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赵岚
前天下午，加拿大当代著名思想家查尔斯·泰勒在华东师范大学作了《多重现代性》的重要讲演。这是他在上海发表的第二场演讲，也是他中国之行中的第三场。在这场次讲演中，查尔斯·泰勒着重论述了现代性在当代正在以不同的形态在不同国家展开，用他的话说，"现代性不是一个单数名词而是复数名词"。
查尔斯·泰勒是从上周三开始他的首次中国之行的，首站为北京，末站在上海。这个行程与两年前当今世界上另一位"重量级"的哲学家哈贝马斯的访华行程很相似。而不同的是，查尔斯·泰勒在上海的两场演讲都是在十分"小众"的范围内进行，两年前，沪上白领们"开着宝马"蜂拥而来听哈贝马斯的情形，并没有发生在本周查尔斯演讲时。
"多重现代性"
有些学者一直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尤其是近代英美国家的发展道路，因此，反对现代化也就是反对西方道路。前天，查尔斯·泰勒对这种流行的单一现代化或现代性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并阐释了他的"多重现代性"理论。
19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化的道路被认为是每个国家都要经历的道路，这个看法最先被马克斯·韦伯提了出来，韦伯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新教国家走在前面，其他西方国家追随其后。如果把这个视野放宽也可以说，西方国家走在前面，非西方国家走在后面。
查尔斯·泰勒认为，虽然对现代化有不同的解释，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框架就是把现代化看成是一种单一线性的演进过程。他认为，如果在100多年前，这种说法可能还有些道理，但100多年后，这样说就很成问题，因为情况不同了。原来现代性只是在一个文化大致相同的地区内展开，而过去一个世纪中现代化的趋势波及全球，不同文化的国家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过程。当然，多重现代性之间会分享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主要在制度与功能层面上，如市场经济和科层制度等等。要使这些制度完成其"现代功能"（如经济成长），文化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与适应，但每个民族与国家的适应方式受制于自身的历史传统与文化，也就形成了多样性，构成了多重现代性的局面。因此，有印度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日本的现代性等等。不同的现代性在制度层面上会出现趋同的现象，文化层面由于都受现代化制度的压力，也会作出适应与调整，这是必要的，但他认为，这不能也不应当导致相同的文化，所谓文化的同质化。就文化与价值系统而言，各个民族国家仍然会各有特色。因此世界范围内，现代性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多重性。
重建文化认同
在两个半小时的演讲后，本报记者采访查尔斯·泰勒问他怎样看待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起，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与道德伦理出现了"认同"困难。即很多人从那时起开始放弃这些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
泰勒回答说，这是任何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都要经历的过程，他说，"我不敢说对中国文化有多了解，但几乎都有这样一个事实，文化认同与个人的自我认同都会有一个重新建构的过程，而且社会有潜在的能力实现这种重建
。"他认为，旧的社群形态，组织方式和社会纽带可能在现代化过程中遭到冲击甚至被破坏，但每个社会都具有相当的潜能来重新构建新的社会共同体，新的社会整合方式，从而完成文化与个人认同的重建。他同时指出，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伦理的危机并不是近几年的事情，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断裂，如果在革命后的体制中"国家"太强，导致"社会"的式微，可能不利于认同的重建。而他感到，目前中国的改革，具有使社会获得自主性再生的趋势。总之，泰勒认为，人和社会具有巨大的潜能来重建社群，而在这方面每个国家都找到自己的方式，来解决社群意识与认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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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泰勒
查尔斯·泰勒被称为"今天晚近西方特别是英美道德哲学中已成了首屈一指的思想家"，同时他也是最多产的思想家之一，在世的著名思想家中，也许只有他才能和哈贝马斯的著作量相抗衡。从７０年代起开始，泰勒稳步地推进自己的思考。在波普和伯林那一代的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家把黑格尔哲学当作纳粹主义的重要根源而大加挞伐的时候，他发表了对黑格尔的著名解读----《黑格尔》，1980年代以后他在与所谓原子主义的自由主义争论中，提出自己的带有社群主义倾向的道德理论（最重要的表现是１９９４年《承认的政治》）。但是奠定他在西方思想界重要地位的，是１９８９年出版的《自我的根源》，从自我或主体概念的发展的角度对现代性做出的著名的"解读"，或者说对现代性道德的重建。此后，他就与哈贝马斯、麦金太尔、瓦尔泽等人一道，成为最重要的反思现代性的思想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