军事行动，并分头作了部署。[18]同上面的说法一样，此说也仍有让人生疑之处。试想，11日晚张学良等赴临潼参加蒋之会餐，除了吃饭以外，还要“商议进剿计划”，当时西安至临潼乘车即要半小时以上，再加上商议的时间和吃饭的时间，即使蒋介石的晚宴于傍晚6时以前开始，张学良等回到城里至少也要晚上八九点以后了（孙铭九回忆张回到城里的时间是“晚八时许”，多少接近）。而这时城里，以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人的名义，也举行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宴会，宴请来陕各军政大员。因此，张学良等参加蒋会餐的将领，赶回城后，还要参加城里的那个宴会。如此下来，等到张学良要与杨虎城商量兵变事，自然也要到午夜时分了（邵力子回忆他参加张学良的宴会，“十二时许才回省政府后楼就寝”，当属可信）。此后距事变之发动至多不过三四个小时，又要与杨商量，又要召集重要将领开会说明，又要向下级军官布置行动步骤，又要调动军队由城里前往临潼……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使当天凌晨的行动落空和败露。因此，说张学良事到临头才匆忙决定发动事变，且定在三四个小时之后即行动，毫无疑问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事实上，比较合乎逻辑的说法是10日晚或11日白天。张、杨两部当时比较了解内情的孙铭九、刘多荃、王菊人、宋文梅等人的回忆，均可为此提供一些佐证。如张学良当时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回忆称：11日上午张学良告诉他说，已与杨虎城商妥次日行动。张之一0五师师长刘多荃也明确讲，张学良是在10日晚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和主要行动负责人，具体部署行动计划的。杨虎城机要秘书王菊人的回忆更具体一些，他说：“
关于这一点其实还可以证之以11日晚发生的两件事。一件即是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邀请来陕中央各军政要员赴宴之举。考虑到第二天凌晨即将发动事变，如果以为头天晚上张、杨举行这样的宴会纯粹只是一种巧合，怕是难以想象的。兵不厌诈，这是兵家常用之计。在临发动事变几个小时之前通过这种方式麻痹对方，同多数兵家刻意把突然袭击的时期选在节假日里，都是出于相同的考虑。另一件事是张学良当晚在应蒋意外之召赴临潼面蒋时态度之尴尬与紧张。张、杨有意在西安城内安排了11晚的宴会之后，突然得到蒋介石赴宴邀请，这不免使张、杨感到格外紧张。杨虎城、于学忠两人之所以借口西安的宴会不去临潼参加具有“商议进剿计划”这样重要内容的“行辕会餐”，多半也是以防万一的一种准备。尽管如此，张学良还是有些不安，其紧张之态甚至连蒋介石都有所觉察。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20]不难想象，如果照11日夜蒋宴会之后张才赶回西安与杨商定次日晨发动事变的说法，张此时当如前此一样神情自若，不致如此紧张以至无法掩饰。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由于张学良十余小时之后就要发动事变，蒋介石这时意外召见，其言行举止难免有些不自然，故给人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之感。
无论如何，依照张学良事后三次公开讲述他在
3．西安事变何时发生？蒋介石何时被擒？
西安事变究竟何时发生？何时促到蒋介石，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越说越乱了。
关于张学良、杨虎城计划
这也就是说，东北军从进攻华清池到最后从骊山半山腰找出逃出半公里之遥的蒋介石，前后只花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显然，这一点和过去一般著作所说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过去人们几乎一致肯定，部队实际行动的时间在凌晨5点左右，蒋介石被找到时天已大亮。[24]
为什么如今人们的说法和过去大相径庭呢？这里面的原因多半在于下述电报的公开。在这一天凌晨时分，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称：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25]
此电之落款时间写的是“文寅”两个字。文为12日的代字，寅为凌晨3时至5时的代字。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此电发电时间在12日凌晨3－5点之间。加上电报中有“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字样，于是，《西安事变简史》的作者们就得出结论：蒋介石于张学良发电时已经被俘。由于有了这样一封电报，加上几乎所有当事人都记得事变之初确被蒋逃脱而四处寻找，因此人们遂相信，部队行动时间至迟不超过凌晨4点，俘蒋时间自然也就应当在寅时结束之前了。
但仅凭张学良电报中“今已将蒋……扣留”一语，是否就能断定张学良发电时蒋已被俘了呢？难道不存在这样一种性，即张学良自觉夜半偷袭，强兵围堵，稳操胜券，加上急于告之中共其计划与目的，故攻击行动刚一准备停当，就致电中共中央，并已认定自己的行动必然成功呢？显然，这种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在逻辑上、情理上，都远较5点以前找到蒋介石的说法，更接近于历史事实。
根据之一，人们目前依据张学良发报时间来推论蒋被俘时间，这本身就存在一种误解。要知道，第一，张学良的文寅电的那个寅字，确切地说并不是3－5点的意思，而是5时的意思；第二，张学良选择凌晨5时发电，也并非是因为当时行动已经结束，而是因为凌晨5时是张学良和刘鼎与中共中央约定的守听和发报时间。凡多少了解一些当年电台联络工作的人都应当懂得，当时一般电台联络是不可能每小时每分钟都进行的，通常都需要事先约好双方的守听时间，双方也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发报和收报。而最初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通电，甚至是隔日守听的，以后才改为每日守听。但每天守听的时间，加上王以哲台，这时也只有三次。根据事变前的约定，双方这时的守听时间分别是凌晨5时，下午1时和晚上9时。因此，凌晨5时发电只是按照约定时间发报而已，并不能因此就推论张选择了这一时间发报，是因为事变已经开始并取得了成功。也正是因为张必须要在这时发报，故张尚未得到确息，就根据估计预先宣称事变已经成功了。
根据之二，蒋介石于事变当时摸黑逃上骊山约半公里之处，又栖身于石穴草丛之中，东北军攻击部队进攻华清池已花去相当时间，又如何能够在黑灯瞎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