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成果简报
2007年7－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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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重要学术成果介绍
许纪霖、罗岗 等：《启蒙的自我瓦解》
许纪霖出版：《大时代中的知识人》
刘梁剑：《天·人·际：对王船山的形而上学阐明》
成果统计
成果目录
著作类
论文类
重大课题进展情况
重要学术成果介绍
许纪霖、罗岗等合著、出版《启蒙的自我瓦解》
值取向。本书通过对90年代重大论争的系统研究，揭示了当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内在复杂性。
9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是一个重新分化的年代。在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文化立场和改革取向上，以“态度的同一性”形成了共同的启蒙阵营，但这一启蒙阵营到90年代，在其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围绕着中国现代性和改革的重大核心问题，知识分子们从寻找共识开始，引发了一系列论战，并以此产生了深刻的思想、知识和人脉上的分歧，因此形成了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不同断层和价值取向。就中国思想文化界而言，90年代同80年代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从“同一”走向了“分化”。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了解比较有限，各家在观点上虽然有争论，但知识结构大致相同，思想趋向也相对同一。然而，到90年代，知识界发生了重大的分化，这些分化首先是因为90年代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标志着当代中国正经历艰巨而痛苦的历史嬗变和社会转型，而且也为学术思想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历史可能和坚实的经验基础。另一方面，中国思想界面对社会激烈的变化，力图从理论上予以新的解释和阐述，从而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积极与现实对话的活力；但由于知识背景、问题意识、工作假设乃至视野和方法的差异，思想者针对同一现象往往得出迥然相异甚至针锋相对的结论，从而引发不同话语之间的猛烈碰撞，形成了一系列在海内外学术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文化论争。通过这些论争，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分化到90年代末基本完成。短短的十年时间，公共空间被重新封建化、割据化，一个统一的公共思想界不复存在。……
改革在80年代就像毛泽东时代的革命一样，属于神圣词汇，改革具有某种魔力，它承诺所有的社会阶层在改革之中都能获得利益，因而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改革打破了束缚人们多少年的传统集权体制，资源集中在国家手里，赋予了全体人民相当的自由创造、发财致富的机会和权利。那时候的改革的核心是放权让利，是一场多边双赢的游戏。大家在改革中，所失去的只是锁链。如果说80年代的改革的结果是多边双赢的话，那么90年代的改革就渐渐变化为一场零和游戏。这就发生了改革的合法性问题。
围绕着改革的合法性，90年代发生了两场论战，一场是90年代初的激进与保守的论争，另一场是90年代中后期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前一场论争同样发生在启蒙阵营内部，其核心问题是改革的模式之争。80年代改革的合法性是以革命的名义论证的，改革就是革命，但到90年代，革命的神圣性被消解，引起了对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清算，谁该对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挫折负责？这样，革命就以激进主义的名义受到了审判，而保守主义又成为自由主义的代名词，得到了理论上的平反昭雪。激进与保守，背后所预设的，是墨子刻所说的转化与调适的两种对理性的认识论，分别以法国的唯理主义和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为背景。激进与保守的论战，最后以保守的大胜而结束，这也预示着自由主义即将脱下各种包装，浮出水面。
1992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新的一轮改革。对于上述改革以来发生的变化，9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有基本的共识，也一致认为中国除了继续改革没有任何出路。然而，往什么方向改革，按照何种理念，何为改革的优先性原则？在这一系列涉及中国改革和现代性的最基本问题上，在启蒙知识分子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一分歧突出表现在改革的合法性争论上：谁之改革？何种正当性？90年代中后期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大论战，就是改革合法性争论的表面化。这场90年代论争的压台戏，涉及范围之广、问题之深刻，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也罕见。这场大论战的核心问题是90年代资本与权力相互渗透和利益高度分化的背景下，什么样的改革具有合法性？因此形成了四个层面的重大分歧：第一是两种自由（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分歧，第二是两种民主（宪政民主与全面民主）的分歧，第三是两种公正（交易公正和分配公正）的分歧，最后是关于对现代性的理解上的分歧。而在这些分歧的背后，又涉及80年代启蒙运动中本来已经自明的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民主等一系列基本范畴的重新评价和历史分析，以及对9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定。这场论战对90年代具有总结的性质，因为其在时间上跨世纪，因而对21世纪的中国继续发生着重大影响。
自这场大论战之后，国内外的舆论出现了一种将中国思想界分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两大阵营的简单二分法，并且按照这一二分法为众多知识分子重新站队。应该说，这种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二分法是一种具有相当误导性的化约主义，它将中国知识分子对改革的分歧，化约为两种非黑即白的思想倾向。事实上，在当代中国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其内部都有着相当复杂的区别，特别是在被称为自由主义的阵营中，既有在政治上相当保守、而在市场上非常激进的发展至上的经济自由主义，也有注重宪政改革和个人权利的政治自由主义，还有兼顾自由与平等的左翼的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间以及其内部的分化，随着论战的深入，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到90年代末，中国思想界所呈现的，不是对比强烈的二极图景，而是远为丰富而复杂的思想光谱。
如果我们不是分得更细的话，可以说当代中国思想界在改革的问题上，已经分化为五种政治思潮：发展主义、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新左派、左翼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
发展主义的代表者主要是一批目前在中国经济学界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的理论渊源主要是弗里德曼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发展主义相信当今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应该来源于企业的制度创新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要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是推动产权的私有化改革，解决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发展主义以发展至上为中心，将中国的改革定位在企业创新、私有化改革和落实私有产权的合法化这几项经济目标上，至于社会的分配不平等问题，他们认为这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阵痛，可以等到经济发展以后再来解决。至于政治的自由和民主问题，也被发展主义的发展至上的理念暂时搁置在一边。发展主义到90年代已经体制化，成为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且明显地代表了经济精英的利益和诉求。
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的代表者是一批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坚定的反对者，他们奉哈耶克的新古典自由主义为自己的理论圭臬，相信中国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自由的市场和宪政民主制度，而其前提就是要在法治框架之内，落实宪法所保障的各项公民权利。他们虽然与发展主义一样赞成私有化，但认为目前的私有化是不公正的，而社会不平等的症结，在于权力远远没有退出市场，是“看得见的脚”干扰了“看不见的手”，唯一解决的途径是全面彻底的市场化，切实落实私人的财产权，将权力完全逐出市场，以实现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和程序正义。在政治领域，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呼吁要在政治改革上着手，全面落实和保障个人的“消极自由”。
新左派是从80年代启蒙运动分离出来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在国外留过学，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影响。他们将上述的发展主义和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统称为“新自由主义”，认为这是一种为全球资本主义中国化辩护的意识形态。“新左派”强烈批评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资源再分配中，少数权贵成为最大的得益者，而广大平民成为被剥夺的牺牲品。他们认为这一分配极其不公的国有资产掠夺过程，正是打着“自由经济”、“私有产权”的旗号进行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理论实际上只不过是替少数权贵瓜分和掠夺国有资产提供合法性的借口而已。新左派进而指出，所谓“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在西方历史中也是一个虚幻的神话，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要操控和垄断市场。市场中所谓的机会平等遮蔽了实质的不平等。要实现社会的公正，唯有落实社会经济的民主，让底层民众能够参与经济生活的决策和管理，并在资源分配上向弱势群体倾斜。新左派虽然不反对政治改革，但他们不满意“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消极自由”和“间接民主”，追问是谁之“自由”？何种“民主”？他们批评说，这些表面平等的“消极自由”只是少数权贵能够享受的“自由”，而与广大民众无涉，他们要进一步落实能够保障一般平民广泛参与公共生活的“积极自由”和“直接民主”，并通过国家强有力的干预，保证广大平民享受普遍的生存权和福利权，真正落实自由与民主的基本条件。左翼自由主义是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大论战中逐渐分离出来的，他们虽然也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但与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对新左派虽然有批评，也有部分的同情性了解。在他们看来，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太“右”，而新左派太“左”，对于中国来说，需要超越“左”与“右”的两极，探求一条兼顾自由与公正的“第三条道路”。而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吉登斯这些欧美的左翼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成为左翼自由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他们认为，在中国，不仅需要落实个人的自由，也需要解决社会的公正。他们不像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那样迷信市场，认为有好的市场，也会有坏的市场——即权贵资本主义垄断下的市场。在这一被权力扭曲的市场中，哈耶克式的交易公正是不够的，也是很难实现的，必须还有分配的公正，通过国家的制度化力量，在不违背自由的优先性原则之下，使社会资源的分配向弱势群体倾斜。而在政治上，在赞成宪政民主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同时，又提出公民共和主义和商议性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作为补充，在选举民主之外重视公民文化、公民参与和公共领域的公共讨论。
新保守主义思潮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曾经以新权威主义的形式出现，到90年代中期以后，其善治主义政治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并且也内化到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使得新权威主义不再是一种独立的、有影响的改革思潮。不过，90年代所出现的上述政治模式、社会结构和改革游戏规则的变化，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重提保守主义，这一新的保守主义旨在调和国家、精英和民众的紧张关系，克服出现的社会断裂危机，以建立一个合作主义的国家模式。简单地说，这一合作主义的政治模式，有四项要求：第一，统治集团必须约束自己的权力、提高行政效率，即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权威主义政府。第二，限制经济精英的非法利益，同时完善法治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但要坚决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利。第三，扩大知识阶级的权利，特别是要保证他们的言论、出版和学术自由。第四，保护大众的基本权利，建立法团主义体制和福利国家。参见康晓光：《论合作主义国家》，载《中国的道路》。
上述这五种改革的思潮在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有着或者直接、或者曲折的利益背景，但作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理念，它们更多地体现了超越利益之上的“真理宣称”（truth claims）。承继启蒙运动的思想传统，知识分子总是将自己看做是中国改革的立法者，相信自己代表了普遍的“真理宣称”。而事实上，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是异常复杂的，启蒙思想的内在传统也是多元的。启蒙思想内涵的众多的价值理念——发展、进步、自由、平等、法治等等，一旦遭遇到复杂的改革处境，就需要启蒙知识分子做出价值性选择，何为自己所理解的最优先的改革原则。而继承了不同启蒙理念的知识分子，也就在90年代这样一个启蒙后时代里面，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对改革之合法性的论证因而也具有了各有其价值秉承的多元阐释。这是一个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价值多神”的启蒙后时代，不再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普遍的元价值，不再有一个终极性的改革合法性标准。一切只有放在具体的问题语境之中，通过理性的公共讨论和争辩，才有可能形成某种共识或互相理解。
不幸的是，当启蒙思想分化以后，知识分子迫切需要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以形成各社会思想和实践合法性基础的时候，中国思想界却失去了公共性。英国思想家鲍曼（Zygmunt Bauman）用两种隐喻来表达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不同功能。他认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是“立法者”，意思是说在现代社会整个知识一体化，没有完全分化。而知识分子所掌握的这套客观化知识，主要是一套客观的、中立的、程序性的陈述和规则。它在现代社会，拥有仲裁的权威性。也就是说，只有程序性的规则才能保证获得客观的真理和有效的道德判断。因为这样的程序性规则具有普遍的有效性，所以运用它们所产生的结果也具有了普遍的有效性。因此知识分子一旦掌握了这套客观的知识，就能够超越其他阶层，成为知识的仲裁者。在鲍曼看来，在现代社会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其地位无可替代。借用布迪厄的说法，实际上知识分子是控制了“文化资本”这样一个稀缺资源；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福柯所说的话语霸权，话语本身成为一种权力。然而到后现代社会，鲍曼指出由于整个社会开始多元化，使得整个知识系统也开始解体了，不再有一个统一的知识场。整个社会的知识场被分解为一个彼此独立、彼此孤立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各自有各自的知识范式和知识传统，彼此之间甚至是不可通约的。鲍曼指出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社会只有在自己的共同体内部才能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超出共同体之外便不再是普遍有效的“立法者”。这样，知识分子的功能实际上发生了变化，变成为一个“阐释者”。“阐释者”的角色就是将自己共同体内部的知识翻译、阐释为其他共同体成员能够理解的知识。知识分子实际上不再具有“立法者”所具有的那种普遍的、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性质，而仅仅只是一个阻止意义在交流过程中被扭曲的“阐释者”。鲍曼特别指出，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是理性、真理等这样一些立法者所借以合法化的普遍有效的概念，但到了后现代社会被共同体这一概念所替代。不同的共同体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模式；分属不同共同体的知识分子在最基本的价值上也可能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
整个90年代，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启蒙阵营的破裂，使得维系80年代“态度同一性”的整体元话语崩盘，由于知识背景和社会利益的分化，几乎在任何问题上，9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形成共识，而会形成激烈的争论。知识分子内部的争论，到21世纪初的时候，归于平息，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反而预示着问题的无法解决：80年代所形成的一个统一的民间思想界，如今已经四分五裂，分化为各种知识问题、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信仰所形成的封建割据。这是90年代的论争所遗留的重大后遗症。虽然分化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市场标志之一，多元社会也以此为基础，但多元并不等同于离散，如何在探索多元现代性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对现代性的基本共识，并在思想界建构知识分子相互交往的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公共知识传统，这不仅需要外部的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性条件，而且也需要交往理性的行业规则、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律和论辩伦理，这样的话，从90年代开始分化的各种思潮、流派和观念才不至走向极端，才有可能形成合理的多元平衡。从80年代到90年代，无论是启蒙者还是反启蒙者，都以启蒙的意识形态立法者自居，如今是如何从立法者转化为阐释者的时候了。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死去的是启蒙传统中各种绝对主义的元话语，而永恒的将是启蒙思想中的交往理性和批评精神。
许纪霖教授出版《大时代中的知识人》
在知识分子研究中，作者特别喜欢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是整体研究的基础，整体研究假如缺乏个案研究的基础，通常会流于“知性化”、教条化，无法处理各种很复杂的问题，而个案里面通常各种复杂的思潮、观念、心态交织在一起，更有一种逼真感，更能达到某种分析的深度，历史的还原性更好。
在西方史学史中，最早开创心态史研究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当年鉴学派将历史研究的重心从上层移到了下层，从少数精英移到了普通民众以后，就不再满足于研究上层知识精英的思想观念，而转而感兴趣于底层老百姓的集体意识，即所谓的心态（mentality）心态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是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
作者最初从事心态史研究，并没有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而且，作者这里所说的心态史，与年鉴学派说所的心态史不一样，不是底层民众的心态史，而是知识分子的心态史。
从心态史的角度研究知识分子，与一般的从思想史、政治史或社会史角度研究，是有所不同的。如果从思想史角度切入，主要是根据知识分子留下的文本，从观念层面讨论他们的思想变迁。而从政治史领域出发，会特别关心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政治实践以及与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互动；假如从社会史的角度入手，则着重于知识分子的内部分层、外部交往、以及与社会文化背景的互动。而作者理解的心态史的研究，虽然也要结合上述思想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的不同研究取向，但更主要的，是透过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发掘其心理、情感、文化习性和行为模式，不仅考察通过理性层面所呈现的直觉的观念，而且还要观察其非理性层面的不自觉的心态人格。
刘梁剑博士出版《天·人·际：对王船山的形而上学阐明》
何为人，何为间(际)。本书所做的工作首先便是把这些探讨梳理出来，并汇聚到际之视域。
在天道观上，船山首先主张“言幽明而不言有无”。有无之论离人而言天，以为可以把人撇在一边直接谈论所谓的本然世界，从而很难避免超绝本体的虚构。相形之下，幽明之论把天人之际作为最源始、最本根的经验，并以此作为谈论天道的合理的出发点。
在船山那里，幽明之论进一步落实为气化。表征天道实有的气相对于人而有阴阳之别。相分际的阴阳二气处于氤氲相得的本然状态，太极即是对这一本然状态的命名。气化表现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过程。在气化过程中，阴阳交际，而阴阳在交际中既相辅相成，又保持分际；既有不测之神妙，同时又非紊乱无序。道命名气化过程所呈现的神妙不测态势，而理则命名气化成形过程所呈现的有序态势。
天人之际在人道观上首先落实为性命之学。天命之谓性．“命”标识天(地)与人之间相联相纽的状态。天固然“命”人，但人并非只是消极地承受天之所“命”；恰恰相反，“命”召唤人的能动性。这一点，归因于人有心：心为性之用，此神明之用用之于性则自觉其性。人性因自觉而自为。由此，人性日生而日成，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对成就自性担有不可让渡的责任。
然而，人不是孤零零的个体。人总是与他人共在于世。共他人在世，自然有人际。人际有相际，亦有分际。人际的守护需要同时恰当地保持着相际与分际。在船山看来，这便体现为仁义之道。然而，相比较而言，守护相际的任务显得尤为迫切。不忍人之心见证我与他人之间痛痒感通的相际实情。不忍人之心，仁也。
人之性感物而动则生情，情是天人之“际”的一种重要形态。从现象上说，情较之性和物更为源始。情既不专属于己，也不专属于物，而是己与物交互作用、“感而遂通”的成果。物我由相感而得以共同进入相通的敞明之境，即，物我乃相胥而实有。物我在最源始经验处的敞开，先于物我、主客的分立。
诗言情，本真的诗把我们对情的理解引向深处。在诗的源始经验处，真情与实景同时发生在“击目经心、丝分缕合之际”。于此之际，情景相会的时机来到，人与世界相遭遇的时机来到，天人交际的时机来到一一时机构成了源始意义上的时间。
在诗的源始经验处，景物呈显、情感涌现的同时，有诗句垂临而“言之不欺”。诗句的真实垂临和人与世界的真实呈现一体两面：真情与实景在诗句的层面成像；诗句因真实地呈现真情与实景而成其为本真的诗句。诗句道出了语言的本质：语言为天人之际。
语言之为天人之际，在船山那里主要体现在“谓之”与“之谓”之辨。“谓之”与“之谓”都是人之谓或人谓之，这一点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但比较而言，“谓之”把人的因素摆在明处，而“之谓”则把物之本然摆到明处。“谓之”突显了人以语言开显世界，“之谓”则突出了与之相伴的另一重事实：人以语言所开显的是事物的本然。因此，“之谓”与“谓之”分别强调了语言开显天地过程中的天(本然)之维与人(使然)之维。
天人之际的整体视域集中体现于“知”。由于天人之际的整体性，知一开始便建立在关系之上。际作为关系，同时涵括了分际(差异)、相际(同一)、交际(变易)。因为分际，作为关系的际具有外在性；因为相际与交际，作为关系的际又具有内在性。因此，知所涉及的关系是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
文本与解读者之间的关系是天人关系的一个侧面。知在于天人之际，对文本的知便在于文本与诠释者之际。船山在肯定“求其原意”的合理性的同时，强调了文本意义的生成性。
成果统计
2007年7-12月以来，本所共出版各类著作10部，发表论文59篇。
成果目录2007年7月－12月
著作类：
1、胡晓明：《唐宋诗一百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
2、许纪霖：《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
3、陈卫平：《中国哲学十二讲》，重庆出版社，2007年12月。
4、陈勤建：《中国民俗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
5、刘梁剑：《天·人·际：对王船山的形而上学阐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
6、许纪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中华书局，2007。
7、雷启立：《在呈现中建构——传媒文化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研究》（合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9月。
8、童世骏 主编：《科学发展的社会工程》丛书（共10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
9、陈卫平 主编：《“对话中西”丛书》 （10本），重庆出版社，2007年12月。
10、文军 译：《情感社会学》（与孙俊才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
论文类成果分类目录：
认识论－形而上学的地基
1、杨国荣：《理性与非理性》，《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
2、陈嘉映：《常识与理论》，《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五期。
3、郁振华：《扩展认识论的两种进路》，《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007年第7期。
4、郁振华：“Feminist Epistemology in a Polanyian Perspective”, Tradition and Discovery,?Vol.34,?No.1, 2007-2008.
5、刘梁剑：《诠释与对文本的知：论王船山的诠释学思想》，《求索》，2007年8月。
6、郁振华：《默会知识：一种维特根斯坦式的进路》，《新哲学》第七辑，大象出版社，2007年。
7、郁振华：“Tacit Knowledge: A Wittgensteinian Approach”, Tradition and Discovery, Vol.33,?No.3, 2006-2007.
8、郁振华：《身体的认识论地位》，《复旦学报》，2007年第6期。
9、童世骏：《<追寻智慧：冯契哲学思想研究>序》，《追寻智慧：冯契哲学思想研究》，杨国荣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0、陈嘉映：《快乐三题》，《社会学家茶座》，2007年第五辑，总第22辑。
11、陈卫平：《“对理法”与马魂、中体、西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12、刘梁剑：《现代汉语哲学语汇的困境》，《人文杂志》，2007年9月。
13、刘梁剑：《汉字汉语世界：汉语言哲学研究引义》，《本体与诠释》第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
14、顾红亮：《梁漱溟的“科学”概念》，《中国哲学史》，2007年第3期。
精神的家园
15、童世骏：《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智慧的发展观》，《党的创新理论研究论丛》第1辑（上海市委宣传部理论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
16、童世骏：《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价值观》，《民主与科学》，2007年第5期。
17、童世骏：《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解放日报》“新论”版，2007年11月5日，1000字。
18、童世骏：《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工程”》，《2006年理论创新咨询专家文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
19、陈卫平：《宽容、批评、反思——我读于丹<论语>心得》，《探索与争鸣》，2007年10期。
20、刘擎：《西方学术视野中的当代中国精神生活》，《浙江学刊》，2007年第五期。
21、陈勤建：《民俗——日常情景中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民俗研究》，2007年第三期。
22、顾红亮：《儒家礼俗的现代生命力》，《人文杂志》，2007年第5期。
23、顾红亮：《现代性与责任的异化》，《新史学》第8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
24、刘擎：《政治正当性与哲学无政府主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六期。
25、顾红亮：《技术人与道德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26、顾红亮：《个人观与现代性意识的关联》，《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27、顾红亮：《权利的个人如何确立》，《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28、顾红亮：《平庸化的恶魔：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出色表演》（译文，原作者爱莲心），顾红亮、李同乐译，《新史学》第8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
29、童世骏：《哈贝马斯近年来有关“后世俗社会”及宗教的论述》，收入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7》（人民出版社，北京，2007年8月）。
30、童世骏：《跋：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闭幕词》，《中国学研究：现状、趋势与意义》，王荣华、黄仁伟主编，学林出版社，2007年7月。
31、许纪霖：《人文教育究竟何为》，《东方学术文库》第1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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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空间
32、胡晓明：《寒山诗里的唐代禅宗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第五期（与小川隆、陈蕾合作，排名第二）。
33、杨扬：《影响海派文学的几个因素——上海文学经验的文学史表述》，《上海文学》，2007年第11期。
34、胡晓明：《知识、媒体与化功大法》，载《会诊百家讲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7月。
35、胡晓明：《盖·布朗利：震惊体验》，《文汇报》，2007年10月8日
胡晓明：《自主精神、生活世界与多元传统》，《谁是诗中疏凿手？》，凤凰出版社，2007年7月。
36、胡晓明：《中国美学与解释学札记》，《文艺理论研究》，2007第4期。
37、雷启立：《文化研究的意义及其可能——从个人经验出发思考》，《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6期。
38、胡晓明：《明中叶苏州诗画关系研究·序》，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
39、胡晓明：《确立生命尊严的文化》，《文汇报》，2007.6.24（补报）
40、雷启立：《视觉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合著，第一作者），《同济大学学报》（文科版），2007年第6期。
41、陈勤建：《江南鸟（日）神话崇信的传播和衍化》，《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民族出版社，2007年9月。
文化生态
42、陈勤建：《试论民间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尹笑飞合著），《美术观察》，2007年 11月。
43、陈勤建：《梁祝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澜听涛——浙江图书馆文澜讲坛集（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
44、陈勤建：《古村镇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思考》，《古村落的沉思——中国古村落保护西瑭国际高峰论坛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6月。（补报）
45、陈勤建：《略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生态场的恢复整合与重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12月。（补报）
社会之维
46、文军：《农民市民化：重构长三角城乡一体化的新局面》，《浦东开发》2007年第10期。
47、文军：《吉登斯与现代性的反思》，《南方日报》（理论版）2007年11月28日。
48、童世骏：《“发展不足”与“发展不当”之间的张力与矛盾》，《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报》，第28期（总第110期），2007年9月10日。
49、童世骏：《无车日与消费者义务》，《文汇报》“文汇时评”栏，2007年9月21日。
50、童世骏：《从总体水平向平均水平、基本水平转变的深》，《解放日报》“观点”栏，2007年10月31日。
51、陈卫平：《“国学热”与当代学校教育的缺失》，《学术界》，2007年第6期。
52、文军：《社会学理论的变革及其发展趋势》，《光明日报》（理论版）2007年12月4日。
53、文军：《农民的“终结”与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以上海郊区农民市民化为例》，《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获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五届（2007）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
54、文军：《理性地看待女研究生婚恋问题——访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文军》，《文汇报》，2007年12月21日。
55、文军：《人文学者的隐忧与转型》，《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56、雷启立：《巨变时代的世界观——读书十年文选座谈会发言》，《天涯》，2007年第5期。
57、雷启立：《被展览的与被遮蔽的——2010年世博会对上海意味着什么？》（韩文），独立，韩国《亚洲文化评论》，2007年11月12日。
历史的印迹
58、易惠莉：《关于山田良政的研究》，《近代中国》第十七辑。
59、许纪霖：《近代中国政治正当性之历史转型》，《学海》，2007年5期。
重大课题或项目进展况
《中西思想史中的政治正当性研究》
本所2006年度重大项目“中西思想史中的政治正当性研究”，已进入第2年，各课题组成员正分头研究，已经有一批中期成果陆续发表。
《清代的中日关系（1644-1868）》
2007年6月，本所研究员易惠莉教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资助经费9万元，项目名称：“清代的中日关系（1644-1868）”。
《哈佛所见20世纪中国文史资料》
本所研究员杨扬教授获得2007年度教育部一般项目“哈佛所见20世纪中国文史资料”，现已筹备、启动。
《认识论的危机及其出路》
本所研究员郁振华教授独立承担的上海市“曙光学者”项目（2004）“认识论的危机及其出路”，顺利结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