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
工作简报
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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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目 录
杨国荣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发表学术论文
《社会科学战线》介绍杨国荣教授的哲学研究
加拿大McMaster大学Barry Allen教授、新疆师范大学阿布力米提先生等来我所作访问学者
杨国荣、罗岗、郁振华诸教授到国外访问研究
本所研究员所作学术讲演
本所研究员出席学术会议
本所研究员获2006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课题立项
高瑞泉教授被大阪市立大学聘为客座教授
新版思与文网站正式运行
思想所领导班子调整
奎纳尔·希尔贝克关于“社会文化现代化选择过程中的问题”的演讲
杨国荣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发表学术论文
杨国荣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发表《庄子哲学中的名与言》一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庄子》哲学作了解读。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对名与言的考察，构成了《庄子》哲学的重要方面。以名实之辩为背景，名与言的考察既涉及语言形式与涵义的关系，也指向概念与对象的关系。与名实之辩相关的是言意之辩，后者所指向的，是言与意的关系。同时，对《庄子》而言，名言的作用首先表现为对存在的"分"和"别"，"道"作为存在的普遍原理，则以"齐"与"通"为内在品格，后者使道与名言呈现内在的距离和张力。"道"能否以名言来把握？是否存在非一般名言的把握方式？以上述问题为对象，《庄子》进一步展开了道与言之辩。对名与实、言与意、道与言等关系的辨析，既展示了《庄子》的多重理论视域，又表现了其思想的复杂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杨国荣教授已多次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论文，内容涉及中国哲学史、哲学理论的各个方面，这是该刊第八次发表杨国荣教授的学术论文。
《社会科学战线》介绍杨国荣教授的哲学研究
《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四期以"中国哲学史家"及"学术名家"为题，以图文的二种形式介绍杨国荣教授的哲学研究。
文章认为："综观杨国荣教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发现，它呈现为一种有规律的两极运动：穿梭于古今，来回于形上与形下，时"虚"时"实"，忽"善"忽"真"。他的硕士论文处理的是胡适与清代朴学的方法论，而博士论文则是通论王学；1990年代初他以"善的历程"为题考察了儒家价值体系的衍化，后又转而考察了近代中国实证主义；1996年他完成《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同年"中国近代科学主义"开始进入他的研究视野。""基于史与思应当融合的看法，杨国荣教授对哲学的元理论思考一直较为关注。早在1994至1995年在牛津大学访学期间，他就对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考察。不过，总的看来，杨国荣教授的哲学研究似乎可以1998年为分水岭，此前侧重于"史"，此后致力于"思"。如果说《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2002）以善的沉思为内容，那么，《存在之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上学》（2005）则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展开为面向存在之思。有意思的是，这个情况与乃师冯契不无相似之处：后者的理论著作"智慧说"三篇也是在他写出系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之后。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对"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的一种应证。相对于他的哲学史研究，杨国荣教授的元理论探索似乎更能体现他个人的哲学洞见。杨国荣教授的这些研究无意于进行某种体系建构，它所注重的是那些具有实质意义的内在问题，杨国荣教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毫无疑问，将进入到中国哲学的未来历史当中，成为人们攀登更高智慧之境的梯子。"
加拿大McMaster大学Barry Allen教授、新疆师范大学阿布力米提教授等来我所作访问学者
受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邀请，来自加拿大McMaster大学的Barry Allen教授来到我所，作为期 9个月访问学者。
Barry Allen教授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博士，师从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罗蒂。他曾先后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与以色列希伯莱大学，现在是加拿大McMaster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他在认识论、维特根斯坦研究等领域，都有很深造诣，现已出版了《哲学中的真理》、《知识与文化》等著作，并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论文，其思想灼有创见，在学术界产生了可观的影响。
从9月15日开始，Barry Allen教授将在思想所为我校哲学系的研究生同学开设一个有关维特根斯坦哲学及认识论方面的研讨班，讨论后现代的知识论问题；并为同学们作若干专题讲座，介绍西方古典哲学及当代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对一些重要哲学问题的探讨。虽然Barry Allen教授是第一次来中国，但他对中国哲学并不陌生，并且充满了兴趣。此次研讨和系列讲座将会结合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古典哲学的比较而进行，Barry Allen教授希望在与同学们的交流互动中将讨论和研究导向深入。
参加研讨班的同学非常欢迎这种教学形式，认为邀请像Barry Allen教授这样的国际知名专家学者给大家做系列讲座，介绍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既能够开阔同学们的视野、增长学识，也训练了现代学术界所需要的中西比较的思维方法和作研究的技能，对教学和研究工作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新疆师范大学阿布力米提教授来我所作访问学者，为期一年。
我所杨国荣、罗岗、郁振华教授到国外访问研究
我所所长杨国荣教授受“福布来特”项目资助到美国斯坦夫大学访问研究，为期一年。
受纽约大学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合作项目之邀，我所罗岗研究员到纽约大学访问研究，为期一年。
郁振华教授受哈佛-燕京社资助，到哈佛-燕京作为期一年的高级访问研究。
本所研究员所作学术讲演
2006年9月28-10月3日，高瑞泉教授应邀访问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参加大阪市立大学承担的日本COE计划之"都市文化创造中人文科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9月29日在其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做了题为“在思想与学术之间——近十年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之一瞥”的精彩讲演。
高教授首先明确“近十年”与“现代”之所指，前者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段时间。“现代”主要是指20世纪，但是也包括了19世纪中叶。即一般所说的“近代”。
高教授指出，“文革”结束以后，有一个“解放思想”的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开始恢复和上升，学术、理论、文学、艺术，都开始有一个复兴。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虽然一直存在，但是也慢慢从极左意识形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上世纪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冯契先生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冯友兰先生的《中国现代哲学史》（后来收为《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册）。思想家个案研究做得比较有影响的有姜义华的《章太炎思想研究》，王栻先生的严复研究，陈旭麓先生的近代史研究中等等。总的说来，80年代的特点有如下几条：
一、主流是激进的启蒙主义的，肯定主张激烈地改变中国现状的思想，包括“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基本价值，思想倾向上是所谓“新启蒙”。
二、受渐渐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影响，思想史研究的重点从强调“革命”到同时承认“维新”、“改良”甚至“洋务”的合理性。
三、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向西方学习（甚至全方位地向西方开放）是其主流。
四、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时论效用和思想表达，超过知识增长和学术价值的追求。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许多人采用所谓“荆柯刺孔子”的策略。
1990年代发生了许多变化甚至转折，其中之一，是所谓“思想淡出，学术凸显”。
1990年代的第二个重要转变是“反思启蒙”、批评五四运动。
1990年代的第三个重要转变是新儒家成为显学、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
1990年代的第四个重要转变是自由主义成为公开的诉求，并且遭遇“新左派”的激烈批评。
高教授指出，20世纪中国的一大特点是，变化多而快。几乎是每十年有一变。但是，有一个变化是积极的，一方面，关心和从不同学科出发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增多了；另一方面，原先在中国的学科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的“思想史”，渐渐因为对思想的关心、因为学科分化太多而造成的综合需要，现在又展现出改变其过分边缘化的可能。
综观这些变化，高教授说：
第一，中国现在还处于“后经学时代”，即一方面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空间大大扩展了，再也没有哪一种学说可以轻易地获得独尊的地位；另一方面，从思想表达、学术争鸣到理论的创造之间似乎很有还长的路要走，特别是全球性的价值迷失问题，在中国一样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第二，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就其提醒人们注意自己的文化传统，有它的合理性。象中国这样的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听任其传统断裂是难以真正建设起一个现代国家的。但是，传统的生命力却在于融合现在处于强势的西方文化的过程中的再创造。关于这一点，我们很有许多事情要做。更不用说，对于随之而起的文化民族主义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所以最近中国学术界对于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有许多新的讨论。
第三，虽然最近十年，在有些人那里，激进主义变成一个贬义的词儿，但是，我们知道，思想学术上的问题，常常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20世纪中国的激进主义是否就应该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失误负全部的责任，激进主义是否没有合理之处和积极的贡献，恐怕未能遽然定论。
第四，随着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实现，哈贝马斯说的那个历史接点似乎正在来临：经济合理性和官僚合理性（即认知—工具合理性）明显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现代社会的病症也开始显露。因此，最近，现代性批评渐渐成为广泛讨论的话题。与此相应的是“后现代”理论的介绍和翻译成为时尚。其实，前面我说的某些争论，也是现代性自我分裂的表现罢了。
第五，19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倾向现在开始受到批评，随着政治哲学变为显学，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批评也开始增多，如对贫富差距拉大和经济平等问题、对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对宗教问题以及对教育改革问题，都有严肃的批评。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可能是学术与思想结合的平台。
本所研究员出席学术会议
（以时间为序）
2006年7月5日，我所研究员姜进主持召开“民国上海的社会分层与大众娱乐文化”学术研讨会。
2006年7月6-7日，高瑞泉教授应邀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两岸三地社会理论与政策”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平等何以可能”。
2006年7月8-9日, 我所研究员高瑞泉、顾红亮应邀参加中山大学哲学系举之“体知与人文学”学术研讨会。顾红亮在会上作题为《责任与体知》的发言。主要关注：杜维明的体知概念包括伦理之知，体知责任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体知责任在认识层面上表现为“负何责”的问题，即人是如何体知到伦理责任的？梁漱溟和列维纳斯提出了“理性”和“欲求”两种体知责任的方式。体知责任在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如何负责”的问题。责任的践履不是现成的，而是在伦理情境中生成的。上述两个话题都涉及到“负责为何”的根本性问题。在人际关系中体知责任是人的存在获得统一性和责任主体得以确立的保证。从尊重或敬重等不同的路径来体知责任进而塑造责任主体本身就是我们应该担负的“责任”。
2006年7月14－17日，文军教授参加中国社会学会2006年学术年会，主持了“城乡协调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专题研讨，并在三个专题小组上做了专题发言与评论。
2006年7月23日-26日，胡晓明教授参加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诗学”学术研讨会， 宣读论文：《中国诗学札记五题》，探讨近代诗学史等若干问题。
2006年8月4日-7日，胡晓明教授参加贵州省文史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之“郑珍诞辰二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会上提交论文：《斯文留脉倘关天：郑珍及同光体的文化诗学》，探讨晚清诗学与社会思想的问题。
2006年8月11－14日，文军教授在沈阳出席2006年度教育部高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暨系主任联席会议，并参加了“社会学教学与社会学研究中国化”的专题研讨。文军教授还就“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提交了论文。
2006年8月16－20日，陈贇研究员应邀参加在河南鲁山县石人山风景区举行的2006年度两湖论坛，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当代中国人的信仰重建问题。来自北京、上海、湖北、湖南等地，由哲学、史学、文学、法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组成的，近二十位青年学者参加了论坛研讨。陈贇提交论文“何谓中国人的信仰”，从古今之争的视角提出了非信仰类型的民族与文化何以向信仰性文化的转换，历史地解析了中国人内涵的古今转换。
2006年8月19－22日，许纪霖教授在安徽黄山参加由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办之“地域中国：民间文献的社会史解读”国际研讨会，提交论文《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
2006年8月20日-8月24日，盛邦和教授参加由扬州大学举办的国际研讨会：“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作了关于“中国、日本、韩国史学比较与21世纪走向”的学术报告。
2006年8月23-25日，姜进教授应邀参加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与法国科学院联合主办的"War and Wartime in Visual Representations" 学术讨论会，发表论文"Popular Entertainment in Wartime Shanghai." Berkeley, CA, USA.
2006年8月24－26日，许纪霖教授在北京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主办之“西学与清代文化”国际研讨会，宣读论文：《梁启超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
2006年 8月25－26日，陈卫平教授参加由上海师范大学、国际儒联、中国社科院宗教所联合主办在北京举行"儒学、儒教与宗教学"学术研讨会。
2006年9月1-3日，我所顾红亮研究员在新加坡出席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系和英语系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Democracy as Art, Belief and Culture: Dewey in Our Times”，在会上作题为《梁漱溟的儒家民主观与杜威》的发言。论文关注：梁漱溟的民主观受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较大影响。在以杜威为代表的西方民主观与儒学等多重影响下，梁漱溟提出一套儒家民主观念。这套观念以“义务”而不是以权利为核心，主张人治与法治的、贤者政治与多数政治的调和。梁漱溟的儒家民主观存在着理论上的两歧性。对于梁漱溟而言，重要的不是儒家民主话语，而是儒家民主的实践及其精神。在一定意义上，梁漱溟在乡村建设中进行的儒家民主实践可以看作是杜威的“创造性民主”的实验。
2006年9月9日-9月10日，盛邦和教授参加由复旦大学举办的“东亚比较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国际研讨会。会上发表论文“中国、日本、韩国文化比较与现代化”。
2006年9月16日至17日，胡晓明教授参加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主办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出版咨询研讨会，会上作了题为“文化生产与文化意象，论述文化生产时代的中国文化意象如何走向世界”的发言。
2006年9月21-22日，陈卫平教授参加上海社科院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
2006年9月21－22日，文军教授应邀在上海出席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并参加了“经济起飞中的社会”分论坛。文军教授还就提交大会的论文“生活结构的解体与重构：中国城市化建设的一项未预期后果——以上海市城市改造为例”作了专题发言。
2006年9月21-22日，姜进教授应邀参加在上海由国务院新闻办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学论坛"学术讨论会，发表论文"后现代情境与美国中国学中的女性主义史学"。
2006年9月21－22日，许纪霖教授参加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发表论文：“以世界为目的，中国为方法”。
2006年9月23日-26日，高瑞泉教授参加曲阜师范大学举办之“儒学与现代化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论新儒家的'返本开新”。
2006年9月23－24日，陈卫平教授参加在南京举行，南京大学主办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整体出版暨纪念匡亚明100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
2006年9月23日，许纪霖参加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主办之“中国城市史国际研讨会”，担任会议主持人。
2006年9月24－25日，许纪霖教授在苏州参加哈佛燕京学会主办之“哈佛燕京苏州论坛：‘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东亚视角’”，会上主题发言：“人文学与大学理念”。
2006年9月25-26日，陈卫平教授参加在北京举行，国际儒联和德国阿登纳基金会联合主办之"孔子儒学与中国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6年9月28-29日，我所刘梁剑博士、贡华南博士应邀参加上海玉佛寺主办之“佛教伦理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会上刘梁剑提交论文“‘菩萨’的伦理学义蕴”，贡华南宣读论文：“‘相’与‘象’之辩-熊十力哲学的运思趋向”。
2006年9月30日，高瑞泉教授在日本参加大阪市立大学承担的日本COE计划之"都市文化创造中人文科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上发表论文“晚清教育改革与价值观之变迁 ——以科举制度的废止为中心的考察”。 该文是以科举制度的废止为中心，来考察晚清教育改革与当时的价值观念之变迁的关系。文章表明，在清廷决定废止科举这一事件的后面，有着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深刻变迁。主事者的意图是政治的，但是价值观念的新变化早已经决定废止科举、设立学校不能为他们设想的政治目标服务了。因为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高举的科学和人权两面大旗，在清廷废止科举的当口已经隐隐约约地瓢动着了。
我所研究员获2006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课题立项
2006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课题及青年课题的评审结果公布，我所两项课题获立项，分别是：杨国荣教授申报的课题“《庄子》哲学的深层内涵”、 易惠莉教授的“上海城市近代化进程中本邑绅商家族史的衍变”。
高瑞泉教授被大阪市立大学聘为客座教授
2006年9月28-10月3日，高瑞泉教授应邀去日本参加大阪市立大学承担的日本COE计划之"都市文化创造中人文科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并被大阪市立大学聘为客座教授。
新版思与文网站正式运行
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部重点文科基地中国现代思想与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思与文网站www.chinese-thought.org经过近两个月的重新设计，日前以焕然一新的面貌正式更新运行。目前思与文网站下设"本所讲座"，"专题特稿"，"古今哲学"，"中外思想"，"新书推荐"，"社会理论"，"文化研究"，"史海钩沉"，"访谈随笔"等九大板块，涵盖文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我们倡导思想的碰撞与文化的交流，除登载思想所讲座录音、学术信息以及研究员的学术论文，主要以网络文摘的形式汇集中国乃至世界学者的优秀学术成果。
思想所领导班子调整
9月7日上午，俞立中校长来到思想所，代表校党委宣布了新调整的思想所领导班子名单，所长为杨国荣，副所长为：许纪霖（常务）、童世骏、王家范、陈嘉映、胡晓明。并就思想所如何参与学校的新一轮的大发展听取了所里的研究员们的意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会议上，杨国荣所长也宣布了所内的任命事项：所长助理为刘擎和陈赟，办公室主任为王玲。此外，城市文化研究室主任近期也作出了调整，许纪霖不再兼任，由罗岗接任。
奎纳尔·希尔贝克关于“社会文化现代化选择过程中的问题”的演讲
2006年9月28日15:00，挪威卑尔根大学荣誉教授，北欧哲学学院委员，挪威研究委员会委员，挪威科学院院士奎纳尔·希尔贝克在大学生活动中心作了题为“社会文化现代化选择过程中的问题”的演讲。
奎纳尔·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1937年出生，当代北欧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希尔贝克教授20世纪60年代曾担任西方学生运动精神领袖、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著名哲学家赫尔伯特·马尔库塞的助教，现担任挪威卑尔根大学哲学系和科学论的教授、兼任北欧哲学学院委员，挪威研究委员会（NAVF）（挪威学术研究的政策、项目和政策方面的最高机构）委员、挪威科学院院士（挪威学术界的最高荣誉）。德国柏林大学和中国华东师范大学的客座教授。
从1958年的《虚无主义？》到2005年的《哲学的无止境》，希尔贝克教授已经用挪威语、德语、英语和法语出版三十多本著作。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真理论》（Wahrheitstheorien, Frankfurt a.M., 1977）、《合理性和现代性：语用哲学文集》（Rationality and Modernity, Oslo/Oxford, 1993）。他与尼尔斯·吉列尔(Nils Gilje)撰写的Filosofihistorie(《哲学史》)是被译成十多个语种，是国际范围内使用最多的哲学史教材之一。
希尔贝克教授的学术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在综合英美和德法哲学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独具民族特色的“实践学”哲学传统；2）在沟通普遍主义和情境主义之间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逐级主义的交往理性观”；3）在结合哲学理论、实证科学知识和特定民族实践的基础上，探讨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普遍基础和特殊形态的问题，尤其强调咨议性商谈、人对自然的非技术性态度、各种理性观之间沟通等观念。上述第三点也正是希尔贝克的此次演讲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