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化先生是政治家，或者说政治思想家。他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不单是一般的读者，就是国家领导人也应该参考他的思想
林毓生口述 本刊记者李宗陶采访整理
从2006年2月15日到达杭州、在中国美术学院任客座教授，至与记者见面的4月14日，林毓生已赴沪探望王元化4次。每次在一起讨论学问和问题3天，同住庆余别墅。
林毓生有一头绸缎般的白发，穿一双圆口黑布鞋。
我第一次见元化先生是1991年2月，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开的一个学术会议(“文化与社会：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反思”)上。大陆、台湾、海外都有学者去。一般学术会议要求讲英文，这个会很有意思，要求都用中文讲。
在这之前，我们辩论过。我写过一本研究“五四”的书，叫《中国意识的危机》，从写作到出版，10年心血。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1986年译成中文，1988年又出了修订本。
我是带着关心中国问题的心情写的，谈的是“五四”时期整体主义的反传统思想。国内有很多意见，有同意的，也有反对的，元化先生就属于反对的一派。《人民日报》海外版发了他一篇很长的书评，两个整版，分两天刊登。
我当时在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做为期两年的研究，文章刊出第二天，有人拿报纸给我看，说林先生有个人批评你，写得很长。我看了，觉得有误解。
我的书主要是谈“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整体主义的反传统的意识形态。但是人脑是很复杂的，譬如有情感的部分，有理智的部分，有情感理智掺杂在一起的部分，所以我认为，在这些知识分子头脑中非意识形态的部分里，存在一种肯定传统的思想。我的书，讲的就是意识形态反传统的部分与非意识形态肯定传统的部分的冲突，讲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在矛盾。这个分析是很复杂的，但国内读者把我的分析简化成：我认为，“五四”时期的大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鲁迅)领导的反传统运动是一个要整体打倒传统的运动，等等。
我那时候不认识元化先生，所以写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反驳，根据报上的地址，寄到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但没人理我，呵呵。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有几个人帮我侧面向编辑问过，他们说，这个不能发表。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
开会时，我见到了元化先生。他是我的前辈，我就到他房间去拜访他，呵，一见如故，一见如故。谈了四个多钟头，从晚上7点半一直到午夜12点，谈了很多。
为什么有缘？就是一见之后，元化先生觉得我可以信任，我也觉得他可以信任。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是很玄妙的东西，先于你头脑的分析，也许仅仅是对方的一个表情、一个动作，给你一种直觉。对方是哪一类人，可否信任，这就是人身上的一种气。王先生身上，“五四”以来爱国知识分子的气很重。他从十几岁开始，就有一种自觉，要把我们的国家弄得好一点儿。
我们谈了很多很多东西，交换了一些思想上、生活经历上的认知。譬如我知道他受过“胡风事件”牵连，受过隔离审查；他也晓得我是殷海光先生的学生，继承的基本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虽然我对前辈自由主义的思想论证并不太同意。
王元化先生在他的《一九九一年回忆录》里，是这样记述他们的这次交谈的：
“这天晚上我们的交谈持续了四个多小时，直到深夜十二时以后才散。他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说话甚至时时会口吃。我逐渐了解到，他讲话的时候，对于遣词用语是非常顶真的。但这并不是为了语惊四座，扬才耀己，也不是为了刻意雕饰，炫人耳目。他是平实的。了解他的人可以懂得，这是由长期从事理论工作所养成的习惯。加上他那毫不苟且的认真性格，使他在讲话的时候，唯恐词不达意，尽量想说得最准确、最完善，因此他无论在与人谈话或在会上发言，有时都会讲到一半突然而止，口中喃喃，似乎在与自己商量，斟酌如何表达。每逢出现了这种情况，会场上总会有人发出笑声，但是他全不在意，下次仍然一样。……他的认真被有些人视为‘迂’，但我不这样看，因为我也有同样的性格，虽然在程度上我是比不上他的。
“我们在夏威夷最初见面的长谈中，他向我谈到台湾问题。他的谈话使我感觉到，他不是关在书斋里啃书本的学究，而是一个关心世事和人类命运的知识分子。他小时随着双亲到台湾落户，对台湾有着深厚的感情。(后来我听王蒙说，他在北平上小学时，林毓生也在北平，上同一个学校，在同一班级，而且两人都常被老师称赞。)他关心台湾的民主进程，他是以一个超党派偏见的学者来谈论这一切的。他还谈到他到美国后和台湾一位青年学人的交往，当这位青年学者由于在台湾争取民主而被关进监狱，他想方设法去救援，按时探监，送去书报，并共同学习讨论问题，长期不懈。这些经历都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决不像我们这里的那些人一样，抢旗帜，立山头，拉帮结派，在行为上和自由主义背道而驰。他把自由主义原则贯串在自己的行动里，这是他值得敬重处。”
后来就经常联系了，打电话、通信，都很方便。主要是谈一些问题，譬如如何发展中国的文化、思想、教育等等。
我们的背景不太一样。元化先生是从文学批评、《文心雕龙》研究、黑格尔研究，进入中国近代思想史；我是从研究西方政治社会思想进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
1963年的时候，我自己面临一个小小的精神危机：在确立人生第一个系统性的研究专题时，我不知道究竟应该继续研究西方思想史还是转向研究中国思想史。我老师哈耶克先生当时已从芝加哥退休，去德国教书，中间又回来，我向他请教。
“我没法告诉你你该做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我自己的经验。”他说，“我所有的工作都和我个人的关怀有关。”就这一句话，帮我把所有的困惑厘清了。
虽然进入途径不一样，但元化先生跟我的关怀很接近，有很多共同点。而进入途径的不一样，让我们可以切磋互补，我们谈话很容易接轨。我们关注的是近百年来思想史上的问题，譬如我们国家走过的路，在有些方面，我了解的没有王先生多。
这是20几年前的事了。现在我认为元化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元化先生也认为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最好的朋友不是开玩笑的，一辈子只有几个。
我现在在中国美术学院客座，跟同学们讲到卢梭时，发了一篇很长的阅读文献，剖析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是王元化先生写的，写得很细致。元化先生进入思想史以后，很有成就，这篇论文就是代表之一。此外，对杜亚泉的评价、对“五四”的反思，都表明这种成就。
元化先生一生经过好几个阶段的反思，他反思的成果在哪里？就是他觉得中华文化未来的发展应该建立在一个尊重人的前提上；应该建立一种政治制度，使得尊重人从口号变成具体落实的东西。
元化先生是我们国家的“大老”，英文叫elder，相当于西方的senior statesman，资深政治家。国内肯定有人会讲，元化先生是思想家，说他是政治家不是把他看低了吗？如果用世界语言来讲，搞政治的人应该有三种概念：政治人物，这是中性词，不带褒贬；政治家，是尊称，褒义，他的施政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都有好处的；政客，贬义，他搞政治是为自己或小集团的利益，虽然嘴上也说是为了国家和人民。
元化先生的思想是有现实意义的，他是有深刻现实关怀的思想家，所以，我说元化先生是政治家，或者说政治思想家。他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不单是一般的读者，就是国家领导人也应该参考他的思想。
国家很大，到这样层次的人没有几个的。他不是一时的激情，也不是临时的反应，不高兴了骂骂人。他是稳重的，对我们的国家应该怎么发展，我们的文化、教育应该怎么发展，他是想得很深很透很全面的。国家不尊重这种资源，那你尊重什么呢？
(刊登部分为访谈节选，未经林毓生先生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