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所隆重举行揭牌仪式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揭牌仪式于6月24日下午在文科大楼14楼举行。教育部社政司副司长阚延河、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俞立中、王铁仙、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长许红珍以及思想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出席了仪式。揭牌仪式由杨国荣所长主持，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和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学术委员、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所长熊月之研究员分别致词。楼宇烈教授指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成立，是我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的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它的成立对推动华东师范大学文史哲强强联合，展示其文史哲整体实力，推动校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具有重大意义。熊月之研究员认为，华东师范大学在人文学科的研究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自己的传统，文史哲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人物，如冯契、陈旭麓、吕思勉、钱谷融等等，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成立，则为实现文史哲不同学科领域的融合、渗透打下坚实的基础。最后，阚延河副司长、俞立中赴校长分别代表教育部和华东师大为研究所揭牌。
本所举行第一次学术委员会会议
2001年6月24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召开了第一次学术委员会会议。教育部社政司副司长阚延河、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俞立中、王铁仙、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长许红珍等领导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由本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主持，王铁仙副校长向该所聘任的学术委员颁发了聘书，所长杨国荣教授汇报了前期工作及思想所十五规划，陈卫平教授、王家范教授介绍了2001年度重大项目申报情况。与会委员还就学术委员会章程进行了讨论和修改，并对思想所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建议。
会上，所长杨国荣汇报了思想所的工作进展情况。他的汇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整改工作情况。去年七月，教育部组织有关人员前来本所视察、评估，有关专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本所进行了整顿改革。把本所原来的名称“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改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力图通过项目具体落实、融合文史哲三个方面的资源，我所申报的四个课题：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文向度、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及其走向、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20世纪江浙沪农村社会变迁中的文化演进，都涉及多学科的合作，在具体研究中，它要求不同知识背景（文史哲）的内在渗透和融合。随着学校的发展，新的建设项目的启动，本所资料室的问题、用房的问题等等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改善。第二，研究状况。研究所鼓励具有不同学科兴趣的专兼职人员，按照自己的学科特长，自选与研究所申报课题相关的项目。研究所近几年集中精力处理四个重大项目，根据此四大项目对研究所人员进行组合和调整，以便形成以具体项目为中心的若干课题组，使项目的实施有了具体的依托。第三，筹备国际学术会议。由思想所主办，并结合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北美中国哲学家学会、纽约州立大学全球文化研究所等单位的经济或科研力量，筹备“全球对话中的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第四，学术交流方面，我们一方面鼓励本所研究人员走出去，另一方面则把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来我所访问、讲学、座谈。2000年，本所有多人次到香港、台湾和美国等访学，2001年1－6月，有10人次到美国、挪威等地访学或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剑桥大学副校长、密西根大河谷哲学系系主任以及一些著名学者如汉克杰、黄勇等先后到本所访问。第五，编辑研究所的学术刊物《思想与文化》，第一期已经交给出版社。最后，杨国荣所长还就2001年课题申报情况、十五计划、存在着的问题等作了汇报。
在本次会议上，陈卫平教授和王家范教授还就2001年申报课题情况作了汇报。陈卫平教授负责申请的本所重大课题《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试图从整体性、综合性、具体性的层面，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从思想史和社会史的内在关联、个案研究与思潮研究结合的维度上，再现20世纪中国思想的图景。课题设计注重以下三个方面：世变与思变（考察社会重大历史事件带来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思想界对于这些重大事件的认识）、论辩与思辩（主要考察20世纪若干重要的思想论辩，从而把握理论思辩的演进线索）、西潮与思潮（考察西方思想在中国通过运用而取得新的理论形态的过程及其规律）。在研究方法上，这一课题突出体现文史哲相互贯通、渗透的研究方法，并把历史的考察与现状的关注结合起来，此外，在中西哲学交汇的背景下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也是这一课题的思路特点。王家范汇报了本所2001年另一重大项目《20世纪江浙沪农村社会变迁中的文化演进》的有关情况。这一课题致力于描述江浙沪农村各种文化要素和文化精神在20世纪的演进轨迹，继而着眼于20世纪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变迁的宏观背景，揭示20世纪江浙沪文化演变的深层原因。从而回答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实的和理论的问题。这一课题主要研究以下几个问题：转型期农村文化教育状态的演进、转型期农村家庭伦理的演化、转型期农村信仰与习俗状况的演进。
随后，杨国荣所长介绍了研究所“十五”规划的有关情况。十五规划的目标任务是：努力把研究所建设成全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领域中具有开放性、权威性、创新性的研究机构；发展和完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信息中心，使之成为全国现代思想文化领域最具影响、最为重要的信息与科研中心；以研究所的工作辐射本校有关学科，推进有关学科的整体发展和提高；办好本所的学术刊物《思想与文化》，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领域公认的权威性学术刊物；注重文化研究的规范意义，在不断形成创新理论成果的同时，提供文化发展的咨询服务；以项目为中心把综合性的研究与个体性的研究结合起来；进一步扩大与海内外学术界的交流与互动。在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努力建立一支相对稳定、高素质、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引进一些具有博士学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科研人员；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加强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十五期间，本所将主要研究的领域和方向明确规定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两个方面。研究的重大课题是：（1）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文向度；（2）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及其走向；（3）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4）20世纪江浙沪农村社会变迁中的文化演进。
有关领导和学术委员会对于所长的报告以及陈卫平、王家范的课题介绍表示满意，并对他们在汇报中提出的一些具体困难或问题进行了讨论、切商。这些问题包括校外研究人员的驻所问题、思想所的办公经费问题、如何搞好学术刊物的问题等等。
学术委员会还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章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并且对于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指导。
本所主办“全球对话中的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日前召开
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一个多元的世界文化格局正在形成。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在这一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文化能为世界提供什么?为了推动对这些重大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加强中外学术的交流与合作,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主办, 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纽约州立大学全球文化研究所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协办的“全球对话中的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6月25日至27日在上海金沙江大酒店召开。教育部社政司副司长阚延河、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俞立中、王铁仙等领导出席了会议并致词；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许红珍参与并指导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和全部过程。著名学者王元化、以及来自北美、欧洲、香港及中国大陆的七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就全球化视域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的比较与沟通、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全球化过程中的问题及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等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研讨的重点内容综述如下：
一、全球化视域中的中国文化
与会者首先就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研究的方法问题进行了研讨。著名学者王元化教授等认为，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至关重要，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上，而应在沉潜的基础上，通过直觉从精神实质上加以领会和默契。对异质文化的真正理解往往是一个艰苦而长期的过程。比如佛教自传入到被中国本土文化所吸收，前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时间。他以胡适和王国维在中国文化研究中的教训和经验为例，指出中国文化有着自身的特点，这要求我们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不能以西方文化为坐标，进行生搬硬套的、教条化式的比附性研究，而应以之为参照，充分彰显本民族文化的特点。参照系的选择应十分慎重，选择不当，便可能对传统挂一漏万，甚至遗漏某些精华。
伴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一个多元的世界文化格局正在形成。中国文化如何积极参与这一进程？与会者认为，全球化对于中国文化既意味着挑战，也意味着机遇。面对全球化,我们既要有谨防代价的意识, 同时也要有拥抱机遇的意识。一方面，全球化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加剧了对世界各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根源性的同质化；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西方世界在自我批判和反省的基础上,已经提出了重返德性的倡议,力主从脉络主义的立场来理解道德和价值,这些都与中国儒家所主张的从社会关系、人群网络中建立和发展自我价值的思路具有某种相似性,这给中国文化加强与西方文化对话,主动拓展自己的话语空间,积极参与世界的全球化进程提供了契机。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西文化的碰撞将不可避免，如何将这一碰撞变成具有建设性的对话与沟通，将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文化”概念的澄清无疑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学者从比较哲学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对文化概念的看法。就文化概念来说，主体和文化传统的范围涉及到当下和未来的种种挑战，神话中的远古圣人现在已经变成了历史中的自由主体。这里起作用的是西方的主体概念，而不是始于远古圣人的东方文化传统。主体在现代思想中是行动着的、有作为的概念。中西文化在寻找共同点之前，应该强调的是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平等竞争；在进入文化对话之前，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学者应该意识到他们着手方式的区别，应当着眼于文化对话的实践本身，从文化职能去展开对话；应当着眼未来，避免偏执的态度。同时，为了不丧失对话的严肃性，对话应主要在证据的层面上展开，并汇入到有承载能力的兼容结构中。
如何在多元的文化背境中获得对本民族的集体认同，这也是与会者讨论的热点问题。有学者认为，存在着两种认同模式：事实性的认同和建构性的认同，前者强调对已有历史文化的认同，后者则认为应该在现代背景下重建集体认同的目标。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认同主要是事实性的认同，这种认同现在只剩下空洞的认同情感。在“好”〔good〕与“正当”〔right〕已经分化的今天，价值的多元化使我们很难再在“good”的意义上建构某种认同目标，这一目标应该在“right”的意义上去寻求。
中西文化的沟通在更深的层面上往往展开为哲学的对话。有学者认为，西方哲学并不是一种普遍的哲学形式，对西方哲学的一味模仿反而会模糊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是两种不同的哲学形态。中国哲学中没有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西方哲学追求的是知识论意义上的真理，中国哲学追求的则是存在境界的提升。这种不同导致了中西哲学在语言上的差异。与会者从这一点出发，就“康德问题”与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意义进行了探讨，认为康德哲学要解决的是知识世界与价值世界的紧张问题。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的“语言学转向”，其实是康德问题的延伸与发展。康德问题最终只能纳入语言哲学中才能解决。中国哲学承认“存在语言”、“意象语言”的存在，认为语言具有评价功能，而不是单纯的指称或表意，这一特点为通过语言解决康德问题提供了思路。
有代表从现代英国哲学家波兰尼（Micheal Polanyi）的知识观出发，认为20世纪中国形而上学对知识和智慧的划界包内含着对知识的三种误解：a、认为知识是纯粹客观的；b、知识可以形式地表述为命题系统；c、科学知识与传统无关，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事实上，知识的研究仍需个体的介入，知识不仅包括可以表述为命题系统的明确知识，还包括不能化约为命题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默会知识中存在着明显的传统和地域特征。这表明，20世纪中国形上话语本以克服实证主义为旨归，但却分享了实证主义的知识观，而后者对知识的理解并不充分。
古代希腊和同时期中国思想，多年来一直吸引着众多诠释者的目光。与会者就这一时期的思想重新进行了解读，认为由于传统的差异,古代中国和希腊的思想家们在思考自然和人的关系时,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比如在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中已经具有西方客观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倾向,这一点与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思想大不相同。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不同的文化后果。
有学者还就中国古代逻辑进行了讨论，认为中国古代语言中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西方的逻辑（比如类比推理等），这种逻辑虽然不以命题单元为中心，不具有西方逻辑的形式，但仍然有其自身的地位和价值。
二、全球化视域中的伦理思考
全球化能否获得某种普遍伦理的支持？道德与政治可否沟通？有代表认为,在这一方面，孔子和柏拉图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启示。孔子是最早将仁爱作为人之内在本体，并从中引出个人和公共道德准则的哲学家。在孔子那里，仁不仅是美德的来源，也是政治领域中正义的来源，从后者可以引申出仁政。柏拉图哲学中“爱”的概念（eros）与孔子之“仁”虽然存在着来源上的不同，却具有相同的道德涵义，二者都被赋予了一种特定的道德和政治功能。我们在柏拉图和孔子的思想中所看到的，是那种把个人的修身养性与国家的和谐有序沟通起来的普遍伦理。柏拉图和孔子的仁爱思想可以作为现代社会道德和正义的共同来源和基础。
有学者还从“理一分殊”出发解释了儒家的“爱有差等”，并将其与基督教的“普遍之爱”进行了比较。认为爱有差等以承认对象的差别性和独特性为前提，要求对不同的对象应以不同的方式去爱。较之基督教的普遍之爱，儒家的爱有差等更能体现爱与正义的一致性。通过创造性的诠释，儒家的仁爱能够成为全球伦理的基础。
有学者还对儒家伦理与现代人权观念进行了比较，认为作为民众的权利与作为个体的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人权概念指的主要是后者，儒家所重视的是民众而不是个体的权利，是道德上的人格而不是法学上的人权。儒家伦理要与现代人权观念相融合，就必须进行创造性的重构。
普遍伦理不仅要求共同的道德基础，也要求超越伦理学上实质与形式的紧张。有代表就伦理学上形式与实质的对峙以及如何走出这一对峙进行了探讨，认为道德既有形式的方面，亦有实质的维度，作为道德的二重规定，形式与实质各有其存在的根据，而非彼此相斥。然而，在哲学史上，具有不同倾向的哲学家与哲学学派，往往主要强调了其中的一个侧面，由此导致了二者的分离与紧张。中国哲学中的仁礼统一、经权之辩等方面的思想，为克服这一分离和紧张提供了启示。
从另一侧面看，普遍伦理亦要求语言的恰当使用。有学者从哲学的高度，对不久前中美双方就美国政府在撞机事件发生后给中国政府的道歉函中所使用的道歉语汇的争议发表了看法。认为词语不仅仅指称真假，它们也是姿态、行为，是我们交往与存在的方式。该学者提议在国际关系中采用生物学模式的因果概念。这个概念可以落实到建立一个动态的国际礼节系统，在这个礼节系统里，语言恰当、艺术和创造性的运用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与会者还从道德契约论出发，探讨了内心谈判、个人规则与基于理性的道德之间的关系，并就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学、动物的道德地位和权利，以及废除或保留死刑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三、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省视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与演变，都与西方思想有着深深的纠缠。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便表现为一个不断接受西方思想冲击和影响并使之中国化的过程。换言之，全球化具有西化和中国化的两面。就前者而言，有学者以全球化为视野，对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中国思想界的西化思潮作了考察，分析了全球化与西化概念的含义和二十世纪前五十年西化思潮的内涵、特征及其对现代化的构想，认为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架构对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具有重要意义。就后者而言，有代表指出，西方思想对近代中国产生影响力的过程，就是西方思想中国化的过程。西方思想的中国化是指它在中国取得了不同于西方的新的理论形态。这一过程始终存在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这一关系具体展开为三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环节：变革、融合、制约。西方思想的中国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变革是为了使人们认同西方的思想观念。这种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又表现为与传统文化的某种融合。无论是变革或融合，都以对西方思想的理解为前提，而作为主体观念结构的传统文化又制约着对西方思想的理解。
从另一侧面看，全球化对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重大影响之一，是激起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有学者认为，在20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诸多流派中，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不论从理论创造还是从思想影响看，都是最为突出的。在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发展中，梁漱溟、冯友兰、徐复观是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对全球化的影响与中国文化的前途作出了各有特点的探讨。虽然以文化保守主义立论，但其中有许多合理的内容，他们的许多探讨，都值得我们今天在探讨全球化问题时重视和汲取。
近代女性主义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视为西方思想影响下的产物。有代表认为，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女性主义的兴起提供了舞台，但由于中国文化素来缺少女性主义传统，不具备靠本土文化资源发展女性主义的思想资源。在全球化背景下汩汩东来的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弥补了这一缺陷。西方女性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女性解放的概念、领域和争取女性权利的方法，新文化运动时期被直接借鉴和吸取，用以构建中国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后，新兴的知识分子通过比较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构建了中国的女性主义理论。
此外，有学者还就全球对话中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指出目前大陆与台湾近代史研究中最引人关注的共同倾向是在研究中彻底贯彻民族感情、民族性和爱国主义，在这一问题上台湾比大陆更甚。这遮蔽了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的许多深刻的社会政治问题，如满汉矛盾等等。在全球化的今天，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应该超越狭隘的民族感情，自觉追求“实事求是”、“不带偏见”的态度和境界。
综观本次研讨会，尽管与会的七十多位专家学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研究领域亦各不相同，但仍在本次会议的主题上达成了如下共识：全球化已经将不同的文化价值系统推向共同的世界舞台，但这并不意味着泯灭不同文化价值系统的多样性。相反，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是在文化的一体化和多元化之间保持必要张力的适当形式。对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双重确认，不仅有利于本土文化，也将有利于世界文化的发展。本次大会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是一次高水平高层次的国际学术会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
举 办 学 术 讲 座
● 2001年5月1—3日，本所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康德研究专家Thomas Pogge教授到本所就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一书作了系列的学术讲座。Thomas Pogge教授的演讲涉及康德道德哲学的各个方面，澄清了以往对对康德伦理学的某些不恰当诠释，增进了本所研究生对于康德哲学的理解以及用外语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
● 2001年4月28日，本所邀请国际著名哲学家、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哈贝马斯到本所顺访，并作题为“再论理论与实践”的专题讲座，他的演讲内容主要有：
■ 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历史演变
■ 理论（哲学）独立于实践的价值
■ 哲学在今后所承担的角色
本所所长杨国荣教授、中国近现代思想研究室主任高瑞泉教授参加了接待工作，并与哈贝马斯进行了学术座谈。
● 2001年4月18日，本所邀请德国著名学者、汉学家汉克杰（Heinrich Geigger）博士到本所作了题为“论中国的笑与美学”讲座，并与本所研究生座谈讨论。汉克杰博士报告的主要内容有：
■ 笑在中西文化中的不同意义；
■ 笑与主体自由感受；
■ 笑与美学。
● 2001年6月18日，应本所邀请，北美中国哲学家学会会长、哈佛大学博士黄勇教授到本所作了题为“当代美国哲学”的学术演讲，对于当代的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作出了清晰的梳理和深刻的分析。黄勇对于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的实质作了自己的理解，并提出动态平衡的概念以试图超越二者之间的对峙。
本所人员的出访和学术活动
● 2001年4月6—8日，本所所长杨国荣教授到西安参加了“文化传统与文化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了题为“文化建构与传统文化”的报告，就文化的建设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 2001年4月20日——30日，本所兼职研究员顾卫民教授赴澳门做学术访问。
● 5月1日——6月30 日，本所兼职研究员顾卫民教授赴台湾政治大学做学术访问。
● 2001年1—4月，本所研究员罗岗在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作学术访问。
● 2001年5月11—12日，本所杨国荣教授、陈卫平教授、高瑞泉教授参加由上海师范大学主办的“现代性与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三位教授分别作了如下的报告：
■ 杨国荣教授：《反思现代性》
■ 陈卫平教授：《儒家哲学的现代价值》
■ 高瑞泉教授：《20世纪中国哲学的现代性》
● 2001年5月24-26日，本所研究员赵修义教授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全国第三次经济伦理讨论会”以及由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上海市委党校联合主办的“三个代表与党的建设讨论会”。2001年6月24-27日，赵修义教授参加本所主办的“全球对话中的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他作了如下的报告：
■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伦理》
■ 《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 2001年6月8—10日，所长杨国荣教授到北京参加了教育部社政司举办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工作会议”。
● 2001年6月1—17日，本所研究员罗岗参加清华大学—加州伯克莱大学高级理论班。
● 2001年6月23—25日，本所研究员罗岗教授参加上海师范大学主办的“上海与台北：城市文化比较学术研讨会”以及由本所主办的“全球对话中的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两次大会上宣读的论文分别是：
■ 《想象城市的方式》
■ 《认同的悖论——全球化浪潮下城市文化的认同》
所 外 人 员 来 访
● 2001年4月19日，美国密西根大河谷大学哲学系主任斯蒂纹森教授及部分教师应邀到本所访问，并与所长及部分研究人员座谈，就西方哲学，特别是美国哲学的当代走向、状况、前景以及中西哲学的交流等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 2001年4月20日，海南大学张志扬教授、陈家琪教授、萌萌教授一行应邀到本所访问，并就德国哲学、如何在现代哲学的背景下考察理性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哲学关联等问题进行学术交流。同日，著名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张世英教授应邀在本所就当代哲学中的“语言转向”问题作出了深入浅出的讲演。张世英先生报告的内容是：
■ 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本质；
■ 在场与不在场与形上学的转向；
■ 语言转向与艺术在形上学中的位置。
● 2001年4月28日，绍兴文理学院的二位教授专程到本所访问，并就如何参与“20世纪江浙沪农村社会变迁中的文化演进”课题，与项目负责人王家范教授作了深入的探讨，初步形成了就“20世纪江浙沪农村社会变迁中的文化演进”课题进行合作研究的意向。
● 2001年6月23—24日，本所研究员易惠莉教授参加上海师范大学主办的“上海与台北：城市文化比较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宣读论文《沪台两地中国近代史研究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