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俗研究》2000年第3期
在《作为文化体系的宗教》中，格尔兹颇费功夫地论证了宗教在文化分析中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宗教的重要性，在于它作为世界、个人及两者关系的一般而又独特的观念之源的能力；宗教的概念超出其特有的形而上语境而提供一种普遍的理念框架，根据此框架，智力、情感及道德的广泛经验，才可以获得意义形式。而宗教体系，是由一系列的神圣象征组合成某种有序象征形成的。这种分析建立于人们对宗教的精神寄托之上，因为无论欢乐还是痛苦，一个人需借助仪式和信念进入超自然领域。格尔兹在此就构筑了人们在现实和精神世界之间的两条道路及其联系的观念。宗教在非基督教科学之外一切皆苦的论点，似乎更加强了人们在这方面的精神诉求。作者由此认为，人们对于社会现实中严重不公的怀疑，宗教每一次都给予同样的回应：借助象征手段来系统地表述这样一个真正世界秩序的形象，用来解释甚至颂扬人类经验中的模糊、困惑和矛盾。作者借助于宗教的象征体系来解释世界的方法是值得质疑的，因为宗教的基础存在着相当大差别，而在精神目标上则有更大的距离，至少多元共存的宗教信仰和混合的仪式就对宗教的所谓回应提出了怀疑。不过，当格尔兹站在神秘的荒原上时，他的感觉确实回到了某种古老的传统中去。他说道：人生是荒谬的，试图用道德、智识或情感来理解经验，是徒劳的。他接着叙述道：意义问题在其相互融合的任何一方面，都是肯定或至少是承认人类层面上的无知、痛苦和不公正的不可避免性，但同时又否认，荒谬性是整个世界的特征。正是通过宗教象征系统，人们作出肯定和否定；这个宗教象征将人的生存空间与据信符号系统存在于其中的更广大的空间相连起来。在爪哇之地，格尔兹这般充满模糊性的神谕般的语言却可以真正解决问题。在《精神气质、世界观和神圣象征符号的分析》一文中，格尔兹通过对爪哇的宗教等的分析，获取了关于精神气质、世界观和神圣象征符号分析的大量信息，从而挖掘出爪哇人一种对抗来自内心或外部之干扰的超然的宁静——宗教和伦理、神秘主义和文质彬彬都指向这一端点。而作者并未在此停步，当他确定了象征为人类提供定位作用之后，便毫不客气地说，“人类已开始发展出一个价值研究的方法，可阐明（而非掩蔽）卷入行为常规之中的关键过程。这种定位于经验、理论严密、重在象征的研究方法，它的一个几乎可以肯定的结果就是那种由只建立于逻辑思考不建立于实际观察基础之上的理论出发而企图描述道德、审美及其他规范行为的分析的衰落。”不过作者并未彻底颠覆传统之意，他写道，“作为一种独特科学的人类学在价值分析中的作用不是替代哲学性调查，而是使其更加中肯。”重要的是从仪式中发现文化的相对意义。在《仪式与社会变迁：一个爪哇的例子》中，作者对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区别。作者认为，文化是人类用来解释他们的经验、指导他们的意义结构；社会结构是行动所采用的形式，是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所以，文化和社会结构是对同样一些现象的不同抽象。从变化而非静态来考虑，这给对解释社会变迁有薄弱之处的功能观点作了校正。
文化和政治
在格尔兹书中，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研究之对象，而非作为攻击的工具或对象，这更加体现了解释学的强大功能和其独特的角度。在《作为文化体系的意识形态》和《革命之后：新兴国家民族主义的命运》两文中，作者认识到，正是失去导向，即认为因为缺少可用的模型而在所处环境中理解民权世界和自己的责任时无能为力，才是意识形态兴起的最直接原因。而意识形态的变化不是一个与社会过程平行并反映它（或决定它）的独立的思想之流，它是那个过程本身的一个纬度。尽管作者对意识形态的信仰者、宣传者、实践者和反思者之间的交错和区别没有分清——而这也可能是他的不足之处，但在新兴民族国家中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所掩盖问题的分离，则具有科学研究上的实证意义。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考察，进一步可发现，新兴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具有一种奇特气息：既要坚定地走向现代性，又为它的出现而感到道德上的愤怒，这是一场社会巨变。我们在符号系统的建构中，可更深层地看到国家现代化的真正动力和矛盾：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个副产品，而是在如此之多的新兴国家中发生的社会变迁的本质；不是它的反映、它的原因、它的表达或者它的本质。因此，可以说，从自我感知这一面看，现代化过程的本质实际上是没有得到探讨；甚至通常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过程的存在。实际上，新兴国家里的原生情感与公民政治的整合，使得我们了解到，原生性联盟和对抗的网络是一个密集、错综复杂但特征明确的网络；在多数情况下，它是几个世纪逐渐形成的结果。由昨日苟延残喘的殖民政权遗绪创造的陌生的市民国家，被叠加在这种保存精美的自豪与猜忌的细纺织物上，而且必须要设法把它织成现代政治的织物。一种简单、内部一致、界定广泛的类似于多数工业化社会的族群结构，不是一种没有消解的传统主义遗绪，而是现代性的一个标记。以往的人类学家在以西方出身为荣中，对所研究的对象发展提出的方案无怪乎是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移植，而在格尔兹这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对政治做深层的文化解释后对本土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建构。
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无论它为什么意识形态所渲染，政治的概念和应用已被大大的泛化了，也就是说什么存在都有政治化的倾向，这也可能正是意识形态不能确切把握意识形态本身及其和政治关系的根源所在。在《意义的政治性》一文中，格尔兹指出，政治之所指，非军事政变和国家宪法，而是使文化意义结构得以公开展现的一个主要舞台。我们可以说，他是在设定一个分析的架构，目标指向对文化的分析和研究。他发现，在印尼，文化上的保守性和政治上的激进性地结合在新国家民族主义的中枢神经之中，这在世界上具有明显的代表性。印尼文化的异质性和显得政治思想的异质性就相互发生作用，形成包括两个层面的意识形态局面：一方面存在着高度的一直性，即全国必须努力向现代化的高地发起冲击，同时也必须共同坚持传统的精髓；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分歧，即应该从哪个方向上向现代化的高地发起冲击，传统的精髓又是什么。这样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架构：一个是未来的权力很大的国家的正式制度籍以建立的意识形态架构，另一个是未来民族的整个意识形态籍以形成的意识形态架构。由于有了意识形态局面和架构的分析，我们看清了民族国家中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它主要是思想上的内在紧张，而非外来和本土观念的冲突单一作用之结果。从格尔兹的论述可以看出，关于政治和经济皆以文化作为媒介对现代化进行作用的看法似乎有待补充和细说。更值得人读的是，他在此基础上继续把国家的文化基础深究。作者认为，宗教的信仰和价值，为这个国家带来活力，赋予它方向、意义和形式。统治，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操演。仪式不是形式，而是内容。权力为盛况服务，而不是相反。这就凸显了文化的独特作用和意义。
方法的应用
《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是格尔兹人类学研究杰出的代表作之一。无论作为文化分析、历史探讨，还是作为发展研究，它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一位人文科学家，他“入乡随俗”而又不“俗”的研究法，优美的文笔，无穷无尽的深思和探源，冷静的思考和深切的济世情怀，集中体现了他的学术真诚，因而赋予这篇作品无穷的魅力，使人久读不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