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
工作简报
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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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目 录
"思与文"系列学术报告
刘慧儒：《存在与时间》中的"Sorge" 庞朴：中国人的智慧
高凌霞：多玛斯的形上学与基督宗教哲学
蔡英文：现代性的解释观点及其限制 江宜桦：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
托马斯·博格：罗尔斯的两种正义理论
Claude Imbert：当代法国哲学：争论与前沿
陈建华：中国革命话语的现代转型 邓正来：中国知识生产体制的反思
"思与文"学术沙龙系列
道与政-中国政治的发生 海外中国妇女史、性别史研究
拉康、齐泽克与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政治理论
本所新闻
日本学者金泰昌访问本所 本所举办批判理论研讨班
郁振华、文军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韩国学者林泰胜教授来访 杨国荣赴韩国、美国讲学、参加学术研讨
本所研究员出席会议情况
本所新近获得立项的在研课题
"思与文"系列学术报告
（一）刘慧儒博士：《存在与时间》中的"Sorge"
4月5日下午，来自德国特利尔大学的刘慧儒博士，在理科大楼A508室做了一场名为"《存在与时间》中的'Sorge'"的学术讲座，从涵义，意义及翻译问题等方面对Sorge进行了深入的解读。
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正是《存在与时间》为他赢得了世界范围的声誉。海德格尔所处的时代，科学的危机全面出现，他认为各学科把基础建立于"在"的东西上，而忽视了存在本身，这是不可靠的，他要追问的正是"在"本身。Sorge在德文中有焦虑发愁操心之意，在此书中，他赋予了Sorge新的涵义。刘博士介绍了三类存在者，即独立于我，孤零零存在于世的东西；上手事物，即工具性的东西；此在。此在是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特指是其所是，为在而在的人?quot;此"在这里有三方面含义，一指现身情态，表达人面对不同生活境域的不同感受；二是领悟，理解，领会其周围的东西，利用它们生存下去，包括"会"生活的技能；三是言说。海德格尔特别指出，沉默也是一种言说。刘博士认为，以上三点显示了海德格尔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海德格尔抛开了主客二分的传统论调，认为没有在我之外的世界，此在是世界性的；他也不用"认识"这个词汇，认为对生活的理解和体会不同于站在对象之外以一个静观者的姿态得到的所谓认识，在生活意义上的领会和理解对人而言是最迫近的。
接下来，刘博士重点谈论了Sorge。Sorge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处于枢纽地位，海德格尔对它的定义非常长，涉及了它的三个性质，即先行存在，已经存在和借助于……的存在?quot;先行存在"是Sorge最重要的结构，即指向未来；"已经存在"内在的要求着世界的存在，表明已经在世界上；"借助于……的存在"表明人不是完全独立自由的存在，而是借助工具而在。这三个方面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Sorge既是空间的，又是时间的，它本身还具有世界性。
最后，刘博士介绍了目前Sorge的中文翻译。熊伟先生将其译为"烦"，陈嘉映教授译为"操心"，刘博士肯定了这两种译法的合理之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认为译为"忧"更符合海德格尔的本意。
（二）庞朴：中国人的智慧--从一分为三谈起
4月22日下午，著名哲学家、思想史家庞朴先生应本所邀请，作客"大夏讲坛"，在新逸夫楼报告厅作了一场题为"中国人的智慧--从一分为三谈起"的学术讲座。
庞朴先生把"一分为三"称为"中国人的智慧"，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他进行了条分缕析的分梳。他认为一分为三是客观的，是事物的本质，关键是看我们能否发挥主观能动性发现它，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会对我们的实践产生指导。他结合一些关键词对一分为三的理论进行了考察。他认为中国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过多地使?quot;矛盾"这一范畴，强调一分为二，强调对立与斗争，在思想和实践领域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更多地使用"叁"与"和"来表示事物对立统一的关系，既强调对立，也强调统一；事物的发展正是发生在和谐统一的时候。随后详细地阐述了一分为三的四种形态，即三个实体、两实一虚、两虚一实、以及加上时间纬度的正反合。庞朴先生对中国古代三分形态的理论进行了论述，认为中庸之道是最重要的一种三分学说。他也把一分为三的理论同一分为多以及主张结构上的一分为三区分开来，认为一分为三总是从质、从性上而不是从量上来谈一个事件。庞朴先生用幽默风趣的语言表达了深刻的哲学道理，小而见大、由实而见虚，引发了听众会心的笑声。他还结合一分为三的理论分析了当前中国的外交与和谐社会的实践，认为靠斗争哲学的理论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用和、用统一来化解对立的问题，从而建设一个光荣的时代。
杨国荣教授进行了点评，认为一分为三从哲学上来讲，是一个度的问题，度的把握非常困难，但我们在实践中又需要不断地去把握它，这就需要哲学的智慧，要从知识的层面进一步提升到智慧的层面。随后庞朴先生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
"大夏讲坛"是我校最高级别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坛，邀请学术界公认的知名学者来校作国际前沿学术讲座，是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一项重要举措。"大夏讲坛"自2004年开讲以来，先后邀请了加德纳、罗蒂、卡斯特等11位境外著名学者来校作学术报告。庞朴先生是第一位登上"大夏讲坛"的海内学者。
（三）高凌霞："多玛斯的形上学与基督宗教哲学"
4月21日下午，受我校哲学系及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邀请，来自台湾辅仁大学的高凌霞教授，在理科大楼212室，做了一场名为"多玛斯的形上学与基督宗教哲学"的学术讲座，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
讲座分为三大部分，即基督宗教哲学之渊源与发展；基督宗教哲学之意义；多玛斯的形上学。首先，高教授介绍了二十世纪有关基督宗教哲学问题之有无的争论，重点介绍了法国著名的中古哲学家祁尔松（E.Gilson）的立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哲学史将西方哲学思想分为两大时期：古希腊与近代，近代由笛卡儿开始。所谓的中世纪是哲学的黑暗时期，人们可以勉强承认有士林神学（Scholastic
Theology），但没有哲学。祁尔松对这种观点予以反驳。他考察了基督教的发展历史，肯定了基督哲学的存在，认为真正的基督哲学是从十一世纪之后开始的，基督宗教哲学是由理性推论而有的知识，且因启示之协助"所发现，探讨或只是保存之真?quot;。他对基督宗教哲学的定义是：一切哲学思想，虽然对信仰与理性之领域作观点上的区分，但仍然认为基督宗教的启示是理性不可或缺的协助。基督宗教哲学是思想的一条道路，在其中信仰与人之理性合德，以探讨哲学真理。高教授的结论是：基督宗教是哲学，因为是人凭理智追寻，求证，以认识真理，故符合理性认知的条件。从内容方面而言，指理性所形成的神观，宇宙观与人生观，因信仰的缘故，也将基督宗教启示的某些因素包含其中，形成为基督宗教所专有的课题如创造说，自然道德律，自由等。
在此背景下，高教授介绍了对多玛斯哲学的理解。根据多玛斯，形上学是就存有而论存有，存有指物存在之实现，即它的实在性，形上学即探讨存在物（being）与其实在性即其存有(to
be)的关系。存有是藉理智之分离作用而发现，形上学则是由理智理解存在之方向而建立。高教授主要在有关基督宗教哲学争论的框架内讨论多玛斯的思想，她认为基督宗教哲学是思想家在实践其哲学思考时，因其信仰的关系而探讨某些问题，同时采取某些立场。多玛斯以理性思考发现真理，这是形上学，但当他以哲学作工具，以启示证明某些真理时，形上学思想已转化为神学。故高教授不赞成祁尔松在神学的架构下理解多玛斯形上学的建议，而是主张从方法与思想的动向上建立其形上学。
（四）托马斯·博格："罗尔斯的两种正义理论"
美国著名的道德政治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托马斯·博格（ThomasPogge ）应我校哲学系和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邀请，于5月18日下午，在理科大楼508室作我校一年一度的"冯契讲座"报告，题为"罗尔斯的两种正义理论"。
托马斯教授是罗尔斯的学生，也是当代国际知名的罗尔斯研究专家。本次讲座，他首先简要介绍了罗尔斯《正义论》一书在道德政治哲学中的主要贡献，包括率先把体制秩序作为道德分析的对象，运用说明性的考量方式，探讨并规定了规范个人主义以及最大最小原则，提出了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则"等等。托马斯教授重点分析了罗尔斯的国内正义理论与国际正义理论的区别，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
在罗尔斯这里，国内正义和国际正义都是以原初状态为假设前提，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主体是个体（persons），后者的主体是人民，民族（peoples）。托马斯认为其一，peoples的所指并不清楚，罗尔斯没有对排除peoples当中的persons的利益给出充足的理由说明。其二，一个重要的结构不对称在于：国内正义理论中道德评价的对象是体制秩序，是三层结构的，包括社会正义的公共评判标准，国际理论却只有两层，仅仅停留在探讨建立正确的规则供各国遵守的程度上，公共标准部分缺失，直接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层面。在国际秩序的形成上，罗尔斯给出的八条规则强调国家民族自足自治，相互之间通过自由的讨价还价形成秩序，可以说，正义因素并未介入国际秩序的形成。托马斯对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提出三点批评。第一，罗尔斯对两种理论之间的差异并未给出证明，国际正义理论的缺陷削弱了我们对它的信心。第二，说明性的民族主义把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完全归于内因，忽视了国际秩序的影响。托马斯指出，国内因素的重要，并不意味着国际因素就不重要，二者并不相悖。第三，并非所有国家都会认同罗尔斯从原初状态到八条原则的理论建构。漠视国际秩序的不平等，会加剧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导致或加剧腐败，两极分化，弱肉强食等问题。托马斯教授通过对罗尔斯正义论的突破而得到的，并不是一?quot;国际正义理论"，而是一种"全球正义理论"；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主体是国家，而后者的主体则是个人；前者把国家主权当作基本事实和重要原则，而后者则一方面承认全球化趋势中国家主权受到越来越多限制这个事实，另一方面强调个人权利应该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基本秩序的规范基础。
讲座结束后，托马斯教授回答了听众的热烈提问。 （五）Claude Imbert：当代法国哲学：争论与前沿
5月9日下午，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名誉教授、前哲学系主任Claude Imbert教授应邀来我系做了题为《当代法国哲学：争论与前沿》的精彩讲座。Claude
Imbert教授多年来集中于对哲学的"概念化"与"概念性"（conceptualité）的深入的和原创性的思索，并在逻辑学、美学、哲学史、人类学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被列为法国当代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在这篇讲座中，Imbert夫人为听众集中论述了整个法国哲学从战后的存在主义思潮直到今日的一个演变的线索：即趋向于一?quot;第二次的现代性"的演变。这个演变主要经过了三个主要的阶段：
首先是战后的存在主义思潮（萨特哲学）、尤其是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所体现出的对于胡塞尔现象学的那种对于"原初的真实性"的诉求的偏离：这种诉求也就是教授所说的那种"哲学的失语症"（philosophical
aphasia），即把哲学的中心置于对超越自身的那种"事实本身"的呈现从而忽略了对自身内在的"表达"问题的关注。这一点尤其体现于梅洛－庞蒂的"间接语言"这个概念上：如果说胡塞尔的哲学所要达到的是一种"直接"呈现"事实本身"（原初的真实）的"语言"的话，那么，在梅洛－庞蒂看来，真正的语言应该是"间接"的，即它具有着自身的那种"表达"的维度，而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代的绘画也正是一种"间接的语言"。
因而，而这种对于语言的"间接性"的关注就直接导致了法国哲学的第二阶段的发展，即语言学的转向。在这个阶段，哲学家开始从语言自身的运作的角度来反思以往的哲学框架的局限性，比如说福柯对于马奈的画作的论述，比如说德勒兹的"表层"的概念等等，其实都是意在突破以往既定的理性模式，而去寻找一种理性自身内部的生成和运动的机制（比如福柯对于知识型的论述，德勒兹对于英国画家培根的画作中的"感觉"的生成逻辑的深刻分析）。而继承了第二个阶段的精神，进一步地思索"理性"或者说哲学自身的"概念化"的过程，则是列维－施特劳斯的人类学所启示出的主题。这位人类学大师在很多的著作中所描述的恰恰是种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理性思索的"野性思维"的形成过程。因此，哲学的真正的力量正在于发现、阐述、并进而推进更为开放的概念的创造机制。
讲座结束后，教授和在座的教师和学生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六）蔡英文：现代性的解释观点及其限制
2005年5月24日上午，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蔡英文先生在理科大楼思想所会议室给我校学生做了一场学术报告，主题是当下学术界的热点话题：现代性的解释观点及其限制。蔡先生概要地描述了西方现代性的发生过程，重点阐述了西方不同流派学者对现代性的不同解释，尤其是部分学者如哈贝马斯、泰勒等学者?quot;现代性的话语"的反思与批判，梳理了对现代性的"原教旨主义理解"到"两歧性解读"以至到"流动的现代性"的阐释过程，对于在座同学在学理层面理解"现代性"的历史与话语极有助益。学术报告结束后，蔡先生回答了关于后结构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七）江宜桦：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
2005年5月24日下午，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江宜桦先生来到华东师大理科大楼思想所会议室，给济济一堂的我校师生做了一场关于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变迁的学术讲座。江先生的报告主要分为：民族主义研究的典范转移、民族主义现代论者的代表人物与著作、霍布斯邦的民族主义理论等，江先生在严谨而细致地分析民族主义思潮的同时，对现实也进行生动的描述，整个会场既充盈着智性的光芒，也弥漫着活泼的气氛。演讲结束后，他对一些同学提出的诸如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关系、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的内涵等问题做了细致的解答。
（八）陈建华：中国革命话语的现代转型
2005年6月7日下午3点，香港科技大学陈建华教授应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邀请，到该所理科大楼思想所会议室给我校师生作了一场关?quot;中国革命话语的现代转型"的学术报告。陈教授分别从中国古代汤武革命与近代日本学者对革命的理解两个层面探讨了"革命"一词在现代中国思想谱系里的起源与发展流变，尤其讲述了在清末民初"革命"是如何从一个让人感到恐惧的词语嬗变为让每个追求中国变革的仁人志士"欢呼雀跃"的概念，同时陈教授还重点梳理了现代中国左翼文学对革命的理解与分歧，尤其是"文学革命"是如何演变成"革命文学"的历史脉络。演讲结束后，很多教师学生纷纷提问，现场学术气氛非常活跃。
陈建华曾在哈佛师从著名学者李欧梵，著有?quot;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
（九）邓正来：中国知识生产体制的反思
2005年6月14日上午9点半，吉林大学法学院邓正来教授应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邀请，来到理科大楼A座508室作了一个关于"中国知识生产体制的反思"的学术报告。邓正来先生的演讲主要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一是"谁是不健全的学术体制的共谋者"，一是"如何具体有效地建构健全的学术体制"。他结合当下中国一些学术腐败的案例具体地进行分析，同时尖锐地批评了学者在面对高速运转但缺乏价值约束的学术机器时普遍呈现"失?quot;状态，缺乏一个反思和批判的维度，而这个维度的缺失在他看来会严重限制中国学术生产和再生产的创新能力和自主能力。最后，邓正来教授还指出中国知识界在对待社会正义问题时发言很活跃，但牵涉到学术界自身的一些问题时就容易"讳疾忌医"而相互"心照不宣"的保持沉默，他认为学术界应着力改变这种状况，勇敢地从自我反思开始搭建学术建设的良好平台。演讲完毕后，在座师生纷纷发问，形成了激烈而深入的讨论。
邓正来教授是中国著名的法学学者，早年以翻译哈耶克著作闻名学界，近些年致力于对中国知识生产体制进行结构性的反思和批判，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共鸣。他现在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评论》和《中国书评》的主编。
"思与文"学术沙龙系列
（一）道与政-中国政治的发生
2005年 1月8日，"道与政：中国政治的发生"学术沙龙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举行。来自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同济大学、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近二十位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参加了本次沙龙座谈。与会的青年学者提交了十多篇论文，共有十位学者做主题发言。
这次学术沙龙，围绕着"道与政：中国政治的发生"这一主题，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了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来自同济大学的季蒙博士认为，就"道与政"与"中国政治"问题的讨论，其根柢不在单纯的理论，而在于作为经验基础的"中国政治历史"。就此，季蒙谈了他对中国政治历史的看法。季蒙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板块，即秦统一前是中华邦国时代，秦以后直到辛亥革命是中华帝国时代，而辛亥后中国将是中华民国时代。中国现在已经在势（现实性）上走上民国时代，只不过现在处在这一时代的前奏--党国时代而已，而回到邦国时代与帝国时代皆不可能。对于政治生活的理解，应该在下行线而不是在上行线的基础上进行，中国传统讲的"开明"就是前一种，而自由民主政治则是根基于上行线的。英伦政治思想的症候在于自由与平等之间难以协调的紧张，而欧陆政治传统的最大教训则在于"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华东师大的陈赟博士宣读了《世界与地方：汉语思想语境中政治的本性》，认为，在中国古典思想语境中，政治的本性是一切存在者的"各正性命"。而以此为中心形成的政治生活展开为藏天下于天下，也就是把天下交付给天下，把地方归还给地方，由此而形成了发源于地方的伦理在政治生活中的显要位置。围绕者这一点，陈赟还谈到了"各正性命"政治观与希腊那种均匀的、抽象的几何学意义上的言谈的政治空间，特别是与现代性"总体动员"的政治要求之间的差异与紧张。现代性的"居住方式"恰恰由于根除了"地方"，所以，作为普全的显现境域的世界才成为对象总体。现代中国在其模仿西方的意识中制作politics
的努力，展开为驱除地方的过程，与地方相连的地方教育、礼仪、传统、风俗、行会等等，都为那种一体化、齐一性的意识取向所替代，所有的地方都成了国家的单位或由国家推动而形成的社会的构成"单位"。与此相应，在现代中国，个人被从家族、地方性中抽取出来，被归约为法理学意义上的原子论个人，这种个人不是地方之聚居者，而仅仅是对国家、社会、人类承负责任与义务者，由此，从地方中"解放"出来的个人可以被直接交付给国家来使用。这种为了现代?quot;总体动员"的要求而彻底根除地方的现象，引发了政治形式的深刻变化。政治不再是存在者各各以自身的方式正其性命的过程，而是被纳入某一个共有的焦点性空间，这个空间最初围绕着民族－国家的主权想象而被建构起来，紧接着的是地方性意识缺席的个人，在自身存在与国家主权想象之间的紧张性中确立自身。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样式为这一政治空间的打开提供了通道，一种通过共同议事、集体言谈而打开的共有空间从此笼罩了人们的"政治"意识，由此导生了汉语思想语境中的"政治"与希腊式politics之间的复杂的交织缠绕。近代以来，政治意识的取向一直笼罩在希腊式的民主生活理想中。然而我们面临着的问题是，在个人那里实际发生的是那种建基于古代思想传统取向的政治?quot;正"）行动样式，而在体制上与观念上承接的则是希腊式的"政治"（politics）取向。从希腊式的"政治"思想的视野来看，基于汉语思想传统的生活样式恰恰具有一种"非'政治'（apolitical）的态度"，这曾经是马克斯·韦伯对中国思想传统的一个经典概括。然而，恰恰是具有这种"非'政治'
(apolitical)的态度"的现代个人被卷入到politics的体制与观念所导向的生活境域中。于是，"'政治'中的个人"与其"非'政治'的态度"之间的紧张，成了现代中国的个人生存之根
本性困境的一部分。同济大学柯小刚博士作了题为"道路与广场"的报告，他试图将中国政治发生的象征"道路"与希腊politics发生的象征"广场"结合起来，探讨了：一、
何以广场的敞开离不开道路的开辟？二、 何以道路的开辟离不开广场的敞开？指出："汉语人必须找到自己的道，以便把广场辟分为道路。汉语人必须找到自己的言路，以便把广场开辟为广场。汉语人必须赢回自己的马，以便重新成为骑手。从来，广场之敞开就未曾离开过道路之开辟，而且就其潜隐之本质而言本就是道路之开辟。素来遵循道路的政治民族，如今要做的真正事情绝不在于移民海滩，而首先在于：重新获得他曾经固有的神识，以辨认和践行广场之道路。"
他主张：如何在道路之上、在道路的开辟本身之中予出广场的敞开，乃是"现代"汉语人之"政治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因此，"现代化"绝不意味着离弃那自古遵循的道路而移民于某个现成的广场之上，因为广场之显白敞开本也离不开道路之隐秘开辟，因而任何现成的广场都只不过是急功近利的虚构、远离源头的幻象、孕育灾难的漩涡。更何况从离弃道路到移民广场之间，首先就需要开辟一条
道路。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所走过的道路，无非是在这条抄近的小道上摸索，而天道及其可能敞开的广场则被弃之不顾、任其荒芜。来自上海大学的方旭东博士就余英时的新著《朱熹的历史世界》谈了自己?quot;学"与"政"的看法。上海大学的贡华南博士围绕"政治中的幽明之故"陈述了自己对"幽明"问题的最新研究。复旦大学曾亦探讨了贾谊的政治观与伦理观的关系、复旦大学庄振华通过黑格尔的死亡观切入到《礼记》、《论语》的生命世界，李旭则探讨了《中庸》的自由与和谐的政治观。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夏江旗先生以列奥·斯特劳斯学派为借鉴，探讨了中庸的政治哲学身位，特别是君子与民众之间的紧张以及君子如何在民众世界中明哲保身的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邵建则以晚清上海地方政府的外事能力为切入点，对中国政治的特性加以考察。这些发言都从不同侧面推进了本次学术讨论的深入。在自由讨论中，程汉先生与复旦大学哲学系教师郭晓东博士也分别作了发言，谈论了他们对中国政治的理解以及对本次研讨会的方法的进一步思考。
（二）海外中国妇女史、性别史研究
4月12日，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本所研究员姜进作了题为"海外中国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学术演讲。姜进教授回顾了海外妇女史和性别史的学术渊源。她认为这一学术思潮的理论脉络在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发展，而其社会脉络是二战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高潮迭起。在美国，六十年代初的民权运动形成边缘挑战中心态势，女权运动也在民权运动中脱颖而出，著名学者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著作和思想成为女性主义的重要精神起源。姜进教授指出，女性主义史学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所有制度中性别不平等的原由，要建立女性自己的历史，发展女性主体性意识。姜进教授从五个方面回顾了海外中国妇女史和性别史的研究情况：1、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性；2、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女性；3、中国历史上的性与性形态研究；4、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女性生活；5、中国历史上关于女性的史料研究。姜进教授的演讲引起与会者的浓厚兴趣，并就演讲的内容展开热烈讨论。姜进教授1998年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此后主攻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她的这次演讲也是历史系海外中国学创新团队组织的"海外中国学系列演讲"的第二讲。
（三）拉康、齐泽克与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政治理论
2005年6月13日下午3点，澳大利亚墨纳什大学博士候选人吴冠军应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邀请来到思想所会议室，作了一个关于"拉康、齐泽克与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政治理论"学术报告，吴冠军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简洁地试图描述拉康的基本思想和概念，例如真实的存在、象征和符号世界、生命政治等理念，并着重梳理了近年来影响很大的齐泽克与拉康的学术谱系上的关系。报告不时被在座的一些青年学者的问题打断，可见气氛之热烈。这场学术报告为华东师范大学"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研究"创新团队的学术活动计划的一部分，以学术沙龙的形式开展。主持者为思想所研究员刘擎、罗岗。
吴冠军系1970年代出生的青年学者，曾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专著《多元的现代性--从"9·11"灾难到汪晖的"中国现代性"论说》。
本所新闻
日本学者金泰昌访问本所
2005年4月19日，日本将来世代研究所所长金泰昌教授来访，杨国荣教授、易惠莉教授与其新逸夫楼进行会谈。
本所举办批判理论研讨班
2005年6月21－23日，本所特聘讲座教授颜海平女士主持批判理论研讨会，与近二十名研究生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研讨。
郁振华、文军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教育部2004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名单正式公布，我校共有9位教师入选，其中哲学社会科学类5位，本所研究员文军、郁振华名列其中。本次入选者资助时间为2005年至2007年，哲学社会科学类经费为每位20万元。"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是教育部设立的专项人才支持计划，支持高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开展重大研究工作，加速培养造就一批拔尖创新人才，加强高校青年学术带头人队伍建设。该计划延续了教育部?quot;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从2004年起正式更名启动。
韩国学者林泰胜教授来访
2005年7月3日，韩国学者林泰胜教授来访，就中国哲学、美学问题与本所杨国荣教授进行交流。
杨国荣赴韩国、美国讲学、参加学术研讨
2005年5月22－26日，杨国荣教授应韩国成均馆大学之邀前往该校讲学。
2005年6月5－6月26，应邀赴美国波士顿出席"全球化与宗教"研讨会。
本所研究员出席会议情况
2005年2月21日，文军教授应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邀请，文军教授出席上海慈善事业发展小型研讨会，并被聘请为上海慈善事业发展研究中心特聘专家。
2005年2月26日，文军教授在上海图书馆出席上海市社会工作协会第二届会员大会，并被当选为上海市社会工作协会新一届理事。
2005年3月15日，应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邀请，文军教授出席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持的"洋山精神理论研讨会"。会上，就国家重点工程洋山深水港工程建设所体现的"洋山精神"进行了专题理论讨论。文军教授作了会议发言。
被全国媒体誉为"网络文明大使"的华中师范大学陶宏开教授于2005年3月来上海进行专题演讲。受共青团上海市委和《青年报》的邀请，文军教授出席了与陶教授的学术交流会，在会上，文军老师做了专题发言，并先后两次在《青年报》读者热线作特邀嘉宾，通过热线电话与网瘾患者进行直接沟通与交流。
2005 年4月1日-4月4日，陈嘉映在浙江安吉出席由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现象学与人文科学研究所、香港现象学会、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经典与翻译"学述研讨会，提交论文：《移植词与中国哲学》。
2005年4月5日，许纪霖教授接受中央电视台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型专题片专访。
2005年4月6日，高瑞泉教授在北京参加教育部高校学报名栏建设座谈会。
2005年4月12日，杨国荣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新校区作"儒学的现代意义"演讲。
2005年4月13日，高瑞泉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讲演"和谐社会的平等价值"。
2005年4月14－16日，杨国荣教授应邀赴华南师范大学讲学。
2005年4月18--23日，高瑞泉教授在第二届全国高校学报名刊主编论坛（厦门大学）
2005年4月23日，顾红亮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参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学术讨论会，该讨论会由上海市社联、上海市哲学学会等联合主办。
2005年4月24－26日，杨国荣教授作为特邀代表，赴杭州出?quot;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研讨会"，并作"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的专题发言。
2005年4月25日，高瑞泉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讲演"中国的现代性研究"
2005年4月27日：许纪霖教授参加中俄中青年学者论坛，地点：华东师大，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
2005年4月28－30日，杨国荣教授应清华大学之邀，赴长沙讲道家哲学。
2005年4月，文军教授与嘉定区委宣传部共同主持嘉定区重点调研课题："新市民群体的群众工作研究"正式启动，4月16日，我系部分研究生前往嘉定区考察，5月13－15日，文军老师带来16位本系研究生在嘉定区做了为期三天的问卷调查和访谈。
2005年4月28日，应闵行区政协邀请，文军教授给闵行区政协中心组成员做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学习报告，该报告系上海市"东方讲坛"内容之一。
2005年4月29日，文军教授出席了上海慈善事业基金会主办的"发展慈善事业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小型研讨会。与会专家就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展开了专门讨论，并听取了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领导的有关上海慈善事业的发展报告。
2005年4月，王铁仙教授参加全国瞿秋白学术研讨会（在常州举行），作题为"瞿秋白的大众文艺论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quot;的发言。
2005年4月30日：许纪霖出席"纪念张灏教授荣休学术研讨会"，地点：香港科技大学。
2005年5月3日，许纪霖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演讲：国际化还是多元化：中国大学的改革及其困境。
2005年5月9日，高瑞泉教授在无锡市一中讲演"人文学术与人生境界"。
2005年5月12日，赵修义教授参加上海社科院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举办的第四次"经济伦理国际论坛"，论坛主题为"经济理论与和谐社会"。提交论文《和谐社会与经济动机的再认识》。
应"东方讲坛"邀请，2005年5月13日和6月10日，文军教授分别在普陀区和浦东新区做了"上海市城市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专题演讲，该讲座内容被现场录像并入选"上海干部在线学习城"。
应"东方讲坛"邀请，2005年5月14日和6月14日，文军教授在嘉定区、金山区分别做了"上海郊区的城镇化与市民化问题"专题演讲。
2005年5月21－22日，许纪霖教授筹办并参加在上海出席"思想史视野中的公民观念"学术研讨会（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主办，提交论文《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
2005年5月21－22日，童世骏教授在上海出席"思想史视野中的公民观念"学术研讨会（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主办，提交论文《哈贝马斯思想视野中"和而不同"》。
2005年5月21－22日，刘擎副教授在上海出席"思想史视野中的公民观念"学术研讨会（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主办，提交论文《伯林论题的再考察：多元社会与政治共同性》。
2005年5月21－22日，陈赟副教授在上海出席"思想史视野中的公民观念"学术研讨会（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主办，提交论文《中国古典思想传统中的"政"与"公"》。
2005年5月22－26日，杨国荣教授应韩国成均馆大学之邀前往该校讲学。
2005年5月24－25日，郁振华参加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华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杜威思想的当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The Epistemological Implication of Being-in-the-World"，并作发言。
2005年5月27日-5月29日，陈嘉映教授在北京出席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主办"分析哲学研讨会"，提交论文《心语问题》。
5月28-29日，姜进教授在华东师大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和历史系主办的"传教士与美国早期中国学"国际学术会上，评议台湾学者林梅美有关中国近现代女性传教士的论文。
2005年6月4日--6日，高瑞泉教授参加中国哲学史2005年年会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学术研讨会（西安），论文"现代嬗变中的平等观念"。
2005年6月4日－6日，陈卫平教授在陕西西安参加学术会议"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和陕西师范大学主办，提交论文《古代哲学传统的诠释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主要内容是：通过分析胡适与冯友兰的分析，说明现代中国哲学理论的建构要以哲学史和哲学的统一为学术基础。
6月5－6月26日，杨国荣教授应邀赴美国波士顿出席"全球化与宗教"研讨会。
2005年6月7日，高瑞泉教授在西藏民族学院讲演"关于现代性研究的若干问题"。
2005年6月10日～14日，应ARENA邀请参加了由亚欧人民论坛和ARENA联合在泰国曼谷铢拉农工大学（Chulalongkorn University）召开的以"亚欧社会变化过程中的另类选择"为主题的国际圆桌学术会议，雷启立在其中的一个分会上作了以"当代中国的传媒与社会变化"的主题发言。
2005年6月13日，姜进教授在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演讲"女性与中国政治"。
2005年6月15-17日，胡晓明教授在四川大足出席"纪念杨明照教授暨《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主持人之一。
2005年6月13日-17日，陈嘉映教授在广州出席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主办 The fourth internationatl conference
of logic， "第四届（国际）逻辑与认知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Is there a mentalese？
2005年6月18-20日，高瑞泉教授在北京参加首届中国文化论坛"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北京），做"华东师范大学的人文教育"的大会发言。
2005年6月16日－24日，应新加坡人民协会青年运动和香港青年协会邀请，文军教授出访新加坡和香港，对两地青年工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并就青少年问题研究与两地的理论和实务工作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2005年6月18-22日，胡晓明教授在西安出席"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第十四次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主持人之一，提交学术报告：《中国文论的正名》。
2005年6月23日至24日，"全球化与人文学术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大召开。本次会议由我校人文学院主办，出席会议的有密西根大学的丹尼尔·赫威茨教授、宾汉顿纽约州立大学/康乃尔大学的马克·塞尔登教授、洛杉矶加州大学的颜海平教授、文森特·皮科拉教授、早稻田大学中文系千野拓政教授等，另有来自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大学以及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的30多位学者参加会议。本所研究员高瑞泉教授、童世骏教授、许纪霖教授、姜进教授、刘擎副教授、顾红亮副教授、陈赟副教授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人文学院高瑞泉教授主持，4位海外学者分别作主题报告，童世骏教授、许纪霖教授、姜进教授、刘擎副教授等对之作了详尽的评论，会议就全球化问题和当今人文学科的发展展开了热烈的研讨。我校党委书记张济顺教授出席会议闭幕式并作总结发言。
许纪霖教授于2005年6月23日出席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研讨会，地点在复旦大学，研讨会由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办。
2005年6月23-24日，胡晓明教授在南京出席"中国文学：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系会议主持人之一，作学术报告《古典文学阅读的思想维度》。
2005年6月25日，胡晓明教授在上海出席"庆祝王运熙教授八十华诞暨学术研讨?quot;。
2005年6月29日，高瑞泉教授在上海市教育会堂讲演"关于平等问题的若干思考"
本所新近获得立项的在研课题
2005年7月1日， 2005年度上海市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评审结束。我所本年度共有2项课题获批准： 刘擎 "后冷战时期西方政治思潮的历史变迁--在政治学与思想史综合视野之下的研究"；姜进 "女子越剧与上海都市文化"。
2005年2月，文军教授主持长宁区华阳路街道办事处委托的课题："上海市华阳社区网格化管理调查研究"，课题经费为30000元。
2005年3月，文军教授与嘉定区委宣传部共同主持嘉定区重点调研课题："新市民群体的群众工作研?quot;，课题经费为：50000元。
2005年6月15日，由我校副校长罗国振教授主持的"上海市社区青少年事务研究"系列课题正式签约立项，文军教授作为重要成员主持了其中一个子课题："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国际比较研究"。该系列课题总经费额为60万人民币。
2005年5月，郁振华课题《认识论的危机及其出路》，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崔宜明，《和谐社会的社会公德研究》，上海市社科规划项目2005年系列课题，项目批准号：2005XAB011,经费：2.5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
工作简报
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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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目 录
本所举办"中西哲学交流中的翻译问题"学术研讨会
本所重大攻关项目"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专门网站于正式开通
本所研究员所作学术讲演
本所研究员出席学术会议
杨国荣教授出版专著《存在之维》
基地负责人工作召开会议，共商基地发展大计
杨国荣教授被推选为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王晓明教授、姜进教授、雷启立副教授加盟本所
郁振华教授入选上海市曙光学者
陈勤建申报的课题"梁祝申遗研究和文本制作"立项
本所近期推出一批研究成果
"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课题组召开全体成员会议
本所若干学位论文获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论文）奖
本所举办"中西哲学交流中的翻译问题"学术研讨会
由本所与哲学系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中西哲学交流中的翻译问题"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1月7日至8日在我校举行，来自全国十余所高校，报社和出版社的四十多位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人文学院院长高瑞泉主持开幕式，校党委书记张济顺出席并致辞。张书记首先对与会代表致以热烈欢迎，并对翻译问题谈了自己的认识。她从当前翻译领域存在诸多问题的现状出发，认为此次研讨会的召开对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以及对于华东师大哲学学科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俞宣孟和本所研究员、哲学系系主任陈嘉映分别致欢迎辞。来自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梁志学教授和清华大学的王路教授分别作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若干译名问题》与《翻译与理解》的主题报告
本所重大攻关项目"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
专门网站于正式开通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国家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的网站于近日正式开通。内设"项目简介、课题动态、研究成果、资料集萃、学术交流（BBS）、联系我们"六个主栏目，各主栏目下设有多个子栏目。 网址：http://www.chinese-thought.org/minds。
本所研究员所作学术讲演
（以演讲时间为序）
（1）许纪霖：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
1月7日下午，我校历史系许纪霖教授在香港凤凰台的《世纪大讲堂》节目做了一场题为《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精彩演讲，同时历史系师生到场悉心观摩并踊跃提问。许教授从事知识分子研究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出版和发表了很多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和文章，并在《中国新闻周刊》和《南方都市报》上开辟专栏。在演讲正式开始前，许教授接受了凤凰卫视主播曾子墨的简短访问。当主持人问及许教授何以选择知识分子作为研究方向，许教授坦言?quot;研究某种领域是一种缘分"，最先做的是关于民主党派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民主党派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于是就把目光转向了从事知识分子的研究。在谈到心目中最崇拜的知识分子形象时，许教授列举了两个人：鲁迅和胡适。鲁迅是反派的代表，而胡适则是自由主义的先锋。访问结束后，许纪霖教授开始做关于《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演讲。首先，许教授对这一讲演题目做了分析。20世纪是一个大时代，何?quot;大时代"？"得生也能得死称为大时代"。在中国历史上，能被称为大时代的有先秦、春秋战国、魏晋、三国、明末清初，还有20世纪。以1949年为线，分为前三代、后三代，分别以五四和文革作为历史的轴心。49年以前的三代是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和后五四一代；49年后的三代是十七年一代（1949－1966）、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
接下来，许教授对这六代知识分子做了简单的勾勒。 前三代：晚清一代的代表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蔡元培、王国维等。这个时期仍存在科举，所以这代人具有坚实的国学基础，并且开始吸收日本转来的西学，虽然是二手的资料；五四一代以鲁迅、胡适、李大钊、周作人等为代表，这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此时科举废除，很多人去欧美留学，直接接受欧风美雨的熏陶；后五四一代，这一概念是由殷海光提出的。这一代包括了两批人，一批是在1895年－1910年间出生，在学生时代经历了五四的人，例如傅斯年、顾颉刚等，他们都有自己专业领域，先在专业领域建立权威地位；还有一批是1910年－1930年出生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1949年耽误了学术作为，在80年代才成为学术中心领袖。后三代：十七年一代（1949－1966），这一代人是属于"无根的一代"，过多的政治活动使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做研究，在70年代后才有作品产生，有些很僵化，有些在80年代时期冲出来，比如李泽厚；文革一代的知识分子，真正知识爆发在进大学之后，像五四时代一样向西方学习，但是很庞杂，80年代后的启蒙风气由他们开始；后文革一代是指在1960年后出生的知识分子，在大学里受过文化熏陶，专业较好。
许教授认为前三代和后三代有相似性和可比性：第一，第一代的都是过渡人，起到了桥梁的作用；第二代是新文化新气象的开拓者；第三代是在已经开拓的知识范型、文化框架下做研究，知识渊博。第二，他们都具有知识分子的关怀。许教授的演讲给了现场的同学很大的启发，演讲结束后，同学们向许教授提了相当有质量的问题，许教授一一做了解答。最后，当主持人让许教授用一句话作为总结时，许教授说，研究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在研究自己。相信许教授的演讲会让知识分子能用一种崭新的视野来看待自己。
（2）陈勤建：现代民俗解读
2005年2月13日，陈勤建教授在上海图书馆讲演，题目是《现代民俗解读》。
（3）胡晓明：诗与真-中国文化心灵
胡晓明教授于3月8日至4月2日，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作"诗与真：中国文化心灵"的系列学术讲座。
（4）杨国荣：存在与价值
杨国荣教授于3月9日，应邀在同济大学?quot;存在与价值"学术讲演。
（5）高瑞泉：现代嬗变中的平等观念
2005年3月24日，高瑞泉教授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演讲，题目是"现代嬗变中的平等观念。"
本所研究员出席学术会议
（以时间为序）
2004年10月13日--19日，陈勤建教授应台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和"中国口传文学研究会"的邀请，前往台湾参加《2004年海峡两岸文学和应用文学》学术研讨会，会上发表文章"梁祝传说的现代解析"。
2004年10月30日--11月6日陈勤建教授应日本神奈川大学邀请，前往日本静岗沿海调研日本渔民民俗，并参加两国学者的学术交流会，会上作报告《东门岛渔民精神生活中的菩萨戏》。
2004年10月30日至31日，刘擎在天津师范大学参加"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与中国意识形态"学术研讨会（天津师范大学与中国政法大学联合主办）提交论文《当代中国的知识场域与公共论争的形态特征》。
2005年1月，杨国荣教授、陈嘉映教授、高瑞泉教授等出席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学术会议"中西哲学中的翻译问题"。陈嘉映教授作题为"移植词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学术报告。
2月13--15日，陈勤建教授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民族国家的历法：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国际研讨会"（中国、美国、俄国、日本、韩国等） 。会议地点是北京建国饭店，他发表论文《当代七月七日小人节的祭拜特色和源流--温岭石塘箬山与台南、高雄七夕祭的比较》。该会议由中国民俗学、北京民俗博物馆主办。
2005年3月19日，杨国荣教授赴济南出席《孔子研究》编委会，并就如何以学术刊物推进学术研究作了发言。
2005年3月30日，陈勤建教授出席国内学术会议"2005江南古镇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研讨会" 地点：上海 。主办：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与同济大学国家历史名城研究中心。发表《古镇保护和开发的思考》。
杨国荣教授出版专著《存在之维》
2005年2月，杨国荣教授学术专著《存在之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而上学问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从形而上的层面沉思哲学问题的理论性著作。全书以中西哲学的思维历程为背景，从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伦理学、方法论等互融、互渗、统一的视域出发，通过具体地考察存在的价值之维、认识、存在与智慧、存在与方法、语言的形而上意蕴、美的本体论意义、道德与存在、日常存在与终极关切、形上视域中的自由等哲学的本源性问题，在揭示哲学的不同视域之间的相关性的同时，深入地展示其共同的基础--对真实存在的追问与把握，澄明存在本身所呈现的多重维度和意蕴，凸显哲学之求其"通"的品格。
基地负责人工作召开会议，共商基地发展大计
2005年2月4日到5日我校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负责人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去年我校五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专家实地评估，同时我校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通过了专家组实地考察，成为我校第六个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经过三年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这一轮评审之后我校拥有六个重点研究基地，继续在全国高校排名并列第六位。本次工作会议由社科处组织，各重点研究基地负责人出席会议，大家对基地评估后针对评估意见所开展的工作进行了回顾，并交流了下一步的建设计划。社科处处长许红珍老师在会上向大家传达了近期有关信息。并对下一阶段基地建设工作提出了要求。
2005年3月，本所所长杨国荣教授、童世骏教授、许纪霖教授在基地会议室共同协商本所发展大计。
杨国荣教授被推选为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前不久在北京举行的中华孔子学会换届会议上，我所杨国荣教授被推选为该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是全国性的儒学研究学会，原会长一直由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担任，张岱年先生去世后，由北京大学的汤一介先生继任新一届会长。
王晓明教授、姜进教授、雷启立副教授加盟本所
最近，中文系王晓明教授、历史系姜进教授、传播学院雷启立副教授加盟本所。
王晓明教授，系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1955年生，1977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本科，1979年转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许杰、钱谷融教授。198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留系任教至今。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兼及文学理论和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专著有《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所罗门的瓶子》、《潜流与旋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追问录》、《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新鲁迅传》、《刺丛里的求索》、《无声的黄昏》、《太阳消失以后》、《王晓明自选集》、《高调与低调之间》，编著有《现实主义的初潮--文学研究会作品选》、《文学研究会评论资料选》、《鲁迅：自剖小说》、《胡河清文存》、《人文精神寻思录》、《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批评空间的开创》，译作《巨匠与杰作》等。目前正从事于三卷本《中国文学史：1890－1990》（暂名）的撰写。
姜进教授的基本情况，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1982年）和硕士（1984年）。1988年赴美留学，1998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后又在美国纽约凡萨大学执教多年。于2004年回国任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并于2005年加入华东师大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就开始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在1986年第一期《历史研究》上发表的"历史研究的非线性化及其方法论问题"提出了史学研究应以社会文化史突破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的传统划分。在美期间继续探寻对文化做社会史研究的途径，并采用了女性主义史学和大众文化史的视角，对历史上不同的案例进行研究。在李贽研究的文章中("Heresy
and Persecution in Late Ming Society: Reinterpret the Case of Li Zhi，"Late
Imperial China，December 2001) 提出了李贽之受迫害主因不是他的异端思想，而是他的异端行为的观点，修正了以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
de Barry 为代表的传统思想史的一个误读。在 "Times Have Changed; Men and Women are the Same"
（Some of Us: Chinese Women Growing up in the Mao Era.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1）一文中，以女性主义的视角重新考察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男女平等方面取得的长足的进展，修正了美国公众和某些学者认为文革时代是一片漆黑的简单化看法。回国后，在最近与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费侠莉
Charlotte Furth 教授的对话中（载《文汇报》2004年12月26日），阐述了女性主义视角对中国历史研究产生的冲击和带来的机遇。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有关性别、戏曲与上海都市大众文化的研究。我关于越剧与上海的博士论文已经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收藏，英文书稿也在最后定稿阶段。目前正在准备中文书稿的写作并开始发表中文论文。即将在上海《社会科学》上发表的
"文化改造的社会工程"一文通过五十年代上海的戏曲改革探讨了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变动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国家和戏曲生产者和消费者人群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变化。2005年3月，姜进教授牵头成立了华东师大性别与文化研究中心。
雷启立副教授基本情况：男，1966年9月生，2003年10月毕业于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获哲学硕士学位（文化研究），现为华东师大传播学院传播学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职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团委书记，东方出版中心编辑部副主任，副编审，曾获得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称号、首届鲁迅文学奖编辑奖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传媒文化研究和编辑出版学研究。雷启立的主要著作有《苦境故事--周作人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整理编纂有《丁文江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上海:记忆与想象》（与倪文尖合作），文汇出版社1996年2月出版；《西人情话》，文汇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等。雷启立近年在《读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天涯》、《二十一世纪》、《当代作家评论》等核心刊物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坚持一种可能》、?quot;后学"论争的产生与困境》、《粗话裤子上的政治--国际广告资本与当代中国消费意识形态的建构》等20余万字。雷启立近年承担的科研课题主要有："当代中国的传媒空间与文化矛盾"，华东师大"211工程"项目，获得"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项目
1.5万元基金支持，目前已基本完成；参加华东师大许纪霖教授主持的教育部课题"1990年代思想论争"（基金资助为20万元）的子课题"后现代与后殖民论争"，已经完成；参加童世骏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quot;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项目，负责"影视艺术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影响"的研究，目前正在进行中。
郁振华教授入选上海市曙光学者
2005年1月11日， 2004年度第十届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评审结果揭晓，本所郁振华教授被评为2004年度的上海市教委、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曙光学者"。立项题目是："认识论的危机及其出路"，经费总数为4万人民币。从1995年起由上海市教委和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的曙光计划项目，已经跨入第十年，我校历年有多名学者入选。这批学者目前已逐渐成为各学科的骨干，是学科建设、科研发展的中坚力量。
陈勤建申报的课?quot;梁祝申遗研究和文本制作"立项
2005年1月11日，本所研究员陈勤建教授主持申报的横向课题《梁祝申遗研究和文本制作》正式立项，该课题由宁波鄞州区政府下拨经费 40万元，项目编号为48053390。本所自成立以来，主要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但也注重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例如，李学昌教授对于江浙沪农村问题的研究、陈勤建教授对江南民俗志以及与上海世博会相关的项目的研究就是其例。此次立项的课题是在陈教授"梁祝传说非物质遗产保护"以及"梁祝传说申遗的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进一步的研究。
本所近期推出一批研究成果 本所是我校整合了文史哲研究力量，于1999年组建的一所以思想文化为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研究机构，并于2000年被批准为教育部第二批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思想所近年来进一步整合研究队伍，不断推出重要研究成果，近期该所连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杨国荣主编的《思想与文化》丛刊第四辑，许纪霖、刘擎主编的《丽娃河畔论思想》，许纪霖主编的《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等。
（1）本所所刊《思想与文化》第四辑
《思想与文化》是思想所的所刊，已经在学术界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其主要栏目有"思与辨"、"历史之维"、"形上之域"、"伦理与文化"、"政治与社会"、"学术演讲?quot;等。最新出版的第四辑发表的文章有：陈嘉映教授的《何为理论》，杨国强教授的《思想的恢张》、杨国荣教授的《后形上学时代的形上学》，倪梁康教授的《政治哲学中的政治-哲学关系》，盛邦和教授的《日本亚洲主义与中国》等学术论文；同期发表的重要学术演讲有美国哲学家罗蒂的《困于康德与杜威之间-道德哲学的当前状况》，及成中英的《罗蒂哲学的三种偶然性-一种儒学的批评》。
（2）本所"思与文"系列演讲录《丽娃河畔论思想》
《丽娃河畔论思想》是立足华东师大思想所"思与文、"讲坛基础的演讲集，收集了哈贝马斯、泰勒、哈特、葛兆光、钱理群等一批中外名家在我校所作的具前沿性、思想性和人文性的演讲。
对很多人来说，丽娃河或许已经仅仅是怀念风云际会的80年代的一个地理名词，在那个逐渐从历史长廊暗淡和消融的时代里，华师大丽娃河拥有着与北大未名湖一样的传奇。她感性、缠绵、灵性洋溢、甚至妖冶而妩媚，正是丽娃河的曲折而婉约的韵致，诉说着她对这个已然死去的大时代的哀歌，而以马原、格非等为代表的先锋派作家把对这条河的理解幻化成他们迷宫般的小说文本。与其说是丽娃河的灵气催熟了作家们的内心世界，不如说作家们在河边常坐的姿态与才华横溢的吞吐赋予了这条娇小的河流以生命力。
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愿意从历史的角度来阐释这条河流的命名，一个白俄公使女儿的眼泪是无法浇灌出一条丰满的河流的。我宁愿从字面去望文生义地表达我的理解。丽娃河首先是一条美丽的河，阴柔的河，她所抚育的作家的文字大多具有母性的特质，然后是一条童年的河，天真的充满赤子之心的河流，因此这条河流本身就隐喻着依恋与背叛的意味。
如果说八十年代丽娃河灌注的是文学的血脉，流淌的是独抒性灵的叙事之波澜，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她在历史转换的大背景下，也已改换成另一种面相。一种刚硬的质地在轻盈的丽娃河畔生长起来，思想与学术取代了文学创作成为了这条生生不息的河流的另一种歌唱。
最近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丽娃河畔论思想》就提供了这种转向的见证。这本立足华师思与文讲坛基础的演讲集，将对我们这个目前尚无法命名的时代的思考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西谚云：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可是，人类却永远不会因担心自己思考的浅陋而放弃这种真诚的努力。丽娃河畔就给这些思想者提供了思考的空间，也设置了一个对话的平台。正因为丽娃河具有母性的气质，所以她是敞开而包容的，没有门户之见，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门派的"武林高手"尽捐前嫌，唇枪舌战，为各自信奉的真理而战斗，思想的旋律舞动在每个聆听者的心房。公共性与新锐性构成了这本学术演讲集的主要特征。公共即意味着是以公共关怀和公共利益为原点的，而非一种私性的诉说，新锐性表示它不是循规蹈矩人云亦云的，而是构成了对既有观念和思维定势的挑战。毋宁说这是一场从丽娃河吹向辽阔天空的头脑风暴，既富有理性的深沉，又熏染了激情的瘢痕。
品名着这本新鲜出炉的演讲集，如同在追忆着不曾消逝的一个个场景和细节，真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哈贝马斯在大礼堂作讲演时上海白领开宝马来"消费理论"的空前盛况犹然在目，他关于"理论与实践"的言说已经像坚硬的骨骼镶嵌到华夏学子的心灵。我相信文字是有灵魂的，而且每个人的文字与话语都是他留存在人间的胎记，映射着他独特的精神气质和表达方式。无论是喜悦或悲伤，总是一种诉诸声音的穿透心灵的言说。演讲者的身影构成了一幅与八十年代截然不同的人物长廊。查尔斯·泰勒的精神贵族气质，冷漠而优雅；到处宣讲"帝国与大众"的哈特与内格里，前者具有美国西部牛仔般的热情与阳光，后者则强势而固执，像一块用政治哲学雕镂的石头；来自法国的白夏教授则极富亲和力，他的结结巴巴的汉语居然时常穿插着中国民间的俚语，让人捧腹；钱永祥的严谨与冷静，他对概念的辨析让人叹服，而蕴藉其中的民主理念让听众为之心折；钱理群则是"烈士暮年，壮心未已"，他的滔滔雄辩和手舞足蹈让人感觉思想已从沉重的肉身逃逸；葛兆光讲述这些年他津津乐道的"思想史的加减法"时就像一个擅长说书的智者，那些被正史淘洗过的野史逸事从历史的故纸堆里晃晃悠悠地抖落弥漫的时间之尘，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汪丁丁关于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的演讲让听众一头雾水，因为他大量引用的是最新的脑科学报告和图片，试图从生理学的角度证明根本就不存在没有感情参与的理性选择，其对知识的执着拷问似乎与他举手投足间的"孩子气"浑然一体；杨念群在面队学生的质问时坦言自己被脸谱化为"历史学里的后现代小生"，并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暧昧的立场，其风趣与率性犹然可见学术家族的流风余韵；赵鼎新对红透半边天的杜赞奇的质疑极富有挑战性，他表达时的元气淋漓至今"余音绕耳，经久不绝"。这都是一些挂一漏万的剪影式的描述，若要了解这些学者的真性情，还是得按图索骥，进入这些文字提供的想象空间才能一管窥豹。
（3）本所会议论文选集《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
《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是由许纪霖教授主编的知识分子论丛第三辑，其主旨是在后911时代全球正义作为一种普遍主义意识形态是否有建构的可能，而因袭不同宗教、文化、习俗、语言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怎样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里寻找到文明对话的平台。本辑收录的主要是2005年1月8－12日本所在上海举办的"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
在滔天的巨浪席卷之后，淘洗过的人性以温情的面相在全球化的援助中生长，即使是在后911的所谓反恐时代，人类并没有被生存的真实刺瞎双眼，而是满含热泪地面对海啸后的废墟和空无，暂时搁置了文明的隔阂与冲突，手挽手而步履艰难地重建着希望的城堡。
海啸是一种自然的灾难，同时却也是人性的试金石。在暴力、压迫、种族歧视、国际剥削等反人类价值的现象充斥的世界，全球正义作为一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在这个海难的现场作为文明的幸存者出场了。人类的命运也许注定是在一次次的毁灭与再生中的祈祷，而且是一边哭泣，一边寻找式的彷徨。在人道主义的现实感犀利地刺激了每一个悲观论者的面具的时刻，《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的出版似乎从另外一个层面打开了我们重新思考和建构世界视野的可能，它也许不能给受难国提供直接的物质性帮助，但是却能够让我们在重弹全球化?quot;老调"时不再把它单数化，或者仅仅理解为一个合理化的工具理性扩张进程，而是同时将感性的、悲悯的、激情的因素内在化为体验全球化的经验，这种源于共同承担不幸、共同目击灾难的人类命运一体感是文明对话的情感基石，也有助于消解单向度的全球化进程滋生?quot;野蛮资本主义"吸血鬼。
《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的主旨就是，在后911时代全球正义作为一种普遍主义意识形态是否有建构的可能，而因袭不同宗教、文化、习俗、语言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怎样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里寻找到文明对话的平台。没有基于人类尊严不可化约的底线共识，也就不可能达成对于生命共同体核心价值的认同，那么战争就可能在一种推销自由和民主价值的幌子下，发起一场场对弱小民族的"伟大的进军"，同样地，弱势文明单位也会在捍卫神圣的文化价值和宗教权利的旗帜下，为自身制造恐怖事件的人体炸弹涂抹上一层似乎具有充分合法性的"自由的油彩"。这个世界在充分一体化的同时似乎在迅速地相互区隔化，冷漠与猜疑，仇恨与狂欢，诱骗与作秀，霸权与悲叹，各种情绪与现实缠绕成无法透视的"臃肿的谜团"。如何认识这种诡异而日常生活化的现实境遇，并且从中抽象出能够将普遍化的正义原则与特殊的具体语境相结合的方法，也许是这本论文集的所有作者的共同心理情结，也是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各自思考的共同的起点或问题意识。
作为学者，其使命首先就是使用分析性的概念，在一个数据和经验性观察的基础上，重新理解和澄清对全球化的界定和认识。其次，必须在一个比较的视野中理解全球化，而要避免将全球化简单地与西方化、美国化等同起来。因此，今天的讨论必须建立在可观察的基础上，通过对大量的事实性材料的细致分析，把全球化的讨论推向更加坚实的平台。全球化是一个全球信息系统化的过程，它的实现是必须依赖一个以新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社会。而当今的学术界正缺乏的就是对于当下现实的经验性理解和把握，尤其对于技术如何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社会乃至观念更是既无透视的能力，又没有观察的兴趣，因此导源于对社会不公现象的讨论最后几乎都流于口水战式的人身攻击，或者变形成自动站队或表态的学术江湖重组，而在真问题的"煎逼"下进行探寻的学术成果却付之阙如，代之而生的是学术泡沫和精神垃圾。在问题与主义之间，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没有前者的经验性积累和沉淀，后者就不可能获得一个坚实的基础，而后者的规范性意义也必须放置在对现实社会的梳理和诊疗中才能"浮出水面"。
《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展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努力的方向，尤其是查尔斯·泰勒对人权非强制性共识的论述、托马斯·博格对"援助"全球穷人的实证性思考给予我们很多可贵的启示，那就是没有在直面海啸等类似灾难事件时的悲悯情怀，没有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自我规约，没有探索正义与文明价值的自觉追求，真正的学术是无从产生的，更遑论对公共生活有所裨益。
"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课题组
召开全体成员会议
2005年1月16日上午，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课题组在华东师大学术交流中心（新逸夫楼）431会议室召开了全体成员会议。会议分两个议程：一是学术研讨，邀请了上海社科院李维研究员谈有关居民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结果的报告，然后课题组成员从精神生活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的角度对此进行讨论；二是课题商讨，商讨
2004年度课题进展情况和2005年度工作计划。
一、学术研讨
（一）上海社科院李维研究员作关于主观幸福的报告。
报告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主观幸福的范畴和理论。
1、主观幸福的范畴。
李维研究员说，在国外，主观幸福（Subject Well-Being,简称SWB）的概念提出在1992年，而我国关注这一问题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主观幸福这一概念不同于我们通常讲的主观幸福感，它的界定包括情感和认知两个维度。从情感维度说，又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从认知纬度说，又包括整体生活满意度（如对现状、对历史或对未来生活的满意度）和特殊生活满意度（如对婚姻、收入、职业地位的满意度）。所以主观幸福范畴的界定包括积极情感、消极情感、整体生活满意度和特殊生活满意度这四个方面。
2、主观幸福的理论。
目前国外主要有五个关于主观幸福的理论。
（1） 社会比较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的主观幸福取决于人际间的比较，如向上与境遇比自己好的人比，主观幸福就弱，或向下与比自己差的人比，主观幸福就强。这个理论在一段时间非常热门，但现在受到了挑战，因为研究发现有些人不管生活在弱势群体还是强势群体，总是充满着乐观精神和幸福的体验。尽管这些人也在进行着人际间比较，但比较对他们的影响不大。
（2） 社会适应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人在社会转型时无论是遇到消极事件还是积极事件，也许当时会有强烈反应，或高或低，但经过一段时间反应都会回复到基点。如我国国民和市民的生活都是适应的。开始的时候的反应非常强烈。当初下岗的反应很大，现在弱化了。过去加一次奖金，3-5元钱也会激动，但现在加几百元都有点无动无衷。人具有一种生物性，对生活有很强的适应性。正是因为有这种适应性，不幸福的人也会幸福，幸福的人也会不幸福。
（3） 生活目标理论。用这个理论可以解释某一群体的行为。该理论认为主观幸福与一个人是否建构生活目标密切相关。有生活目标的人会乐此不疲，哪怕在旁人看来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本应该不幸福的人照样幸福。这就象有些人变卖家产集邮，或者象学术界的人一生心血放在写一本书上，晚上不睡觉，在旁人看来已经是非正常人的生活，但他自己却觉得很幸福。这样的人实际上是由目标指引。我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或者收藏爱好者群体的行为可以用这个理论解释。
（4） 活动成因理论。该理论认为目标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主观幸福，所谓的主观幸福是在过程中体验的，而不是由结果决定的。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人的生活幸福不幸福是从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目标对他已经没有意义。国外通过对恋爱婚姻的专门研究发现，实际上婚姻作为目标和结果已经没有价值意义了，恋爱的过程最让人幸福。等恋爱进入到婚姻，婚姻已经不能带来恋爱时的积极情感。再如我们写书，拼命写，等书发表后也就激动5分钟就结束了，但写书的过程却非常激动。
（5） 遗传理论。该理论认为，幸福不幸福的体验，不管是情感上还是认知上的，同遗传有关。我国对这个理论还没有研究。国外比较多的用两种方法研究，一种用孪生子（双胞胎）研究。这个研究发现，有很多孪生子之间生活满意度的接近程度大于兄弟姐妹或者同伴之间的。另一个途径是通过气质研究。生活满意度跟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有的人不管生活在弱势群体还是强势群体都照样乐呵呵的，这跟人格有关。而气质由遗传决定。有的人生来什么都看不惯，没有什么能让他满意，这不是生活让他去讨厌，而是他生来就是这样子，由人格中气质因素决定。
第二部分：介绍对于主观幸福调查研究的发现。
总共有七个方面的发现。
1、 研究主观幸福和经济收入的关系。
李维研究员说，美国有个全美生活质量调查，其中设定了12个指标，结果发现经济收入只排在第11位，并不是主要的。而我们自己的研究发现，假如把收入去确定一个基线，这个基线不是政府设定的基线，而是一个心理基线，如在上海人的收入中取个平均数2500元，或以上海教师这个群体的人均年收入4万元为基线的话，那么会发现，对基线以下的人来说，增加收入能提高他的生活满意度，对基线以上的来说，增加收入与提高生活满意度无关。也就是说，收入太高的人和收入一般的人，他们之间生活满意度的差异并不显著，但他们与基线收入以下的人相比，生活满意度有明显差异。由此我们得出五个结论。第一个结论：主观幸福与收入的关系不显著，与收入不平等和相对剥削的关系非常显著。第二个结论：收入只要在个体非常贫穷时才对主观幸福产生影响。随着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收入对主观幸福的影响会减弱。第三个结论：人的生活满意度跟实际收入没有关系，跟期望收入非常相关。第四个结论：如果配偶或家庭其他成员收入较高而本人收入较低，也不会影响他的主观幸福。第五个结论：收入预示着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噪音，如环境污染。有的人随着收入的提高而不满意，不是对收入的不满意，而是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不满意。
2、 研究主观幸福和经济繁荣的关系。
国外研究发现，不同国家的差异很大。对有些国家如葡萄牙、印度、墨西哥来说，经济繁荣对国民的主观幸福影响很大，而对另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来说，影响不大。我们的研究发现，收入增加的幅度与主观幸福度的提高不对应。上海市民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期望值的幅度也在增加。过去工资增加100元或200元都会让人激动，而现在即使增加1000元也有点无动于衷。第二个发现是，经济繁荣并不意味着收入平等。最敏感的是收入的不平等，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收入不平等就是人际不平等，人们想到的不是能力不平等而是人际不平等，这最容易造成生活满意度的下降。第三个发现是，加薪没有作用。我们的研究数据表明，加薪对学历低、受教育水平严重少的、小青年这三种变量来讲，暂时的加薪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有影响，但也只是短期效应。对中年人来讲，加薪毫无影响。因此政府需要研究加薪的策略。
3、 研究主观幸福和职业地位的关系。
国外研究认为，主观幸福和职业地位是两个因素。一个是职业地位比较高的人会营造一种生活风格，称之为主观幸福的象征意义。有一些职业地位相似的人聚在一起，他们聚会或喝咖啡的地方,包括子女读什么样的学校，他们的对话系统与其他职业群体不同，达到一定时间会形成磁场或圈子。圈外的人会模仿。但圈外人要学的话，不会感到幸福。如让知识分子和搓麻将的人在一起都会觉得别扭。第二个是控制能力因素。不同的社会职业地位群体的自我控制能力不同。任何一种对生活的控制都取决于社会资源。不同职业地位的人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源。职业地位高的人，拥有的资源多，因此他们动用这些资源和处理生活应急事件的能力就比其他群体强，主观幸福也就高。不能处理应急事件的人永远不会感到幸福。以上是国外研究的两个发现。我们的发现有三个，这与我们的文化相关。第一个发现是，不同职业地位的人同他实际的权力大小有关。上海市民的反映是，主观幸福不在于职业地位的高低，而在于在这个地位上拥有多大权力。如果拥有权力就感到幸福。第二个发现是，收入是否稳定。这与上海的海派文化有关。有很多市民到现在都还认为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不稳定，希望子女从事旱涝保收的职业。我们做过调查，发现上海的父母希望子女到稳定性高的单位去实习。第三个是职业声望的评价。对此市民的反映非常理智。比如虽然教师、知识分子的收入跟演艺界相比很低，但在市民心目中档次高的人还是知识分子。还做过一般演员和护士的比较，市民认为护士是正宗职业。
4、 研究主观幸福和性别、年龄的关系。
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的生活满意度比女性增加得更快。男性比较知足，女性比?quot;作"。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的生活满意度会提升，女性的生活满意度反而下降。第二，同样遇到消极的生活事件，男女两性应对事件的方法和策略不同。女性反复思考的频率高于男性，不能自拔的程度也高于男性。但是，男性的自杀率高于女性（中国农村女性的自杀率高可能与宗教有关）。第三，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照顾男性的比例大大超过男性照顾女性的。女性受到的虐待远远超过男性受到的虐待。第四，高收入男性压抑的比例低，但焦虑和易暴性很高。相反，高收入女性的压抑超过焦虑。换句话说，收入高的男性容易焦虑，收入高的女性容易压抑。第五，对青年人来说，男性追求地位超过追求收入，女性追求收入超过追求地位。
5、 研究主观幸福和人格特质的关系。
美国有个相当有代表性的研究：在1973年测量了5000名市民，把他们分成幸福组和不幸福组。十年后，追踪再测量这两组。结果发现，十年前生活满意度高的人十年后照样认为自己幸福，十年前对生活不满的人十年后照样不满。十年中，尽管这两组人的生活、家庭、收入、住宅各方面的客观指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却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没有影响。于是研究人员把因果关系归因为人格，认为有些人生来乐观，有些人生来忧郁。国外这方面的研究很多，而我国的研究很少。关于人格的研究，世界上有个著名的五因素理论：乐观、自尊、认真（太认真的人不会幸福）、外倾性（外倾的人比内倾的人幸福）、神经过敏。这五因素是人格的组成部分。这五因素的得分高低就与主观幸福密切相关。
6、 研究主观幸福和认知的关系。
有的人把自己的不幸福归因于客观环境和命运，有的人把不幸福归因于自己的能力和没有抓住机遇。不同的归因理论导致了处理应急事件的能力不同，这就与人的认知密切相关。
第三部分：介绍主观幸福的测量方法。
1、 关于主观幸福测量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李维研究员说，主观幸福的测量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再现测量，一种是跨时测量。再现测量的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再现测量不太科学。国外有个理论称之为高峰结局法则。如去问一个刚刚离婚的人对婚姻的看法，他的反映是高峰体验，会武断地对幸福不幸福下结论。跨时测量的是一定时间内的事情。国外研究最多的跨时是40年。而我国没有跨时研究，我国所有的研究几乎都是再现测量。再现测量因为高峰结局法则的存在，所以很难对人的主观幸福下结论，跨时测量因为是把事件放在历史长河中进行判断，所以再急躁再不满的心情都会淡化，对事件的看法就比较客观。因此在调查主观幸福时，必须交代清楚采用的是哪种测量方法，因为测量方法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
2、 介绍主观幸福的两种测量。
一种是主观体验，一种是客观指标。主观体验的测量较多采用三种方法：一种是社会调查方法，但社会调查方法很难从理论中揭示因果关系，因为社会调查方法不作变量控制。如婚姻和幸福的关系，大部分的调查结论都是良好的婚姻会带来幸福，但究竟是婚姻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幸福的人要结婚，这两者的因果关系很难通过调查揭示出来。第二种是实验方法，实验方法能控制变量。一般的作法是给被实验者讲个故事或放部电影，请他或她谈谈如果自己是故事主人公或电影人物的看法，通过投射法来揭示被实验者的主观幸福。第三种是纵向研究方法，但我国没有做，纵向研究需要大量经费。皮亚杰跟踪研究自己的孩子到44岁，直到自己去世。纵向研究很科学，主观幸福的研究应该做纵向研究，即追踪一个群体，随着个体的家庭变化、购房、下岗等因素的变化来看他们的主观幸福是否会增加。主观幸福的客观指标指收入、婚姻等，这方面的研究很多，这里不详谈。
3、 介绍当今世界较多采用的测量主观幸福的三个量表。
第一个是生活满意度量表，第二个是牛津调查量表，第三个是价值基础指标量表。李维说，这三个量表都可以标准化，他在每个量表后面都举了例子，如生活满意度量表的自陈量表，牛津调查量表的29个项目也全部列出，具体内容可详见刻录给童老师的光盘。我国目前查阅到的只有一个量表，来自山东，是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只讲主观情感的。李维主张我国搞社会科学的人采用第三个价值基础指标量表，这个量表是当今世界上研究主观幸福最权威的专家戴安娜设定的，设定了7个指标，包括控制、情感生活、理性、公正、环境保护、安全和阶层系统，每项指标中又有子指标。34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观幸福研究就是采用这个量表，其中包括中国的台湾。研究发现，世界上生活满意度最低的三个国家是意大利、法国和德国，最高的是尼日利亚、丹麦（国外的研究也有个不足之处，即把解释不清的事情都归因到宗教上，如认为尼日利亚人具?quot;非洲人格"，凡是具有"非洲人格"的人再贫穷也幸福，而"非洲人格"是来自宗教），台湾的情感指标排中流，生活满意度排在非常后面。如果我们调查采用这个量表，就可以和世界接轨，也可以进行跨区域跨文化的比较。
在报告的最后，李维谈了对零点公司《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的看法。他说，零点公司的调查采用的是自陈量表，但无法克服混淆再现测量和跨时测量的问题。从严格意义说，不能光看调查的结论，而要看调查的原始数据是否科学。
（二）报告结束后，课题组成员从精神生活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的角度对此进行讨论。
童世骏：听了报告有多方面的启发。第一从社会调查本身的研究方法来讲，实际上有很多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刚才讲的主观幸福调查的很多结论都与我们平时的直觉对应，但是我们的直觉不能算作学术成果，必须要有理论依据，经得起推敲。所以我们最后的研究成果要站得住脚，关键是方法要靠得住，理论要有依据。第二是感到精神生活和主观幸福的关系很复杂，也很值得关注。精神生活的富裕程度、精神生活的多样性、精神生活的质量等种种因素都与主观幸福有关系，这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第三是以后各子课题组都可以推荐自己课题组成员或与自己课题组有关的学者来为总课题组作报告，因为有些问题是大家共同的问题。
陈映芳：这些天我一直在考虑社会科学的有效性的边界问题。这次的调查反过来使我们反思科学性的问题。科学对人文、对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否也要有一定的敬畏心。调查中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高于城市居民这个结论放到哪个层面去理解，这要从心理学的调查指向社会学的警示甚至是哲学层面的解释。心理学强调的是个体因素包括性别、年龄等，但这还不够，社会学还要考虑结构性、制度因素对个体的规定。如把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高归结为农民思想简单的话，就会放过一些真正的问题。科学性如何在文化层面、精神层面体现，这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
张乐天：我提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幸福感与不同地区的文化、生活水准的差异密切相关，如果不考虑这些差异，只谈人的主观幸福，这种调查的目的意义何在？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有些研究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做出来的，如女人比较作这个结论是在上海这个背景下得出的，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在多大程度上就可以为女性下结论，这很成问题。第三个问题是，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离开了场域或社会情景就无法理解和解释幸福感。因此，谈精神生活和幸福感是否应该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场域中进行，这样可能会更科学一些。
陈映芳：我们需要考虑调查的目的是什么。如农民生活满意度比城市居民高的这样一个调查结果，有可能为现有的体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大家会觉得没必要讲三农问题，也可能为批判现代性、城市化的知识分子找到依据，最有可能的是让那些为社会危机担心的政治家放心。所以知识分子做这样的调查必须明确意义何在，反思自己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不能仅仅提供一些数据和结论。
田晓文：我介绍一些去年4月我们社科院和市委研究室进行的城乡居民的调查。这个调查和零点公司进行的幸福感调查有关。调查结果发现，确实农民的幸福感得分比城市居民高。农民的收入是城市居民的一半，他们收入中的一大部分是满足基本需要。而在城市居民中，家庭收入与基本消费无关。这也就是说，农民的收入更多是用于保证基本生活，但是农民的生活满意度确实比较高。我们在调查中问城乡居民对自己生活中最满意的是什么，问题完全是开放式的，我们把回答归类后发现最满意的三大因素是家庭和睦、子女有出息、就业较稳定。这三大因素的排序在农民和城市居民中基本一样。农村对家庭和睦的满意度达到80%，城市只有50%。这说明农村农耕的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有强烈影响。城市的生活方式的特点，生活形态的差别，在零点公司的调查中没有注意。我想有很多问题恰恰是因为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结果。在我们精神生活调查中也要考虑这些问题。我们还与上海统计局合作对上海市民的生活质量进行调查，作了一个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的量表，其中设定了心理状态的自我评价，等结果出来后可能也会对我们这个课题有帮助。
蒋逸民：提三个问题，第一，国外为什么要用Subjective Well-being这样的说法来称主观幸福，是否有文化上的因素？第二，我国采用国外的量表是否要考虑到跨文化的差别？比如西方是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而中国以关系为本位，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对人的主观幸福的影响如何在量表中反映出来？再如西方有浓重的宗教情结，而中国没有，因此宗教差别对人的满意度的影响如何在量表中反映出来。第三，是否要考虑社会结构的差别？西方是中产阶级占主要部分的社会结构，而中国正处于社会差距扩大化的社会结构，这如何在量表中体现？
李维：由于时间关系，我刚才没有展开讲。戴安那的量表实际上很具体，有一级项目、两级项目和三级项目，包括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和宗教因素都考虑在内。另外，我觉得陈映芳老师讲的有道理，我们以后做课题要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必须交待清楚背景：如调查的地方、群体和被试的情况。在精神生活研究中，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