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他而死，为他而瘫
陈宝山是奚啸伯的“跟包”（京剧术语。戏班里的主要演员自己配备和随带的琴师、鼓师和后台服务人员）。奚啸伯从来没亏待过他。俩人相处极好，像是亲兄弟。“文革”中，奚啸伯挨批斗。陈宝山心里同情，可不敢有半点流露。一次，剧团到工厂俱乐部演出，奚啸伯父子下午就赶到演出地点打扫前后台、装台、打水，做演出的准备。奚啸伯有些劳累，开戏前躺在戏箱上面休息，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陈宝山看见他蜷缩着身子，怕他冻着，便偷偷给奚啸伯盖上了自己的棉大衣。这事被“革命群众”看见，揭发后被造反派狠狠训斥了一顿。
后来，石家庄搞起武斗。奚啸伯看情况不好，就逃出剧团。等他再返回剧团却发现自己的铺盖全丢了。他每月十五元，怎买得起被褥？儿媳说：“天凉了，父亲没被子可怎么办？我记得父亲包行头（京剧服装的统称）的包袱皮儿很大，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儿请陈师傅给找找，我用大包袱皮儿给父亲做床被子。”
陈宝山果然找到两块大包袱皮儿，儿媳接过来，就赶紧动手，做成了被子。这事又被“革命群众”揭发出来。造反派的脸上，个个都是凶相。他们厉声呵斥陈宝山“阶级界限不清，到现在还和奚啸伯往来”。遂勒令他第二天向“革命群众”做出交代。这可把胆小怕事的陈宝山吓坏了，他担心自己说不清、道不明，更惧怕那些血淋淋的斗争场面。中国人原本是一个理智善良的民族，官民又是两个天下，那边一有风吹草动，这边就有回护之情。现在不同了，一夜之间专政早把个民间天地也砸个粉碎。革命者走大道，能否给陈宝山这样的草民留下一条小路？可四下里张望，哪儿还有小路呢。
写到这里，我禁不住联想到自己的经历。记得在一九六八年，犯有“现行反革命罪”的我，被四川省川剧团的造反派和革命委员会追得到处流窜的时候，父亲对我说：“你一定要活下来！就是改名换姓，落草为寇……爸爸也不会责怪的。”我哭道：“我不改姓名，可现在哪里还有草？”所以，我非常能体会陈宝山那种抬头无天、低头无路的绝境与绝念。我终于被抓进了监狱，而陈宝山的路就是死路。陈宝山只有去死。他决定自杀，先是喝下一碗火碱，又怕死不了加罪，接着就上了吊。人世悠悠，天道渺茫。“身留一剑答君王”，一剑亦可答亲人，亦可答知己。
奚啸伯得知此事，身心受到极度的刺激，突然中风，半身不遂，被送进了医院。接着就下了“病危”通知。儿子接到长途电话，立即赶赴病房。等见到父亲时，已是神智不清。奚延宏连声呼唤，已无丝毫的反应，似乎没有了知觉。儿子守护了七天七夜，又经过抢救，他才算返阴回阳，又由儿子、孙子二人轮流看护了一个月，才完全脱离了生命危险。这时，医院知道这个被抢救的人是右派分子、反动艺术权威奚啸伯，便决定不再治疗，并勒令出院。
奚家原来住的四合院五间北屋已被没收，奚延宏向剧团恳求给一间客房暂住，遭到拒绝。最后几经托人，好不容易找到一间堆干草的小屋子。儿子带着孙子（奚中路）把干草搬出去，奚啸伯才有了容身之处。
没有昧过良心
一九七六年五月，那时的政治形势非常紧张，欧阳中石抑制不住对奚啸伯的挂念，一个人偷偷去了石家庄。见他那骨瘦如柴的样子，真是百感交集，一把抱住老师双肩，说：“我看您来了。”
奚啸伯鼻翼微微煽动，哽咽无语。过了好一阵，说：“别难过，让别人看见不合适。”声音迟滞，语气中一点感情也没有。
欧阳中石把头从肩膀上抬起，只见他满脸的泪水从面颊滚落。于是，赶忙拧了块毛巾，请他擦脸。
奚啸伯站起身，恭恭敬敬地说：“谢谢您。”“您怎么还跟我客气？”“不，不，”他申辩着，神色凝重地说：“是我有错，有罪……”
人痴痴怔怔的，仿佛是在受审一样。过了一段时间，奚啸伯才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他对欧阳中石说：“我和比较接近的人都打了招呼，说：‘你们别顾我，我老右派反正跑不了，你们都拉家带口。顶不住，有什么事儿便往我身上推就行了。’可就是这样也难过关。他们（造反派）问我什么，我都承认，按照他们的意思去承认。可是我说的，还是跟人家说的对不上茬儿。所以，他们说我还是不老实。”
师徒谈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欧阳中石走进他的房间，奚啸伯早已梳洗完毕，端坐在那里。他对弟子说：“这几年，我总是像看电影一样地把所见到的人都想了一遍，主要是想有无对不起人的事。想来想去，没有昧过良心。”
突然，他想起自己曾借过一个徒弟一百元钱的事，便说：“这钱到现在还没还，很对不起他。不过，现在我没法还他。等将来我的情况好转了，有了钱，第一个事儿就是还他。”
这次会晤，奚啸伯办了一件大事，就是把奚中路交代给欧阳中石。他一定要孙儿拜师。
欧阳中石连声道：“愧不敢当。”“这是我赐的，长者赐，不能辞。”奚啸伯一语定夺。
分手时，二人不敢对视。欧阳中石走到门口，但听得他在背后说：“中石，我不难过，咱们都不许哭。”
欧阳中石返回身去，扑在了奚啸伯的膝前。“快走把，不然晚点了。”他双手摸着欧阳中石的头，老泪纵横。
这次分别也是永诀。“人生幻化如泡影，几个临危自省？”奚啸伯是能自省的。当然，是属于一个艺人的自省。
我想再看看北京
一九七四年，他的偏瘫症略有好转，便给孙子奚中路说戏，还练习用左手写字。准备日后不能演出了，自己可以为剧团写字幕。剧团一些演员、个别领导也来探望，安慰他好好养病。日子虽平淡冷清，病情倒也稳定。
一九七六年十月，奚啸伯得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非常兴奋，这时不断有人告诉他北京、上海的消息和梨园行的一些新情况，尤其对蒙冤者平反昭雪的信息，他异常敏感、激动。过度的压抑、极度的兴奋，使他衰弱的身体难以承受，外表的好转、情绪的恢复，发出的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一天，他仿佛意识到来日无多，将儿子叫到身边交代后事，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延玲，身体多病。你欧阳（中石）师哥为她找到了满意的对象（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我也放心了。我看，咱们家里（奚）中路（现为上海京剧院武生演员）有才华，只有他可能继承京剧艺术。日后，可请你的师哥给他说说戏。”
最后，奚啸伯说：“现在，我心里还有一件事。如果我的右派问题解决了，我要求你们陪我去北京一次。看看我的老姐姐，看看我的好朋友，再看看北京城。”
儿子一再地点头。“心如飞絮，气若游丝，空一缕余香在此”。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下午，他悄然离世，仓促又安详，没能看看他的老姐姐，没能看看好朋友，没能重返他的出生地北京城，也没能听到为他“改正”的决定。
奚啸伯走了，跟在马连良的后面，二人同为京剧“四大须生”。他们结伴同行，像两只凌空而舞、唳于九霄的白鹤。他们留下的是一个空虚，一个永恒的空虚。我知道，时间可以将一切涂改得面目全非，可以将沧海变为桑田，即使自家的墓园也只剩下了骸骨。但有一样是不朽的，那就是他们的灵魂与歌吟。
二ＯＯ五年三月—二ＯＯ六年四月于守愚斋。
征引文献：
马健鹰、奚延宏、路继舜：《奚啸伯艺术生涯》，新华出版社，1991；
京剧资料选编：《立言画刊》，陈志明、王维贤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