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耗在一个春天周末的午夜突然而至，元化师说走就走了。先生的脑子其实是非常清醒甚至健朗、富有活力的。不久前他还可以与林毓生先生有较长时间的谈话，内容颇多精思，据说发表前还经他阅正。这段时间，我每次去看他，都还有一些交谈。去年底有一回，谈及学馆的筹划，他说，等我回到庆余时再细说吧。他还有很多读书计划未完成，还有回忆录要提上日程。上月我去，还谈了关于读什么样的书的很重要的看法。而就在大前天中午，孔令琴忽然打电话过来，说先生要我去一下，有重要的事情给我交代。我匆匆赶到医院时，先生又已经在病床上安静睡着了。这一周以来都是这样不声不响地睡着。旁边是先生的碧清姐，九十三岁的老人，也安静地睡着了。（“碧清姐”与老弟元化的相依为命，也是极令人感慨的事情。）我和小孔坐了一段时间，先生睁开眼睛了，招了招手，要我坐过去，费力地从嘴里挤出几句话，大意是要将我八年前发表在《南方周末》的一篇旧文中一段话挑选出来，“你做点删节，用三四行字，写在学馆门口的石头上。”这个意思，先生在一周前洪森来看他时，其实就已经表白过了。那么，今天又把我招来，再一番慎重嘱托，可见，这是他的一个未了的心事。而且，他要将它置于学馆门口，这一举意，表明了这段文字，比较能够概括他这个人。因此，我愿意将这段话的大意，抄在下面，或有助于理解先生：
“这种知识人的特征是这样的：他们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永远有着讨论不完的问题。他们敢言，从不谨言谨行，从不习惯于陈规陋习，该批评就批评，该反对就反对，但是他们却并不自命为‘战士’或‘先知’。生活在一个道德标准和文化意义渐渐崩解失坠的时代，他们通常喜新而不厌旧，既召唤着变化的精魂、又时时流露出对旧日的好东西的一分留恋。他们对思想的事物十分敏感，对于经验世界和现实政治的事务却往往不太在意；沉思的心灵生活其实才是他们最为珍视的。他们是那种为思想、为观念而生的人，而不是靠观念谋生的人。”（《当代思想史的脚注》，载钱钢编：《一切诚念终将相遇：解读王元化》，有删节。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我很快将这个嘱托，转告了学馆的筹建人。但我深感愧疚不安的是，在先生最后的日子里，我没有能像蓝云、洪森、文忠、晓光以及曼青老师那样，或守护在他身边，或常常去看他。我太忙碌于自己的各种事情了。本来，或许先生会有更多直言要跟我说，正如他有一次对我说的：“有我这样对你直话直说，你会发觉，以后是很难得的。”先生说话的音容宛在，而事情已成永远的遗憾。回想医院里每一次见到先生，那情景真是不忍心多看。先生原先那么有英气、思想活跃与精力充沛的一个人，圆睁着炯炯有神的眼睛，能够连续谈话半天而不累，然而缠绵病榻之际，有一天他竟眯着眼睛那样小声地对我说：“我感觉到很没有力气了。”他的肉身非常沉重地拖住了刚健的永远思考着的大脑，这是一个以思想为最大快乐的人无所逃于天地间之哀，英雄也有深深地叹气之时呵。然而，先生毕竟是先生，最后他以不作治疗的方式来回应死神，顺应自然，终获解脱，这不也应该算是他主宰了自己的命运，为一生探求自由义谛的严肃的生命，有尊严地划上了一个最后的句号么？
这几天，媒体来电话访问，都提了一个问题，先生一生，如何概括？当然，先生是最难概括，而且一直也反对“概括”的。但是如果突出他一生的主线，用几句话来说，是什么呢？依我对先生的了解，他大概是不会只满足于媒体提到他时说的“文章不作媚时语”吧。因为“不作媚时语”其实也可以是一种消极的回避；不作媚时语的人，其实也是很多的。这不是不对，而是可能会忽略了更积极而更具创造性的一面。那末这个积极的、创造性的，是什么呢？我想，还是“一生探求自由的义谛”，比较符合他的特点。因为，他最喜欢的人物，是陈寅恪；他晚岁最喜欢读的书，还是陈寅恪的书；他与我之间甚至有一个很大的读书计划，要对陈寅恪的全部著作做一番札记（很可惜由于过于复杂而只进行了一小部分）；他最喜欢的话，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最喜欢的表态，是不参加互助组，只做单干户。而且，“不媚时”总好像有一个“时”随时横亘在眼前，而他却常常是没有“时”的。正如他在病床上最后的自我认同：“沉思的心灵生活才是他们所珍视的。”那么，这个义谛，先生有没有得出答案？这个答案可不可靠？重不重要？他的成绩，可以打多少分？说实话，我没有资格打这个分数。至于先生有没有以他的方式，得到了某些初步的结论呢？根据我与先生相处之久，多次听到先生的自我判断，我以为是有一些的。譬如，我家里先生最珍贵的手迹，是这样一段话：
“理性精神和人的力量，虽然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把它加以神化、又自以为掌握了终极真理的时候，他就会以真理的名义，将反对自己或者与自己有分歧的人，当作异端，不是去加以改造，就是把他消灭掉。”
这段话后来发表在我与先生的一篇对话里，收入先生的论文集。取消了真理的终极性、唯一性，恰恰正是凸显了人的生命的真正自由。先生晚岁有此体会，足可贵矣。可以说，先生这辈子，打了两个“神”，一个是中世纪的“神”，一个是绝对化的“神”。黑格尔说过：“老人讲的那些宗教真理，虽然小孩子也会讲，可是对于老人来说，这些宗教真理包含着他全部生活的意义。……构成理念的内容和意义的，乃是整个展开的过程。”先生为了讲好这句话，用了他的一生。
先生在病床上给我讲的一句话，是“要把眼光转到思想的大事上”。从他与林毓生先生的谈话可以看出，先生临终还是在关心一些思想史的“大事”。所以，我在他去世后写的这每一篇文章，都应该把他思想中的大事尽可能写出来，这样才对得起先生。他与我们这些成天“腌制”在现代建制之中，拘拘于“学科建设”、“课题”、“项目”中的人不同，也与进一步“生产化”、“消费化”、“碎片化”的文人景观不同，晚年尽管有来来往往的人看他，我想他还是寂寞孤独的。有一次我一大早去医院，他梳洗清洁，端坐于轮椅上，一言不发，眼神非常宁静。电视机播放着新闻，却没有一点声音。上个月接到远在美国的林同奇先生的电话，说：“我与元化先生是差不多年纪的人，他的思想非常可贵，我非常理解他，能懂得他这样思考的人，已经不多了。”远隔着太平洋，这话让我心头一震。
现在，先生已经走了。也许回到他魂梦萦绕的清华园。当初陈寅恪先生，也是梦回清华园，对着一枝春日的海棠，伤叹中国文化的花果飘零：“天涯宁有惜花人？”一问问得直入历史深处。十六号要开追悼会了，我想好了一副挽联，也可以作这篇文章的结尾：
文章老更成，笔鼓元化，世上谁知言外意
大德困弥坚，魂归清园，天涯宁有惜花人
二○○八年五月十一日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