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所举行校庆学术报告会
2001年10月16日，我所举办的以“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术传统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为主题的系列学术报告隆重举行。报告会与会者包括本所专兼职研究人员及本校文史哲一些有关教师、研究生，本次报告从文史哲三个学科展示了我校的人文学术传统与现代思想文化研究的关系。这些报告包括：陈卫平《冯契的智慧学说和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林在勇《吕思勉的史学思想》、罗岗《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传统》、杨国荣《追问伦理问题》，赵修义《关于洛克和斯密劳动价值论的哲学反思》、童世骏《新老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实用主义的不同态度》、顾卫民《中国天主教会历史上的本地化思考》、易惠莉《清末民初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实象》，等等。本次学术报告会展示了我校人文学术传统及其精神，研究人员在报告中提出继承已有的传统、把我校的人文科学推进到新的水平的期望。
本所人员出席不同主题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
?2001年12月19日—12月22日，本所研究员陈勤建在中山大学参加由中国民俗学会与中山大学联合举办的“现代社会与民俗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上海住宅消费地域文化人文基因的流变》。论文就上海地区消费文化进行了地域性研究，阐述了其中的人文基因的变迁情况。2001年10月3日－8日，陈勤建研究员在闽西连城参加由福建客家研究会、龙岩市宣传部以及连城县政府联合举办的“闽西客家古民居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培田古民居的文化原型及意蕴》。论文阐述了培田古民居的历史以及其内在的文化意义。
?2001年10月24日－10月25日，本所研究员顾卫民教授在意大利罗马格里高利大学参加由该大学主办的《纪念利玛窦抵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十七世纪罗马教廷与葡萄牙在中国传教事务上的合作与矛盾》。论文就十七世纪罗马教廷与葡萄牙在中国传教事务上的一致与矛盾进行了集中的分析。
?2001年10月12日－15日，本所研究员高瑞泉教授在台北福华宾馆参加台湾大学举办的“近世东亚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第七次研讨会”。提交论文《易理诠释与哲学创造——熊十力对周易的诠释》。论文就熊十力对于《易经》的哲学解释揭示出了经典诠释与哲学创造之间的辩证张力。
?2001年10月15日－10月18日，本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胡晓明教授在湖北武汉参加由武汉大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第十二届年会”。宣读论文《重建中国文学的思想世界如何可能》。论文阐述了中国文学的思想世界的概念，并对于重建中国文学的思想世界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2001年11月24日－26日，本所研究员胡逢祥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文科基地）举办的“唯物史观与21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究研讨会。提交论文《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传统》，论文讨论了由西方传入的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在现代的融合过程、中国史学传统中的唯物史观萌芽以及二者在更高的层次上结合的可能性。
?2001年10月24日－26日，本所研究员易惠莉教授在上海市邮政宾馆参加由上海市社联、上海市历史学会等单位举办的“辛亥革命与东南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孙中山、盛宣怀与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论文对于孙中山、盛宣怀在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中不同的观点与活动作了历史的分析。2001年12月25日，易惠莉教授在上海市民主党派大楼参加“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九十周年座谈会”。宣读论文《南京临时政府与中日和半汉冶萍借款案》。会议由民革上海市委、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中山学社联合举办。
?2001年11月19日－11月22日，本所研究员夏中义、罗岗参加上海大学中文系主办的“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变”国际学术研讨会。夏中义教授提交论文《在学术与思想之间》，对于学术与思想的关系进行了多层面的分析，认为学术的生命力在于思想。罗岗提交论文《对现代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思考》。论文就现代文化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层面、多维度的分析。论文指出，文化研究可以扩大文学研究的视野，并使其获得历史的、思想的深度。
?2001年11月23日－26日，本所研究员夏中义教授在广西南宁参加《南方文坛》2001年度优秀论文颁奖暨选题组稿会。宣读论文《80年代沪上文学批评家群评述》。对于80年代上海文学批评家群体进行了介绍，并对于其特征进行了分析。
?2001年11月17日－20日，本所所长杨国荣教授及陈卫平教授、高瑞泉教授在苏州参加苏州大学举办的“21世纪与中国学术创新”学术研讨会。杨国荣教授宣读论文《走向真实的哲学史》。论文阐述了作者的哲学史观：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的生命在于哲学，而哲学关注的是整体性的存在。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哲学史，哲学史的研究同时又是哲学的研究。论文强调，今后的哲学史研究，应该克服哲学与哲学史之间曾经存在的过于强化的对峙。陈卫平教授作了“90年代哲学史研究趋向”的发言，发言阐述了90年代以来哲学史研究的新趋向，并对今后的哲学史研究的方向作了前瞻性的发言。高瑞泉教授作了“熊十力对周易的诠释”的发言，这个发言强调哲学史的研究与哲学创新的统一性。
?2001年10月28日－30日，本所研究员赵修义教授在北京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讨论会”。宣读论文《经济全球化与我国道德建设的新课题》。论文对于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于传统道德的挑战，以及道德建设的方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层的讨论。
?2001年11月16日－17日，本所研究员童世骏教授在上海参加由上海市委党校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合办的“全球化和文明模式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风险社会”、“文明冲突”和“永久和平”》。论文对于现代文明特征进行了论述，并对于风险社会、文明冲突为根本特征的现代文明状况下永久和平之重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谢尔贝克、方克立等著名学者来我所作学术报告
?2001年10月13日，挪威卑尔根大学谢尔贝克教授来我所访问，并且作了题为“现代性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学术报告，在报告中对于哈贝马斯的有关现代性叙述提出批评，并且提出后现代性的问题。
?2001年1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国内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开拓者与组织者方克立教授在我所作学术报告《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文化》。讲演分析了全球化时代的基本文化特征，以及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中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2001年11月23日，本所研究人员郁振华副教授在本所会议室面向我校部分师生作了题为《二十世纪中国形上学的批判与超越》的学术报告，报告从默会知识论的视野出发，对于中国现代形上学话语内在的缺失提出了建设性的批判。论文认为，二十世纪中国形上学的话语从科学与玄学之争这个框架中展开，但是这个框架本身已经暴露了它的狭隘性。论文提出了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思考的方向。
?2001年台湾著名学者黄俊杰教授在我所会议室作了题为《近世东亚儒学的经典解释传统》的学术报告。黄教授首先介绍了台北学者从事集体性重大项目“近世东亚儒学的经典解释传统”的有关情况。然后，对于近世东亚儒学的经典解释传统作了分析。
本所举行学术委员会会议，讨论重大课题申报问题
12月22日下午，我所举行学术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讨论我所重大课题《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申报问题。会议由学术委员会主任楼宇烈教授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教育部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有关领导、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许红珍处长、全体学术委员会委员（除1人有事请假外）以及《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课题负责人陈卫平教授等等。在本次会议上，教育部领导介绍了课题申报后的评审情况，本所常务副所长陈卫平教授介绍了《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课题论证报告。在学术委员对于这个报告进行了讨论，并从各个方面对之进行了提问。
然后陈卫平副所长对于委员会的提问进行了答辩。
陈卫平教授所负责设计的课题《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其基本内容有这样三个方面：世变与思变；论辩与思辨；西潮与思潮。一、世变与思变。主要考察20世纪中国社会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带来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思想界对这些重大事件的认识的变化。准备以戊戌维新、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邓小平南巡讲话等九个重要历史事件来考察上述两方面的思想变化。从总体上看，前五个事件表现了20世纪中国对于改良和革命、民族救亡和思想启蒙、权威主义和民主政治等关系的思想认识；后四个事件表现了在生产力落后的中国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认识。二、论辩与思辨。主要考察20世纪中国若干重要的思想论辩，从而把握理论思辨的演进趋势。20世纪中国的思想论辩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选择什么主义的论辩。从五四的问题与主义、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论战，直至毛泽东与王明教条主义、邓小平与“两个凡是”等，表现了选择什么主义的理论思辨；2.选择什么道路的论辩。从五四的社会主义讨论、30年代“开明专制”和“人权”的争论、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直至40年代和50年代新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争论、80年代和90年代姓“社”姓“资”的争论，表现了选择什么道路的理论思辨；3.如何重建中国文化的论辩。从五四的东西文化论战、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讨论，直至80年代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和传统文化的讨论，表现了如何重建中国文化的理论思辨；4.以群己关系为中心的价值观论辩。在20世纪中国的价值观论辩以群己关系为中心，从五四的无政府主义讨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30－40年代延安对于个人主义批判，直至80年代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和人道主义问题讨论，表现了对于如何达到群己统一的理论思辨。三、西潮与思潮。主要是考察西方思想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取得新的理论形态而成为某种思潮。西方进化论取得了世界观的新形态；马克思主义取得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新形态；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在中国取得了方法论的新形态；西方非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取得了人生观的新形态。由此西学在20世纪中国成为某些思潮。
在研究方法上，课题对于以往的研究具有如下的突破：第一，打破学科分界，从哲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宗教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相互联系上，对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进行总体性的研究。因为上述的课题内容的三个方面，无论哪一方面都无法按学科分门别类进行研究。第二，历史考察和关注现状相结合。本课题的三方面内容，都是既有历史考察又涉及当今思想界讨论的的一些热点问题和重大问题。贯彻这一方法是力图通过我们对20世纪中国思想的研究，来回答目前思想理论界所关注的若干重要问题。第三，比较研究的方法。本课题的三方面内容都存在着和西方思想的比较问题。尤其是课题的第三个方面的内容，更需要通过比较的方法才能说明西方思想在中国取得了新的理论形态。
课题的研究思路是：以把握20世纪中国思想的特征为基础。20世纪中国思想主要有三方面的特征：第一，思想观念的演变与社会变革以及对这些社会变革的认识紧紧相联；第二，思想观念的演变与思想文化的论辩紧紧相联，正是在这些论辩中集中表现了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理论思辨；第三，思想观念的演变与西方思想的影响紧紧相联，在20世纪中国的影响力的思潮无不受到西方思想的作用，或者说都是不同程度上的西方思想的中国化。正是从20世纪中国思想的这三个主要特征出发，我们为课题设计了上述三方面内容，课题的三方面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是和20世纪中国思想的三个主要特征。
学术委员会对于陈卫平的报告感到基本满意。但是，为了加强课题对于现代思想文化研究的创新与突破，委员会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对于课题中存在着的问题也给予了注意。最后，学术委员会全体成员投票表决，全体通过该课题的立项，在《学术委员会决议》中，委员会也提出了课题论证还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突出重点，力求更大程度上的突破。
首届冯契讲座 杜维明教授演讲
2001年10月22日－23日，著名学者，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教授受我校冯契基金理事会和本所邀请，在我校科学会堂面向全校师生，作了两场题为《何谓人》、《体知与智慧》的讲演。杜维明教授系哈佛大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现代新儒学第三期代表性人物，他在弘扬中国儒学、加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话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力。本次演讲由哲学系系主任、本所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室主任高瑞泉教授主持、冯契基金会副理事长马钦荣教授开幕词。杜维明教授的讲演引起了我校师生的强烈关注。
10月23日上午，杜维明教授与我所部分研究人员进行座谈，他介绍了西方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现状，并了解了我所的有关情况。本所研究员高瑞泉、童世骏、郁振华、崔宜明、陈赟等参加了座谈。
著名学者林毓生教授来我所讲学
应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华东师大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等单位的邀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著名汉学家林毓生教授于2001年10月20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作了题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两个重要问题”的学术讲演。
林教授认为“秩序危机”（Crisis of Order）和“向西方学习”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两个重要问题。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思想文化与政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民间社会的独立性不强,社会秩序往往为政治秩序所涵盖（比如,科举制度是社会“差序格局”中的最大动力，在民间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同时也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它为政治服务的意义比为社会文化服务的意义要大得多。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知识分子因为失去了这一制度上的依托，便迅速沦为社会中的“游魂”，这说明知识分子作为民间团体是不具有足够的独立性。），政治秩序成为整个社会秩序的承载中心，一旦这一中心崩溃，整个社会秩序便陷于瘫痪。所以，1911年清朝的灭亡，不仅标志着“天子制度”（政治制度）的崩溃，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文化和道德思想秩序的全面解体。换言之，社会秩序跟着政治秩序一起崩溃了。由此导致了一场异常重大和深刻的“秩序危机”，其影响至今犹在。
从社会学上看,秩序的形成和维持需要相应的中心,也就是权威。权威可以分为强迫性权威、自愿式权威和学术传承方面的权威。所谓传统秩序的崩溃,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权威的消失。随着权威的消失,合法性与正当性便受到了长期和普遍的质疑。社会学认为，人无法接受一个没有秩序的环境——他（她）可以面对和解决所有问题，但无法接受混乱。于是呼唤新的权威、新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以建构新的社会秩序，便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强烈要求，这一要求本身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动力。左派、右派、保守派、改革派、自由主义者顺应这一历史要求，为重新建构中国社会秩序作出了种种努力，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努力都是失败的。旧的秩序解体以后，保守派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中国社会可以有保守的意愿，但不可能再有保守主义，因为保守主义不仅失去了相应的制度基础，也无法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于是，真正的问题变成如何“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学习”并不等于“西化”，从严格意义上说，当年关于要不要“西化”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中国社会有着自己的特殊性，“西化”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所以“西化”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假问题。林教授通过缜密的分析，尖锐地指出：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主义，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都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他们的学习都是不成功的。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开山始祖，胡适极力倡导科学与民主，但胡适所谓的科学并不是科学，乃是科学崇拜，即把科学当作宗教来崇拜（胡适错误地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人生问题，而事实上，科学并不提供价值，无法为人生问题提供答案）；在民主问题上，胡适认为民主是“幼稚园式的政治”，这一观点更是浅薄到了令人“令人害臊的地步”（民主政治的建立是非常困难的，它需要一些重要的条件）。左派的出发点是人道主义，其“平等”思想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目的在于让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但结果却并未产生一个尊重人的社会。这方面的教训是惨痛的。林教授凭着几十年学养和感触，慎重指出：中国近几十年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对付政治权力，在这一方面，西方几百年来的民主理论和政治实践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林教授的讲演在与会的专家学者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第三代传人，早在五十年，他便对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从“良知”本体开出“民主科学”这一新外王）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近年来，他又提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有人问及“儒家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一问题时，他认为：相对于佛、道两家的避世，儒家直接面对社会和现实政治，这是其积极的一面。但儒家不注重制度，只注重人心。就注重人心而言，儒家对今的西方是有意义的（制度最终还是要靠人去落实），但儒家这方面的功能只能在一定的政治制度之下才能得到发挥和体现。由于儒家具有一元本体论、目的论的明显倾向，一旦它反过来作为政治秩序的思想来源，便很可能为专制制度的提供合法性的证明。林教授因此认为，尽管儒家思想对人心和家庭有着很深的理解，在现代社会仍然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它并不能够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建立提供真正的思想基础。
研究所简讯
?2001年10月12日，巴黎高师校长吕加布里埃·吕热来我所访问，与我所所长杨国荣教授座谈。杨国荣所长介绍了本所的有关情况：本所由文史哲不同的学科组成，致力于从不同学科的互补、相互融合中研究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吕日校长表示，在这一点上，华东师范大学走在了他们之前，他本人也在考虑法国一些著名学者的建议，成立由不同学科组成的学术研究中心。
?2001年9月27日，国务院学位办主任周其风院士来我所调研，同时听取了我所中国哲学学科申报教育部重点学科的答辩报告。在调研期间，与我所常务副所长陈卫平教授进行了座谈，询问我所近期工作状况。
?本所本年度科研工作喜获丰收。本所本年度科研成果统计结果已经揭晓，论文论著共有160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