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中文大学政治及行政学系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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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香港《信报》，2002年12月5 及6日
当代杰出的政治哲学家，《公正论》（A Theory of Justice）一书的作者，美国哈佛大学罗尔斯教授（John Rawls）于十一月廿四日病逝，享年八十一岁。罗尔斯一生极为低调，从不接受传媒访问，也甚少对政治时事发表意见，一般人对他可能甚为陌生。但他在哲学界及政治科学界，却无人不识。他一九七一年出版的《公正论》打破了五、六十年代「政治哲学已死」的困局，复活了柏拉图以降规范政治哲学的传统，并主导了过去三十年政治哲学的讨论。他死后，英美各大报章纷纷发表悼念文章，高度评价他的贡献。例如《金融时报》称他改变了整个学科的发展，《泰晤士报》则誉他为继弥尔（J.S. Mill）之后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
《公正论》当年甫一出版，已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哲学界掀起热烈讨论。罗尔斯的同事，刚于今年去世的右派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诺锡克（Robert Nozick）早在一九七四年便预言，政治哲学由当时开始，要么在罗尔斯的理论框架内工作，要么便必须解释为何不如此做。另一位著名哲学家贝利（Brian Barry）则认为，《公正论》之后，我们是活在「后罗尔斯」(post-Rawlsian) 的世界，它成了政治哲学的分水岭。事实的确如此。七一年后蓬勃发展的政治哲学，从强调私有产权至上的右派自由主义到左派的平等主义，从效益主义到社群主义，从文化多元主义、女性主义到环保主义及国际正义理论，林林总总，均视《公正论》为它们理论的共同参照系。学术性的哲学书籍，一般只能卖一千本左右。但此书出版至今，单在美国已售出逾三十万本，超过五千本书及文章讨论他的理论，并被译成二十七种语言，成为哲学、政治及法律本科生的基本读物。以一本厚达六百页，哲学术语满布的书来说，殊不寻常。 《公正论》的目标很清晰：它要为民主社会建立一套政治原则，以此确立公民应有的权利与义务，并合理分配社会资源。这样一套原则，便是所谓的社会公正原则。罗尔斯本人所持的是左派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立场，一方面强调个人权利及自由不可侵犯，同时主张政府透过财富再分配，减低贫富悬殊，照顾低下阶层利益。他的政治信念体现于他的两条公正原则。第一，在与其它人的自由兼容的情况下，每个人有平等的权利享有一系列基本自由，包括思想信仰自由、结社言论自由、政治参与及拥有个人财产的自由等（自由原则）。第二，社会及经济的不平等分配，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它必须对社会中最弱势的人最为有利（差异原则）；在公平的平等机会的条件下，职位与工作向所有人开放。在这两条原则中，自由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第二原则优先于效率原则及整体效益原则。 一个满足这两条原则的社会，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和其它主流政治理论比较，它有以下特点。它是反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的，因为第一原则保证了个人权利的优先性，「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公正的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但对于效益主义，当个人权利与社会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不管所谓的整体利益是否合理，牺牲的必定是前者。它同时是反右派自由主义的（libertarianism），因为差异原则为经济不平等设下了严格限制，只有在对弱势者有利的情况下，个人才被允许运用他先天及后天的优势和才能赚取更多财富。右派自由主义却认为，只要最低限度的机会平等获得保障，例如人们不会因为性别肤色年龄等受到歧视，经济分配便应完全由市场竞争来决定。即使如此令得社会贫富悬殊，政府也不应作任何干预。它也反所谓的「道德完善主义」（moral perfectionism），因为第一原则鼓励人们自由追求自己的道德及宗教信仰，实践自己想过的生活，反对政府强加任何特定的人生价值及宗教于公民身上。在什么构成美好人生这一点上，政府应保持中立。最后，它也是反社会主义的，它并不要求资源分配绝对平等。它容许有能力者获得更多，前提是社会合作是双羸而非零和游戏。所以，很多人认为，罗尔斯的理论志在为自由民主的福利社会提供道德基础。
罗尔斯的公正原则，体现了他坚持的两个最深的道德信念。第一，他深信，人性最独特的地方，是每个个体均有能力选择关乎一己福祉的人生目标。每个人是自己的主人，并有权主宰自己的生活。由此引申出，政府有责任保护公民发展这种个人自主的能力。任何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压制个人权利之举，都不容许，因为这会侵犯个体的独立性，并视人纯为手段，而非目的。第二，罗尔斯认为，社会不平等的最深根源，不是源于自由竞争，而是由于人们的天赋差异和所属社会阶级及家庭背景不同所致。在我们的社会中，既有人天生聪颖，也有人天生残障，既有人出自富有家庭，自小接受最好的教育，也有人来自低下阶层，基本生活条件也难以满足。这两方面的不平等令得人们无法站在同一起点上进行公平竞争。罗尔斯觉得，这些幸与不幸，从道德观点看，都是随意的，是自然博彩的结果。因此，在考虑公正原则时，我们需要将这些不相干因素排除出去。
这种对自由平等的理解，构成罗尔斯整个理论的基础。但透过什么程序，得出什么原则，才最能体现这两种基本价值？罗尔斯从洛克、卢梭及康德的契约论得到灵感，并发展出他极富原创性的思想实验。基本想法是这样：设想公民聚在一起商讨一套公正原则来规范彼此的公平合作，但他们随即发觉，由于彼此能力、人生目标以及社会地位的差异，令得他们难以达成共识。而即使真的有共识，也只是议价能力不同各方的妥协而已，并非公平协商的结果。于是人们同意进入一个叫「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的境况中，并被一层叫「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厚纱罩住，令得所有人都不知道和他们相关的个人资料，包括他们智力的高低、所属阶级、社会地位以及人生观等。这样的状态，是一个公平的状态，因为每个人有相同的议价能力，也令得每个人不可以选择只对自己有利的原则。因此，最后得出的原则，也将是一个公平的原则。罗尔斯然后假设，原初状态各方都是理性自利者，并将采取一种保守的博奕策略进行选择。最初他们会同意所有基本物品（自由、机会和收入等）都平等分配，其后则同意只要对最弱势的人也有利，财富上的不平等分配便可以被接受，因为这较绝对平等对所有人均更为有利，同时也是最保险的做法。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差异原则。
一般人会认为，政治右派重视自由，左派重视平等，而自由平等在本质上是不兼容的。罗尔斯却耗其一生精力，努力将自由平等这两个民主社会最根本的价值，通过复杂的论证，将它们有机地统合起来。《公正论》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我想有几方面原因。第一是和当时的哲学环境有关。二战后哲学界的显学是逻辑实证论，它主张任何道德及政治价值判断都只是表达我们的情绪而已，不能增加任何实质性的知识。因此，当时极少人对政治哲学有兴趣，甚至有人慨叹「政治哲学已死」。《公正论》却一下子将这种情况扭转过来，将很多传统的政治哲学问题，例如权利、自由平等、社会公正等，以极为原创的方式重提出来。正如德国哲学家哈柏玛斯（Jurgen Habermas）所言，「罗尔斯的《公正论》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他将长期受到压制的道德问题，重新恢复到严肃哲学研究的对象的地位。」
第二是《公正论》响应了时代的挑战。《公正论》酝酿的六○年代，是自由主义受到最大挑战的时代。尤其在美国，民权及黑人解放运动、新左派及嬉皮运动、反越战运动等，都对西方自由民主政体及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根本的挑战。当时很多人认为，自由主义已是一种落伍而肤浅的意识形态，根本不足以应付时代挑战。《公正论》对这些挑战作了深入讨论，并有力地显示自由主义传统仍有足够的理论资源，响应这些问题，建构一个更为公正理想的社会。
第三是《公正论》本身的魅力。由洛克以降的自由主义传统中，《公正论》也许是迄今为止对自由主义精神诠释得最精彩，论证最严密，触及问题最深最广的一部书。这部书几乎触及了西方伦理学及政治哲学上所有重要问题，后来者总可以从中找到不同资源去发展新的观点。另一原因是它一出版便成了政治哲学的典范，绝大部分学生都以它为进入政治哲学的阶梯，因此从看问题的方式，议题的设定以至方法论，都很难不受它的影响。而且罗尔斯在哈佛三十多年，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哲学家，将他的理论继续发扬光大。
罗尔斯一生并不曲折。他一九二一年生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Baltimore）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著名的律师。三九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旋即加入美军，参与对日本的太平洋战争。战后回普林斯顿取得博士学位，并到牛津大学访问一年，六二年开始在哈佛任教，直到退休。虽然手执政治哲学的牛耳，罗尔斯为人却极为低调谦逊。他从不接受传媒的访问，也拒绝了无数机构颁给他的荣誉。罗尔斯一生最欣赏的人，一个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另一个是解放黑奴的美国总统林肯。
罗尔斯治学的严谨谦逊，在哲学界是出了名的。《公正论》中的很多观点，早在五十年代已经成形，但他一直耐心听取别人批评，不断进行修改，前后三易其稿，直到七一年五十岁时才将其正式出版。其后再经过二十多年蕴酿，到九三年才出版他的第二本书《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对他前期理论作出重要修正，再次在哲学界引起极大讨论。在过去几年，他先后出版了讨论国际正义的《万民法》 （The Law of Peoples）、收集了以往发表过的文章的《论文集》（Collected Papers）、《道德哲学史讲义》（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Moral Philosophy）、《公平式的正义：一个重申》（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等。
每一个社会都必须面对分配公正的问题。香港近来大部份公共讨论，例如房屋、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问题，基本法廿三条立法等，都牵涉到一个根本问题：根据什么道德原则进行资源分配才最合乎正义的要求？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可以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让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刻反省。例如在廿三条问题上，个人基本权利会否太过轻易被牺牲？在教育资源分配上，除了讲求效率和市场竞争，会否放弃了人人应有实质的平等机会接受教育的原则？而在社会保障方面，我们是否真的充分照顾到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一个公平的社会，应否只是一个市场至上，弱肉强食，贫富悬殊的社会，抑或我们有责任对弱势者给予高度关注？如果公正是判断一个社会制度好坏的首要德性，香港离这样一个社会，还有多远？由此可见，《公正论》和我们当前社会的各种争论，其实密切相关。我们当然可以不同意罗尔斯的原则，但如果我们真的重视公正问题，却不得不感激他为现代社会留下了这样一份珍贵的知识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