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为"有组织的犯罪",包括第7、8、9章。第7章"罪恶行径:赌博与卖淫"。上海所有的司法机构包括日本领事的警察都不时地从事各种非法的营生,特别是赌博与卖淫。1920到1930年代上海的赌博业比同期的世界任何一个城市都“红火”其营业额每周超过一百万英镑,因此有人宣称上海已取代蒙特卡罗而成为世界头号"赌城"。"这些没有社会价值的娱乐工业怂恿白领犯罪与暴力犯罪(武装抢劫在每年秋季的赛马前陡增),而且促使普通民众的贫困化,因为他们的金钱在跑狗、赌场和流行的彩票如‘花会'中漂走,于是他们的生命就结束在一一当时流行的俚语‘跳黄浦江'与跳大世界"(第97-98页)。应当说,上海公安局在关闭这些娱乐场所与取缔花会的行动中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虽然有法租界的作梗。而卖淫与娱乐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上海色情行业在1920年代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据统计1920年租界妓女超过7万人(109页)。而1928年国民政府的禁令又使大批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妓女涌入上海,1937年单公共租界就有各类窑子1000家。第8章"杜月笙：贩毒头子与政治红人"。杜月笙1924年取代黄金荣,垄断上海的贩毒活动。他从黄金荣的遭遇中体会到不可一世的黑社会头子在军事力量面前的无助,于是他广泛地向政权靠拢。1925年与法租界达成"互惠"协议一一警察保护其贩毒,他给租界及其官员相当丰厚的"回报"。1927年的"清党"是他在上海政治舞台的"处子表演",在"表演"中,他与蒋介石结下不解之缘,被封为少将参议军衔,成为"不朽人物"。据说1931年蒋介石出资一百万元让杜在上海建立反共组织,并使杜在扬子江流域的贩毒垄断权合法化。这样,杜月笙不仅是黑帮头子、法租界华董、国民政府的要人,而且还控制上海的劳工组织。贩毒与政治联姻之后,杜月笙的贩毒网络可谓无坚不摧。第9章"赤色运动"。对意识形态的过分敏感自公安局成立之日起就已存在。当公安局将主要精力集中到反共的时侯,就妨碍了其维持秩序的正常警察工作。为了加强反共,一些新的组织在上海成立,有中央军官学校警务组毕业学生组成的专门搜集情报的组织、中统的上海机关等等。当大批的共产党员被杀害、逮捕或叛变时,中国共产党也成立了相应的应急机关,于是暗杀与反暗杀、秘密与破密斗争在上海滩一幕接一幕的上演。歇斯底里的反共势必会产生两个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一是这种心态会使公安局的民族主义热忱受挫,他们发现在反共过程中他们与租界其实有许多的共同点,于是他们的合作乃成必然;二是公安局需要更多的熟悉上海情况的警察,与黑帮联系密切的分子乘机而入,将会付出昂贵代价。魏教授在"作为政治控制的警力"、"新的合作:公安局与工部局巡捕房"、"帝国主义与反共警力"、"作为上海生活一部分的情报搜集"、"牛兰事件"、"顾顺章事件与白色恐怖"、"顾顺章事件后的斗争"和"法律实施的联合"等标题下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全面深人的分析论述,精彩纷呈,新见迭现。
第四部分"警政抉择的政治牵连",含第10、11、12章,主要探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战,上海警政的转变。第10章"抉择",魏教授通过"互相矛盾的压力"、"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处置"、"在控制不同政见者中中外警力合作"、"管制不同政见者的合法性问题"、"公安局变动不拘的地位"、"日本人的挑战"、"政府的混乱"、"对日决策的确定"、"对日作战的情报搜集"等专题论述公安局在社会变动中的角色转变。公安局不仅面临公众要求降低犯罪率的压力,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政治性要求:控制左派的言论、新闻与出版,逮捕蒋介石的政敌诸如共产主义者、汪精卫的改组派和广西派等。在这些活动中,上海公安局进一步与租界警政合作,虽然租界曾受到"合法性"的质疑。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日本军国主义的肆意挑衅。于是,控制"九·一八"事变后的群众抗日活动,搜集"一·二八"战事中情报,惩处汉奸又成了上海警察必需肩负的新的社会角色。第11章"日本帝国主义对警政的冲击"。"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开始控制上海。战后一片废墟的闸北,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指使下成立以"华警队"为名的傀儡警力,他们主要是由苏北的匪
帮分子组成。虽然其名义上为了维持闸北的地方秩序,但目的却是在闸北开设鸦片烟窟与赌场。同时,杜月笙由于在与法租界的较量中失败,这个匪帮大王又看中了闸北,欲将其产业向闸北转移。当然闸北的傀儡警力很快倒台,国民政府从北方招募了500名警察进驻闸北,新的秩序又开始建立。闸北的废墟上竖起了许许多多的棚户,居民虽然回来了,但"一·二八"事变打断了上海的近代化建设,上海公安局也因此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市民社会的代价增强政府的权威。维护市政府的专制统治而不是市政民主"(第212页)。第12章"第二次机会:吴铁城市长的当政"。闸北的重建给上海市的近代化建设注入了新的强心剂,吴铁城及其领导的一个全新精英市政班子,使上海的未来充满了阳光,吴自己也曾说新的"中国复兴"将出现。可是事情的发展如何呢?魏教授分"上海未来的观察"、"统治的精英联盟"、"反共合作"、"压制反日示威"4个专题进行讨论和研究,指出在吴铁城的任上,的确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其改革计划也得到租界当局的合作,而在反共上,中外警力更是找到了共同话语。同时,公安局为避免日本军国主义的进一步侵略,一直控制着上海的学生、工人等的反日活动,为上海的建设赢得时间。
第五部分"新城市秩序的有限性",包括第13、14、15章。第13章"新生活运动与民族救亡运动",分"新的警政改革"、"新生活运动"、"民族再生与法西斯主义"、"安内攘外"等小节。吴铁城相信,强有力的警察体系是国家富强的关键,日本与德国是其榜样。中国人缺乏"自治力"与"组织力",而公安局有教导培养他们的责任。当然警察先得要自我改造。1935年蔡劲军被任命为上海公安局新局长,他领导了警政的第二次改革,从警察的组成到警察的装备与机构,以及平时的训练,都进行了一些改革。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应付像1932年日本入侵这样的紧急情况。与此同时,一场以改造民族、复兴民族为目的的新生活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但这场由蒋介石发起、国民党领导、公安局实施的运动并未达预期目标,这只要从1935年上海召开的一周年庆祝会上仅要求"清洁街道"云云就了然了。在民族改造与复兴运动中,蓝衣社、力行社、复兴社与中国文化学社宣扬法西斯主义,"CC"系则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开出了"本位文化建设"的药方,两派之间的斗争十分"火热"。而南京政府奉行"安内攘外"政策也为上海的建设赢得了时间。第14章"警政的国家化与犯罪正当化"。1930年代的上海有两个发展趋势逐渐汇合：一是蒋介石政府的警察国家化努力,为满足国家与地方的需求进行了错综复杂的改革;二是更加地方性的,上海的犯罪行为正当化,犯罪分子体面化。当两种趋势缩接在一起时,上海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环境,那就是分不清警察管制与犯罪行为、爱国主义与恐怖主义。魏教授以"地方控制与国家警察体系"、"对上海的影响"、"秘密警察的诞生"、"秘密警察在上海的扩展"、"犯罪的正当化与体面化"、"犯罪与爱国的混合"等专题全面论证了上述观点。南京政府的警察国家化管理虽然对上海影响不大,但仍清晰可辨。譬如,军统与中统势力渗入公安局与警备司令部,而联系公安局、军统、中统的红线就是上海犯罪网络的编织者杜月笙。随着犯罪活动的正当化和犯罪分子的体面化,爱国与犯罪之间的界限也就逐步泯灭了。第15章"政府的犯罪化”分"蒋介石的毒品政策"、"蒋介石的两面派作风"、"福建叛乱与吴市长位置的幸存"、"毒品使用与新生活运动"、"日本在毒品贸易中的地位"等5个小节,着重剖析蒋介石在毒品处置与贸易过程中的两面派作风,上海发生的市长倒台危机,以及与日本在毒品贸易中的斗争等等。至少在表面上,南京政府一直在打击毒品贸易,并在新生活运动中宣称6年消除瘾君子。可是蒋介石的另一手却是建立一个政府的毒品贸易垄断网络,其中杜月笙的系统最为重要。在蒋介石授意将大量没收的鸦片交给杜月笙精炼海洛因的交易中,吴铁城的市长位置产生危机,要不是发生福建事变,吴铁城的市长位置就很难保住了。在与日本的毒品贸易战中,在上海成立了专门的组织,上海公安局从中获益不少。当然日本也利用杜月笙的网络进行其毒品贸易活动。
在"尾声"中,魏教授叙述了抗战爆发后上海成立的非常时期服务团、别动队等组织在抗战时期的活动,诸如搜集情报、暗杀汉奸等。并以"一个时代的结束"为题，作为全书的结尾。认为上海公安局由于不堪重负,受制于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网络,自然不能完成其:任务。其目标后来共产党政府虽达到了,但并不是没有付出代价。
魏教授的这部著作,以翔实的史料、缜密:的思辨和娴熟的叙述技巧完整地再现了上海特别市公安局最初十年的历史,既动态地分析了它的来龙去脉,又深入地探讨了国民政府上海警政最终走向失败的深层原因,并从警政的角度揭示了上海城市的复杂性。可以说,这是一部上海警察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也是一部有关城市社会控制的范式性著作。这部著作的精装本出版后,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不久,柏克莱加州大学出版社就推出了该书的简装本。法国知名汉学家白吉尔教授称魏教授的这部著作"必将具有历久不衰的学术价值"。
三
一本有价值的著作除了具有学理深度外,往往还展示出一种科学的方法,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汲取有益的东西。魏教授的《上海警察》就是这样一本书。它的原创性和学理深度早已获得学术界的确认,而它的范式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逐渐显现出来。这些当然已用不着我们来讨论,在这里,我们仅谈两点读后感。
(一)大史识和大视野。研究上海警察当然以上海警政的演变为中心,但警政的变迁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特殊的历史情境和社会情境的产物。一方面特殊的历史情境和社会情境促发并制约着上海警政的演变,另一方面警政的演变又会给整个社会环境带来多重多面的影响。因此,警政研究势必牵涉到整个上海城市社会的方方面面,牵涉到各种政治的和非政治的势力。要从各种错综繁复的横向关系网络与纵向的历史联系中准确把握警政的演变脉络和内在逻辑,是否具备一种大史识和大视野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上海警察》中,魏教授完全摆脱了孤立地就警察论警察的模式,将上海警政的变迁与整个城市治安环境的变迁乃至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变迁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考察,缜密地分析论证了国民政府上海公安局的成立、作用及其演变,体现出一个史学大家的大史识和大视野。书中以城市社会控制为轴心详尽描述了1920到1930年代上海的社会背景、社会特点,并从上海的三个政权(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多种阶层、两个社会(大都市社会、地下社会)等方面揭示出上海城市的特殊性和社会治安的复杂性。从这个角度看,《上海警察》并不仅仅是一部上海警政演变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从特殊角度展开的上海城市史。
(二)对上海警政失败原因的分析发人深省。应当说,上海公安局成立之初,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上海特别市政府,都曾寄予厚望。1927年7月7日,蒋介石在首任上海特别市市长黄郛的就职大会上发表训词说:"上海特别市非普通都市可比,上海特别市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即不能有头绪。"他认为上海特别市不仅是中国各地之楷模,而且为"中外观瞻所系,非有完善之建设不可"。因此他要求上海特别市市政府依照孙中山的遗志积极建设,"如照总理所说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