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工作简报
2011年第2期 （总第43期）
主送：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
抄送：上海市教委科技处、华东师范大学党办、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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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建设综览
1、本期基地建设概况
二、重大学术活动
1、基地举行的学术活动综述
2、基地学术交流信息
三、基地重大项目进展
1、王晓明：现代文化反思与20世纪中国文学
2、陈嘉映：20世纪中国伦理学：问题与思考
3、胡 军：中国现代直觉论及直觉主义研究
4、胡晓明：中国文化意象的再生成研究
5、盛邦和：中国与日本：近代思想历程中的亚洲认识
6、顾红亮：现代中国的责任思想研究
四、优秀成果推介
1、《具体的形上学》（三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道论》
（2）《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
（3）《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
2、《说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3、《民族主义及其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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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建设综览
2011年4—6月期间，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在基地管理、项目研究、科研成果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如下：
（1）基地管理
6月26日上午，经教育部社科司同意，思想所与华师大其他5所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同时举行了“十二五”期间基地重大项目的招标评审工作。作为基地重大项目改革试点单位，我校此次评审会议受到教育部的高度重视，教育部社科司和上海市教委科研处有关领导应邀莅临现场指导了评审工作。
出席我所基地重大项目评审会议的评审专家有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熊月之教授、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的周山教授、复旦大学社科处杨志刚处长、武汉大学社科处沈壮海处长以及思想所所长杨国荣教授。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大、华师大、上海师大等高校的13名项目竞标者到会进行了项目答辩。
在会议的最后，评审专家们根据答辩情况进行了实名投票，投票结果汇总后直接报送至教育部社科司审批。
（2）学术交流
本期，我所共举行一次全国范围的学术会议、一次思与文讲座，我所研究员应邀赴国内外参加国际会议、举行演讲近三十余人次。
5月7至8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哲学分析》编辑部、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全国“史与思：当代中国哲学的视域”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本次会议以杨国荣教授“具体的形上学”三书（包括《道论》、《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为讨论的主要内容。王树人、谢遐龄、童世骏、何俊、黄勇、陈嘉映、何怀宏、张曙光、王庆节、樊浩、陈嘉明、潘小慧、杜保瑞等来自美国、香港、台湾和内地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上海社科院、杭州师范大学等高校、科研单位等数十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学术研讨会。
6月28日上午，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再复教授应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和中文系之邀，在闵行校区人文楼4430中文系多功能报告厅作了一场题为“《红楼梦》与西方哲学”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子善教授主持，罗岗教授以及来自中文系、思勉高研院的研究生等在现场聆听。
（3）项目研究
目前在研基地重大项目共6项，均按计划进行中。许纪霖教授负责的《中西思想史中的政治正当性研究》已正式申请结项，胡军教授负责的《中国现代知觉论和直觉主义研究》已进入最后的统稿阶段即将申请结项；各项目均已发表多种阶段性成果。
6月17日下午，围绕我所陈子善、罗岗教授主持的基地重大项目“现代国家想象与20世纪中国文学”展开的，2011年度第二次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双月“跨学科主题沙龙”，在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A204室举行。本次沙龙由思想所常务副所长许纪霖教授主持。来自社科处的许红珍处长、金武刚副处长，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的董莲池教授、潘玉坤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的杨成副教授、刘军副教授，基础教育发展与改革研究所的黄书光教授、卜玉华副教授，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的宁越敏主任、汪明峰副教授，以及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的张华教授、周勇副教授等出席了本次沙龙。
此外，陈嘉映教授负责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价值与事实之间”、陈赟教授负责的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轴心时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本季度申请结项。杨国荣教授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化中认知基础与结构”按计划进行中。
（4）科研成果
本季度，我所研究员共出版著作五部，发表cssci论文十余篇。
2011年4月，杨国荣教授的三种著作《道论》、《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集结再版，杨教授将此文集命名为“具体的形上学”。以史与思的交融为进路，《具体的形上学》既基于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又以世界哲学背景下的多重哲学智慧为理论之源，其内在的旨趣在于从本体论、道德哲学、意义理论等层面阐释人与人的世界。与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或“后形而上学”的视域不同，“具体的形上学”以存在问题的本源性、道德的形上向度、成己与成物和意义生成的历史过程为指向，多方面地展现人的存在于世界之“在”的具体性。三卷中《道论》着重从本体论方面阐释具体的形上学，《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以道德形上学为侧重点，《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则主要关注于意义领域的形上之维，三者既脉络相通，又各有侧重，其共同的旨趣，则是走向真实的存在。
罗岗教授在《文学评论》2011年第3期上发表论文《“1940”是如何通向“1980”的？——再论汪曾祺的意义》，本文通过重读汪曾祺的作品以及相关研究，认为汪曾祺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把一个久被冷落的上世纪40年代的“新文学传统”带到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的面前，更重要的是在4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往往被视为“空白”的这三十多年，给汪曾祺的创作埋下了怎样的伏笔，又是如何最终酿造了他的横空出世。追问汪曾祺的文学史意义，其目的并不在于如何评价他个人的创作成就，而是进一步思考“当代文学60年”与“新时期文学30年”的复杂联系。
二、重大学术活动
1、基地举行的学术活动综述
（1）“史与思”学术研讨会讨论杨国荣教授的哲学著作
2011年5月7至8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哲学分析》编辑部、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全国“史与思：当代中国哲学的视域”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本次会议以杨国荣教授“具体的形上学”三书（包括《道论》、《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为讨论的主要内容。
王树人、谢遐龄、童世骏、何俊、黄勇、陈嘉映、何怀宏、张曙光、王庆节、樊浩、陈嘉明、潘小慧、杜保瑞等来自美国、香港、台湾和内地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上海社科院、杭州师范大学等高校、科研单位等数十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学术研讨会。
在7日上午的开幕式上，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何俊教授首先代表承办方致开幕辞，他指出，中西哲学的会通问题一直是困扰哲学界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史与思”的内在研究脉络需要在当下产生出鲜活的意义，进而丰富人们对历史和哲学的理解。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哲学分析》主编童世骏教授以“从搬运夫到哲学家”为题，介绍了杨国荣的经历（上大学前曾做过两年的装卸工）和哲学研究的风格。
7—8日的研讨会共分五场进行，与会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围绕杨国荣教授的研究进路和“具体的形上学”三书进行了专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哲学所的王树人教授作了题为“读思感言”的主题报告，认为，杨国荣教授在哲学研究中，以平等对话的方式进行中西比较与会通，在中西文化的双向扬弃中，借鉴和吸纳西方文化以焕发中国文化的活力，充实、发展、创新中国文化。在理论研究中，杨教授首先具有一种“以道观之”的开放的大视野，其次，他既站在当代哲学前沿，即把“人的存在”作为哲学论说的出发点，又反对完全否定形而上学，从而很好地把“以道观之”与以“人的存在”作为出发点结合起来了。同时，在方法论上也体现出了中西会通的特点，把“道通为一”与理性辨析加以结合。王树人先生由此积极肯定了杨国荣“会通以超胜”、“探讨哲学问题不分中西古今”的开放视域和总体取向，认为在今日中国思想文化长期处于丧失本位状态的情况下，杨国荣给出了一条值得称道的真正意义上的批判态度。
北京大学哲学系何怀宏教授的报告“近史而思、以思释史——中国哲学的一个途径”，就“史”与“思”的关系，把学术著作大致分类四类：其一，纯粹思想性的著作；其二，“近史而思”的著作；其三，“以思释史”的著作；其四，纯粹的史学、尤其考证性著作。何教授认为，“具体的形上学三书”是纯粹思想性的著作，而且是形而上学的思辨著作。形而上学一则为中国所弱，一则现代西方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拒斥形而上学的时代，因此，他认为杨教授所从事的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杨教授却走出了一条耐人寻思和独特的道路。
美国库兹坦大学哲学系教授黄勇从其所关注的《成己与成物》著作出发，作了“成人：在成己与成物之间”的报告。他首先肯定，《成己与成物 》不是一部日常意义上的关于中国哲学或者西方哲学或者中西比较哲学的著作，而是一部利用中西古今资料从事哲学构造的专论，是继其2005年出版的《存在之维》对存在问题的讨论，进一步从成己和成人的角度探讨存在的意义问题。全书充满了精辟的分析，独到的观察和深刻的洞见。其次，他按照“顺着讲”的思路，对这部著作中已包含但未明确涉及到的“成人”问题，做出详细的论述。“成己”指向行为者自身，“成物”指向自然世界，而“成人”则指向自我之外的其他人类。并认为，“成人”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从杨教授的哲学体系中发展出来的，而这一概念将有助于当代美德伦理学克服其内在的一个困难或者回应别的伦理传统对它的批评。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胡军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与社会学系的谢遐龄教授、厦门大学哲学系的陈嘉明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的陈嘉映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王庆节教授、东南大学哲学系樊浩教授、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的潘小慧教授等，也分别在会上作了题为 “中国现代哲学的理论建构”、“《道论》的叙事方式及‘客观性’问题”、“谈谈知行合一——《道论》第三章与第七章解读”、“也谈道德应当与伦理规范”、“‘伦’与中国‘具体的道德形上学’”、“与杨国荣教授《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之对话——以‘德’、‘德性’、‘德行’为主的展开”的报告。
与会学者在高度肯定“具体的形上学”所取得的思想成就的同时，也对其提出了若干问题，这些问题大概可以分为三类：其一，关涉到对形上学和具体的形上学的意义问题及其核心概念的理解；其二，对“具体的形上学”中的一些具体观点、概念、提法等进行商榷或补充论证；其三，涉及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历史文献诠释方面的问题。在8日上午举行的圆桌讨论中，杨国荣教授对形而上学的意义、具体的形而上学的理解以及“具体的形上学”三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写作思路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对各位专家提出的问题，如客观性的问题、知行合一问题、道德规范的根据问题、哲学的普遍形态和特殊形态以及历史文本的诠释等问题作了理论上的回应。
此次会议以讨论杨国荣教授“具体的形上学”三书为契机，与会学者形成一个基本共识，倡导形成一个哲学共同体，互相学习、互相批评，对加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做出了积极而有效的努力。
（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跨学科主题沙龙”——“现代国家想象与20世纪中国文学”综述
2011年6月17日下午，2011年度第二次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双月“跨学科主题沙龙”在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A204室举行。
本次沙龙围绕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陈子善、罗岗教授主持的基地重大项目“现代国家想象与20世纪中国文学”展开，由思想所常务副所长许纪霖教授主持。来自社科处的许红珍处长、金武刚副处长，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陈子善教授、罗岗教授，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的董莲池教授、潘玉坤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的杨成副教授、刘军副教授，基础教育发展与改革研究所的黄书光教授、卜玉华副教授，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的宁越敏主任、汪明峰副教授，以及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的张华教授、周勇副教授等出席了本次沙龙。
罗岗教授首先介绍了项目要点、研究内容及重难点。本项目主要把国家想象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背景下，探讨中国由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化以及全球化图景下对现代民族国家概念进行的反思，所带来的思想上的变化及其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
从二十世纪中国变化发展的脉络来看，课题主要涉及以下四点：（一）以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为中心，向上追溯至晚清，往下联系到“五四”，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这一新的政治形式所包含的危机，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回应危机的方式得以成型；（二）以1920年代的“大革命”为起点，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套新的解决危机和国家建设的方案与实践付出历史的地表，中国现代文学因为“左翼”、“革命”和“大众”的介入而发生了深刻的转向，这一转向一直影响到1940年代的“延安文艺”乃至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学”；（三）以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从“文革”到“改革”的转折为中心，正是这个转折导致了所谓“新时期文学”的形成，它向上可以回溯到“文革”和“十七年”中“国家”与“文学”之间的特殊形态，向下则能够把握住整个“八十年代文”的走向；（四）以1990年代中期“市场社会”的来临为重点，随着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由此导致了文学形态——特别是当代文学的生产方式——的转换，20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文学观念、文学体制和文学样式都面临着深刻的挑战。
在具体的研究中，项目围绕以上四点展开若干专题。晚清至“五四”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专题包括：“重建‘政治文化’的努力及其破产——以‘南社’为中心的考察”；“民国的宪政危机与五四新文学的兴起”，主要以陈独秀为切入点；“‘文体’与‘国体’——以鲁迅的文体意识变迁为线索”；“从‘革命’到‘共和’——都市通俗文学的政治诉求”，主要探讨新鸳鸯蝴蝶派文学背后所隐含的强烈的政治诉求。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在世界图景下大革命思路的兴起，这一思路的主要来源为苏联共产国际和日本，与此相关的专题是：“‘共产国际’、文化领导权与左翼文学的兴起”，主要以瞿秋白为线索；“日本左翼思想与‘革命文学’的‘转向’——以福本主义为例”。与以上两点相对应，与大都市相联系的专题为“左翼电影：大众革命与现代国家想象”，与农村解放区相联系的专题是“国家、乡土与地方性知识：解放区的‘乡土文学’”。此外，还有与沦陷区、战争相关的专题：“例外状态与‘主权’的暧昧性——张爱玲与上海沦陷区文学”；“战争、革命与中国现代主义的命运”。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包括以下几个专题：“‘新中国文坛’的形成：对不同资源的整合与改造”；“‘美学大讨论’与社会主义对于‘美’的想象”；“少数民族电影与新中国的‘族群’建构”；“‘新人’形象与日常生活的焦虑”。进入八十年代，由于要处理的问题非常繁多复杂，采取了从关键词（如“改革”、“底层”、“财富”、“上海梦”等）入手展开相关研究。
以上专题也构成了项目最终成果的十八个章节。最后，罗教授还对项目的重难点做了简要说明。
与会专家对该项目研究的框架、内容和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一些研究专题与罗教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诸多有益见解。
项目中“国家想象和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兴趣，基教所的卜玉华副教授、课程所的张华教授、俄中心的杨成副教授均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罗教授指出，“现代国家想象”源于安德森的“现代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思想，而这个共同体与大众文学有着紧密的关系——文学并不仅仅是描述某种社会现状，而更多的是一种对未来国家的想象（如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它还有可能构成了对现实国家的批判。文学的独立性、超越性往往表现在这里。
专家们还对项目研究的内容提出了一些宝贵建议。如，在研究对象上，宁越敏教授认为武侠小说可能比新鸳鸯蝴蝶派更强调国家想象，也应该纳入研究对象中；潘玉坤教授则建议加入对台湾文学的考察；黄书光、杨成教授认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应该有不同的国家想象，建议增加对国统区右翼文学的考察；等。在项目最终成果的内容结构上，许纪霖教授、刘军副教授均认为在“结论”部分应该从各个研究专题再回到国家想象与建构这一主题上来。罗教授首先认真听取了这些意见，并表示会在研究对象上做出增补，并对“结论”部分做出调整。
此外，董莲池教授就二十世纪文学史上大师的定位问题、周勇教授就该课题研究对学校关于国家的教育的意义、汪明峰副教授就“空间”问题，与罗教授进行了探讨。
在沙龙最后，许红珍处长对各位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基地跨学科主题沙龙表示感谢，并认为这次的讨论非常热烈。她还着重指出，该选题从十二世纪文学史中抓住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并期望，项目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能在今后一段时间，集中精力将该项目的成果打造成思想所的标志性成果！
（3）刘再复教授做客“思与文”讲座，主讲“《红楼梦》与西方哲学”
2011年6月28日上午，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再复教授应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和中文系之邀，在闵行校区人文楼4430中文系多功能报告厅作了一场题为“《红楼梦》与西方哲学”的“思与文”讲座。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子善教授主持，罗岗教授以及来自中文系、思勉高研院的研究生等在现场聆听。
刘再复教授在讲座的一开始，讲述了自己在出国后的三大变化，即出国前关注现代、出国后则关注古典；逐渐放下概念，走向生命；让学问和生命连接，实现学问、思想和文采的三者统一。在刘教授看来，《红楼梦》可以视为“生命的百科全书”，是从庄禅一脉传承下来，重视自由与个体的心灵写作。刘教授认为《红楼梦》可以使他的学问和生命相连接。但他研究《红楼梦》，并非把《红楼梦》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而是一个生命体认的对象，主客体并不分离，是用一种物证的方法代替了传统意义上考证和论证，更注重直觉直观的方法，而不是逻辑和思辨。
在刘再复教授的讲座中，他提到《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天空，因而需要从哲学的高度来把握《红楼梦》，才可以更好的把握《红楼梦》的精神内涵。随后，刘再复教授从《红楼梦》中的哲学与基督教哲学的区别开始讲起《红楼梦》与西方哲学。刘再复教授认为，《红楼梦》中的哲学是一种“无”的哲学，而基督教的哲学则是一种“有”的哲学。但基督教哲学与《红楼梦》哲学都是一种有罪感，即都有罪的哲学，唯一不同的乃在于基督教的罪是“原罪”，而《红楼梦》的罪是因为贾宝玉欠林黛玉“前世的情”，即个人的罪。
在讲座的后半部分，刘再复教授又将《红楼梦》中的哲学与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尼采贵族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叔本华"发现"了"人"追求欲望，是脆弱的，荒诞的。而《红楼梦》一书则涵盖了西方两次“人的发现”。即《红楼梦》既看到人的无尽之美，人的精彩聪慧（此属第一次发现，文艺复兴时期），更看到了人的荒诞、人的混浊（此属第二次发现，19世纪叔本华等）。而提到尼采，他自命为贵族的后裔，以身上拥有贵族血统而自傲。他认为道德的区别产生于等级区别，产生于上等人与芸芸众生的区别，因此，“好”与“坏”的对立实际上就是“高贵”与“下贱”的对立。而曹雪芹完全不同于尼采，他有贵族的高贵精神和高级审美趣味，反映在贾宝玉形象上正是这种精神与趣味。整部《红楼梦》的高雅情趣也是贵族化的。然而，曹雪芹不仅不蔑视平民和奴隶，而且给晴雯、鸳鸯等一群女仆以“身为下贱，心比天高”的最高礼赞。而贾宝玉身上负载的正是对底层奴隶和人间社会的大慈悲精神。这种平等应当是人格上的平等、心灵上平等，而非经济上的平等。说到《红楼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刘再复教授认为一部《红楼梦》就是一个"自然人化"的故事，《石头记》就是“自然人化”记。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不谋而合。
讲座结束后，现场还有不少同学就关心的问题向刘再复教授进行了提问。
2、基地学术交流信息
（1）胡晓明教授出席东方诗话学第七届国际研讨会
2011年4月27-29日，胡晓明教授应香港大学文学院的邀请，出席“东方诗话学第七届国际研讨会”，提交了论文《正人君、变今俗与文学话语权：诗大序郑笺毛传今释》，并做主题报告。
论文认为：二十世纪中国学界对《毛诗序》的解读，基本上将其定位于附会、臆断、出于政教的目的对“诗”进行蒙蔽、歪曲得最为严重之作。与此相关，对《毛诗序》，也定位于宣扬政教伦理，维护统治的实用文学观。本文细读毛传孔疏，认为二十世纪的主流解释，貌似科学，然而大处并没有采取历史客观的立场，只用现代抒情文学的眼光来看《诗》，因而基本上不能对毛传的政治文化意图有同情的了解。本文综合前辈学者如朱东润当代学者如林庆彰等研究成果，首先要对“民歌”这一解释图式进行解构，还原《诗》二度创作的“士人政治文学”质量，为所谓“附会蒙蔽歪曲”说解咒。其次，本文主张要对“政治文学”重新有一个正面的肯定，主张要对儒家从巫祝手中将“诗”解放出来，变成士人社会的思想表达与权力资本，有一个正面的再认。这是为所谓“维护政教伦理”说去执。第三，本文透过原典中有关《关雎》、“美剌”的论述细读，结合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进一步讨论文学中文明关怀、道德优势与政治伦理批评的正当性，高度肯定了诗人的话语权。文学的话语权体现在广义的文学可以赋予政治权威以更高的价值，有思想有关怀的文学家可以参与赋予政治权威以正当性。从而抉发一重公案：二十世纪诗序的解释中，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如何被遮蔽了，从而导致某种纯文学的神话。当代中国文学与思想的新生命，在富有生机的旧传统的渐渐复苏之中，仍有待于深深的向下扎根。
（2）许纪霖教授出席韩国延世大学国际研讨会
2011年6月1-3日，我所常务副所长许纪霖教授应韩国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邀请，到该校出席“学术的危机与公共知识的重建”国际研讨会，并作主题报告。
延世大学是韩国最顶尖的三所大学之一，国学研究院是韩国教育部卓越计划重大项目，其每年都要举行高层次的国际研讨会，邀请美国、日本、中国等国际学者共同探讨跨学科的人文知识学问题。出席本次研讨会的，有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德里克、兵汉姆顿大学勒斯坦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李以及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学者。
许纪霖教授的主题报告题目是：近十年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与知识社会。报告说， 斯诺曾经分析过在现代社会之中，会发生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断裂。在近十年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所发生的是一种新的“两种文化”，那就是专业文化与媒体文化的断裂。这两种文化，有各自的活动空间：专业空间和公共空间，也有各自的知识主体：公共知识分子与专业知识分子。他们形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知识社会的独特景观 当代中国的媒体文化，是一种与专业文化相对的知识系统，它通过报纸、大众化杂志、电视、广播、网络等各种媒介得以生产和复制，并通过媒体的强大辐射力对亿万公众发生影响。这种媒体文化，以两种不同的形态表现出来，一种是充满批判意识的政治常识，另一种是借助新媒体而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化。另一方面，1990年代中期以后，意识形态逐渐淡化，社会科学的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规范化、制度化和学科化。规范化、制度化和学科化都是人文社会科学成熟的表现，然而，这种成熟是在国家意志的控制和主导下实现的，权力和市场的因素渗透入知识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之中，因而产生了严重的异化，简单地说：规范化异化为形式化；制度化蜕变为行政化，而学科化导致了封建化。
许纪霖教授最后提出：在资本和权力双重夹击之中的知识社会，一个新的公共性知识是可欲的吗？它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形态和价值形态？在他看来，在21世纪之中，这种新的公共性知识应该具有整体性、实践性和价值性三重品格。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乃是一场葛兰西所说的知识和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各种宗教、国家和市场的意识形态以及新崛起的网络文化，都构成了对人文知识学的挑战。只有真实地面对这些挑战，才有可能弥补新的“两种文化”之间的裂痕，在学院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重建人文知识学的公共性。
许纪霖教授的报告引起了会议代表的很大兴趣，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3）“人的完成”及其多维展开——杨国荣教授在教育科学学院做“漫话教育”讲座
2011年6月14日下午3点，华东师大文科大楼1513教室座无虚席，一场题为“漫话教育”的精彩讲座在这里呈现。担任本次讲座的嘉宾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系杨国荣教授。教育科学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各院系的100多名学子慕名前来，聆听着杨老师对教育深邃的思考，感受着哲学的智慧之光。教育科学学院的彭正梅老师、周勇老师也应邀参与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他先从康德的教育观念讲起，明确指出教育的使命和目标就是“人的完成”（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他指出，要使人从生物意义上的人成长为社会意义上的人，从自然意义上的人成长为文化意义上的人，教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和前提条件。杨国荣教授认为，为了使人本身达到一种“完成状态”，教育涉及多样的方面：
首先，狭义的知识传授。知识传授就其宽泛意义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方面，通过知识传授，人类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所积累的成果得到了传承；另一方面，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来说，这样的知识传授过程同时也是人逐渐地学会社会所构建的方式来生存的条件。只有在具备了不同程度、不同形态、不同内容的知识的前提下，人才可能以一种文明的、社会化的方式生存。
其次，广义上的“德性”的培养。德性的形成从一个宽泛的理论层面上来看，涉及规范的内化。德性既不是与天俱来的天赋的东西，也不是空洞的没有任何内容的东西。德性从其实质内容来看，就是一定的时代、社会背景之下所形成的社会道德规范在个体之中的内化。德性的形成不仅仅是因为人能够适应社会的生存，能够真正做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社会中被接纳的这样一个分子的条件，它同时也是个体自我完成、个体自身提升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人如果缺乏内在的德性，那就很难被看做完全意义上的人。
再次，教育同能力的培养相联系。能力在宽泛的层面上来讲，可以分为精神-理论层面的能力和实践能力这样两个方面。这两种能力并不是截然相分的。精神-理论层面的能力是和广义上的“知”相联系，包括人的感知能力、理性能力，以及非理性的方面，如想象、直觉、洞察、体验等等，这都是人的一种内在能力。实践能力从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说，主要是指人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能力，它体现于实践过程中。实践能力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技能，包括我们在生产劳动当中和其他的各种活动中需要的技能；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普遍意义上的实践智慧。实践智慧和广义上实践能力的形成、培养和提升也离不开广义上的教育过程。精神-理论层面的能力和实践能力之间的相关性，是和更广意义上“知”和“行”的统一紧密相关的。
最后，从“人的完成”这样一个根本性的使命和目标来看，教育包含着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审美品格的培养。“美”既体现了感性和理性、形”和“神”的统一，又表现为普遍性和个体性的统一。康德将“美”和判断力联系在一起，判断力具有综合的形态，它是各种能力的交汇，由此也从一个方面肯定了美的综合、整体品格。为了避免现代化劳动分工所造成的人的片面化，审美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杨国荣教授还指出，教育作为“人的完成”，也要关注人的“身”和“心”的和谐。“身”应当取得社会和文明的品格。在中国古代，“礼”的作用之一，就是通过规定不同的行为方式而使形之于外的身也文明化（由“野”而“文”）。
杨国荣教授认为，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总是表现为过程，同时又涉及到不同的侧面及其多样的关系：
首先，在知识的传授和接受上，教育者和教育对象要处理好一系列关系。从教育者来看，常常会涉及如下方面：（1）“顺导”和“引导”的关系。“顺导”强调对于教育对象内在意愿的尊重，但“顺导”并不等于“迎合”，教育者同时要注重引导，使学生在知识和能力等方面获得实质性的提升。（2）个体性和普遍性的关系。孔子提倡“因材施教”，亦即注重个体的差异，包括个体在智力、兴趣、背景等方面的不同。但同时，又不能忽视普遍的标准，孟子便强调制作工艺的过程中要有普遍的标准。真正高明的大匠，不会因为匠人的个体差异而降低标准。在教育中，要把坚持普遍的教育目标和重视个性差异统一起来。（3）规范性和开放性的关系。教育要有相对确定的要求和标准，比如教材就提供了一个标准 ，而教育过程却灵活开放，不同教师对同一教材教授方法之间却充满多样的差异。与之相联系的是教学过程中生动性和严谨性的关系。
从教育对象来看，则往往涉及以下方面：（1）“学”和“思”的关系。“学”是对已有知识的接受，“思”是创造性的思考、理解和发挥。如何对待教育者的关系。教育对象要有对教育主体的尊重和一定程度上的信赖。“2）与“学”和“思”相联系的是“博学”和“辨疑”的关系。博学体现为知识的扩展，辨疑则表现为批判地反省。
其次，从德性培养的角度来看，涉及到：（1）说理和示范的关系。一方面，要了解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需要对规范的理解；另一方面，说理的不能引向说教，道德教育更重要的是“示范”，孔子“见贤思齐”之说也有见于此。（2）引导和涵养的关系。引导更多的是体现为外在的影响和约束，而涵养则与自我的体验、体会、提升相联系。他们是互动和相互关联的。（3）德性和个性的关系。儒家注重“成人”和“成己”，从积极方面来说每个人都有成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往往将“成人”理解为“成圣”，后者可能导致人格目标的趋同化。
再次，从能力的培养和提升维度来看：（1）教育要处理好潜能和现实的关系。每个人都具有向某种能力发展的潜能，但潜能只有通过各种条件才能转化为现实的能力，教育便是其中的条件之一。潜能的现实化问题牵涉到训练和锻炼的关系。训练侧重于教育者来说，锻炼则侧重于从受教育者的角度看。（2）能力的多样化及差异。教育者要善于发现教育对象的不同潜能，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教育主体要发现它，教育对象要意识到自身在某种方面的能力。
最后，从“美”的品格形成上来看，要处理好以下关系：（1）感性和理性的关系。美本身就表现为感性和理性的统一。要在美的品格培养中协调感性和理性的这两个方面。（2）普遍性与个体性的关系。（3）真和美以及真和善的关系。从广义的价值系统来说，真善美之间并不是完全分离的，而是具有内在关联。就真和美的关系而言，真中隐含美，美中体现真；就真和善的关系而言，美包含价值意义（善）。历史地看，道家强调“美”和“真”的关系；儒家强调“美”和“善”的关系，现代意义上的教育要把真、善、美三者统一起来。
杨国荣教授还从从广义的角度探讨了教育过程的内在连续性和一致性、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在内容和方式上的互补性等问题。
问答环节，杨国荣教授和同学们进行了一对一的交流对话。杨老师富有哲理的思考带给同学们不少启发。他儒雅的师者风范也给在场的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4）其他交流信息
2011年3月30日-4月3日，姜进教授应邀赴美国夏威夷参加“国际中国戏剧研究会年会”和“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年会”，并分别提交论文：“《碧玉簪》与民初上海小戏中女性形象的重塑”（The emergence of a female protagonist in An Emerald Hairpin (Biyu zan)）和“State and Popular Entertainment in Early PRC Shanghai”。
2011年4月3日，陈嘉映教授应贵阳市贵州省博物馆的邀请，做客贵州知行讲坛，做题为《哲学之为穷理》的讲座。
2011年4月5-6日，许纪霖教授应邀出席由东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人物研究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
2011年4月16日，许纪霖教授应邀参加博源基金会主办的辛亥革命百年反思学术研讨会
2011年5月5日至2011年6月6日，胡晓明教授应邀在加拿大温哥华布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进行高级访问。
2011年5月6日至7日，陈嘉映教授应邀出席由《哲学分析》编辑部、北大出版社、思想所等在杭州联合举行的“史与思：当代中国哲学的视域”学术研讨会，并进行了主题发言：谈谈知行合一－－杨国荣《道论》第三章与第七章解读。
2011年5月10-15日，杨国荣教授应邀访问法国巴黎高师，并于5月12日，在法国巴黎高师哲学系举行英语学术报告：Concrete Metaphysics。
2011年5月17-19日，高瑞泉教授受会议组委会邀请，在苏州参加由中国文联与江苏省政府主办的“首届太湖文化论坛”，就“文化多样性与人类文明进步”问题作了发言，该论坛是一个仿照达沃斯论坛创设的国际文化论坛，刘延东国务委员和巴基斯坦总理等政要和一批国际知名学者与会。
2011年5月21日，胡晓明教授应邀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中国城做题为《略谈中国诗词中的“鄉愁”》的演讲，叙述从先秦到清代中国诗词中“乡愁”的发展与特色，探讨历代“乡愁”的中国文化思想意义。
2011年5月21-24日，高瑞泉教授应邀参加由上海师范大学主办的“辛亥革命与中国传统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会议论文《辛亥革命与平等观念的古今之变》。
2011年5月22-23日，许纪霖教授应邀出席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与华东师大思勉高研院合办的“两个跨世纪之交：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转型”国际研讨会，报告论文：《从富强到文明：清末民初的强国梦》。
2011年5月27-29日，盛邦和教授应邀参加日本京都日本文化研究会与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合办的“江南与日本——人际交流与资料的再发掘”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主持分会场。
2011年5月28日至29日，陈嘉映教授应邀出席由《哲学分析》编辑部、北大出版社在北京金龙潭酒店召开的“陈嘉映哲学三十年”研讨会。
2011年6月3日， 陈嘉映教授应邀出席由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美国加州圣荷塞州立大学比较哲学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主办，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的“2011年北京当代哲学国际圆桌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 “Classical Texts and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In View of Studi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2011年6月8日，杨国荣教授应邀在中山大学举行学术讲座：“意义的哲学思考”。
2011年6月12日，姜进教授应美国国际教育协会CIEE邀请，做了题为“Changing roles of women in China”的报告，探讨中国女性地位和角色的历史变迁。
2011年6月16-19日，高瑞泉教授应邀赴蒙古国乌兰巴托出席“中蒙文化论坛”，并提交了论文《“平等”在现代嬗变中的佛教诠释》。中国驻蒙古国大使和国立蒙古大学校长出席了本次论坛。
2011年6月19日-21日，陈赟教授应全国青联、中央国家机关青联、重庆市政协与青联的邀请，在重庆参加“走进大西部、感受新重庆”的活动，观看了重庆市政协组织的唱讲传读活动，参加重庆市委举办的座谈会，与薄熙来书记、黄奇帆市长畅谈重庆发展。
2011年6月21日-22日，陈赟教授应贵州省团委、青联邀请，参加遵义与贵阳的考察活动，并与省委领导座谈贵州的发展，作了简要的发言。
2011年6月25-26日，许纪霖教授应邀出席华东师大历史系主办的“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国际研讨会。
2011年6月25-26日，胡晓明教授应邀出席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共同举办的“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担任北美中国文学研究分会场的主持人。
2011年6月27日，陈赟教授应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邀请，出席“人文科学面对日益变化的世界”的席明纳活动，参加讨论发言。
2011年6月29日，杨国荣教授应邀在内蒙古大学举行学术讲座：“意义与境界”。
三、基地重大项目进展
1、王晓明：现代文化反思与20世纪中国文学
本季度课题研究着力点在对“中国革命”的重新定义及其文学史论述的“效应”，当我们对中国革命重新定义之后，反映在文学史的论述上有一系列后果，第一个是怎样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或者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文学性的含义。因为无论是80年代或80年代之前形成的主流的文学观念，都是把文学看成是世界各国、各地人文学性质是统一的。没有看到不同的地方文学所具有的不同的文学性。以及什么是现代中国的“革命文学”、社会/文化史和文学史的重新分期等问题。
2、陈嘉映：20世纪中国伦理学：问题与思考
按照原设想，工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主要在搜集整理相关资料。2007-2008年进行并完成。
第二阶段，系统阅读相关资料，同时阅读或重读东西方的经典伦理学著作。2008-2009年进行并大致完成。
第三阶段，写作。2010年开始。写作大致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20世纪中国伦理学的梳理、叙述与刻画，以及对材料的简短评论；另一部分是集中讨论20世纪中国伦理学所处理的问题和隐而未发的问题。现在，第一部分写作已近尾声。
在整个项目进行过程中，我们编译了《维特根斯坦文选》，已由新世界出版社于今年1月出版。译出J.L.奥斯汀，《感觉与可感物》，已由华夏出版社于今年4月出版。编辑出版了《教化――道德观念研究》〔陈嘉映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普遍性种种》〔华夏出版社，2011，1月〕，《哲学美学宗教问答录》〔华夏出版社，2011，1月〕。本季度发表了多篇论文：《说理之为教化》，载于《新世纪周刊》，2011年第16期；《谈谈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世界哲学》，2011年第3期；《 “先天”、“先验”、“超验”译名源流考》, 文炳、陈嘉映，《世界哲学》，2011年第3期。
3、胡军：中国现代直觉论及直觉主义研究
本项目目前已经进入尾声，进入最后的定稿阶段。整个课题预计将在下季度申请结项。
4、胡晓明：中国文化意象的再生成研究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在发表《漁樵问答母题的艺术旅行》（2011年第2期）
在《汕头大学学报》上发表《“意象”研究维度的缺失与补偿》（2011年第2期）
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十二辑（2011年5月出版）上发表：《渔樵母题与中国诗学的地理旅行》、《庾信入北诗歌中的流水意象》、《李群玉神遇湘妃的诗学秘密》
5、盛邦和：中国与日本：近代思想历程中的亚洲认识
《中国与日本：近现代思想历程中的亚洲认识》项目的研究由中国思想部分及日本思想部分组成。本季度继续深化对亚洲认识中中国部分研究，赴上海及外地购买和复印与本课题有关资料的工作仍在进行中。完成了论文论文《“东西文化论争”的第二波——关于“本为文化”的大讨论》的写作，即将发表。本文主要讨论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一场关于“本位文化”的大讨论。这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东西文化”论争之后的又一场文化大论战。两场论战时隔十五年，中心却是一个，即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是严峻的批判还是“温情”的继承。只是后次的论战，中学派中站出了“本位”派，以坚决的态度将传统文化确认为“本位文化”。于此同时，西学派组合为“西化派”以更激进的态度，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如果说前次的论战，中国处于北洋时代，论战尚具自发“自由”的色彩，那么后次的论战，则具有国民政府干预的背景。如果说前次的论战，“西学”的声音占据上风，那么后次的论战则发生变化，“中学”的攻势日益增强。不过还是没有分出真正的胜负，继此之后又有多次同样主题的论战接连“开战”。可以说，时至今日这个“主题”提出的“问题”赫赫犹在，依然未获一致的见解。也就是这个原因，回顾那个遥远时代的论战，竟似探讨一个当下的鲜活话题。
6、顾红亮：现代中国的责任思想研究
第一，“现代中国的责任思想研究”课题组负责人顾红亮在哈佛大学访问，2011年4月9日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沙龙上发言，发言题目为“现代中国思想与责任问题”，就该课题的研究思路进行汇报，征集专家学者意见，在发言中提出责任感、责任心和责任观的区分，责任感属于情感层面，体现为心理驱动力；责任心属于良知层面，体现为道德驱动力；责任观是对责任概念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理论论述和系统表述。第二，2011年6月，课题组负责人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奥柏林学院、伯洛伊特学院档案馆等机构查阅相关的图书资料。
四、优秀成果推介
1、《具体的形上学》（三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具体的形上学”是杨国荣先生对自己三部著作的概括，据撰写的先后顺序依次为：《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存在之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上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2009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时作者改为《道论》]；《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三书2011年4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集结再版，杨先生将此文集命名为“具体的形上学”。
内容提要：
以史与思的交融为进路，《具体的形上学》既基于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又以世界哲学背景下的多重哲学智慧为理论之源，其内在的旨趣在于从本体论、道德哲学、意义理论等层面阐释人与人的世界。与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或“后形而上学”的视域不同，“具体的形上学”以存在问题的本源性、道德的形上向度、成己与成物和意义生成的历史过程为指向，多方面地展现人的存在于世界之“在”的具体性。全书包括三卷：《道论》着重从本体论方面阐释具体的形上学，《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以道德形上学为侧重点，《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则主要关注于意义领域的形上之维，三者既脉络相通，又各有侧重，其共同的旨趣，则是走向真实的存在。
（1）《道论》：从存在与价值的关系，到自由之境，世界之“在”与人之“在”相互关联，存在本身呈现了多重维度和意蕴。与认识、审美、道德的本体论之维相应，真、善、美的统一内含形而上的根据，而存在本身则展示了其具体性、真实性。以真实的存在为指向，哲学的各个领域之间，并非横亘壁垒与界限：作为把握世界的相关进路与视域，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伦理学、方法论等等更多地呈现互融、互渗的一面。这里既可以看到存在本身的统一性，也不难注意到把握现在的方式及形态之间的统一性；以存在的具体性与真实性的如上澄明为进路，形而上学同时也在二重意义上突现了哲学之求其“通”的品格。
（2）《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道德哲学以“善如何可能”为其题中之义。从终极的层面看，道德所指向的善，总是落实于人自身的存在，在这一意义上，善如何可能，同时也意味着存在的完善何以可能。人的存在本身包含多重面向，从外在的行为，到内在的德性，从主体间的交往，到自我的实现，从普遍的社会秩序，到广义的社会生活，存在的完善体现于不同的方面。以人自身的存在为出发点，道德所指向的善在个体之维表现为通过潜能的多方面实现而“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走向真实具体的存在，在社会之维则表现为赋予人的全面发展以必要的历史前提，并使社会本身达到健全的形态。作为存在的两重面向，二者本质是统一的。本书通过考察何以有善以及道德与价值、伦理和义务、德性和规范、知善和行善、言说和存在、形式和实质、道德与幸福等问题，展示了对道德之域的形上沉思。
（3）《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本书以“成己与成物”为视域，具体考察意义世界的不同形态及其深层内涵。以本然对象与人化存在的分化为历史前提，意义不仅呈现为观念的形式，而且也体现于人化的实在。前者（意义的观念形态）既表现为被认知或被理解的存在，又通过评价而被赋予价值的内涵，并展开为不同形式的精神之境；后者则意味着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化“天之天”为“人之天”，并由此使本然之物打上人的印记、体现人的价值理想。意义的不同形态在人与世界的互动中彼此关联，并具体展现为多样的意义世界。作为成己与成物过程的历史产物，意义世界以人对存在（世界之在与人自身的存在）的理解、规定、作用为指向，在宽泛的意义上，可以将其视为进入人的知行之域、打上了人的印记并体现人的价值理想的存在，后者同时表现为观念形态与现实形态的统一。通过成就世界与成就自我的创造性活动，人在追寻意义的同时也不断建构多样形态的意义世界。对意义世界的以上理解，意味着扬弃传统的心性之学、当代存在主义以及分析哲学、科学主义对意义之域的狭隘规定。成己与成物的过程内在地涉及意义世界的生成如何可能的问题。所谓如何可能，也就是这一过程展开的根据和条件，后者既涉及内在的人性能力，也关乎外在的普遍规范，由此展开的分析，同时也渗入了对康德哲学、现代的分析哲学、现象学，以及传统的心性之学和当代新儒学的理论回应。从成己与成物的视域考察意义世界，更多地体现了哲学理论层面的沉思。当然，这种思考又以哲学史的回溯以及时代问题的关注为其背景。
2、《说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陈嘉映教授新著《说理》2011年5月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内容提要：
本书从“哲学何为”这个主题开始，进展到哲学与语言的关系，道理与言说道理的关系，区分论理盘道与科学理论，澄清我们能够在何种意义上理解普遍道理。
第一章哲学之为穷理提出了我关于哲学性质的总体看法——哲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尝试掌握世界的机制，而是以多种方式追索常理背后更深的道理。
第二章哲学为什么关注语言探究20世纪初叶西方思想所发生著名的“语言转向”，分疏这一转向的积极意义以及这一转向带来的误会与歧途，其结论是：语言转向完全不可以被理解为哲学转向语言学。
第三章哲学语法阐释、批评维特根斯坦广有影响的“哲学语法”概念，通过这些阐释和批评展示哲学语法与普通语法的区别，具体而微地揭示“语言转向”的积极意义，消除关于语言转向的常见误解。
第四章论理词与论理区分了语词的日常用法和论理用法，指出论理词的意义多半来自日常意义但又有别于日常意义，同一个论理词的意义因它座落在不同论理系统中而有所区别，并因此有别于科学术语。
第五章，感知与语言分析通过感知问题研究的实例展现哲学论理与语言的关系，哲学论理中自然语言与论理词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象化研究与周边环境的关系。本章的核心部分讨论奥斯汀在《Sense and Sensibilia》一书中对感觉资料理论的批评。
第六章亲知与观念进一步探讨认识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批评了认识论中的建构主义，提出了有感之知的概念，并阐论了观念批判与概念考察的区别与联系。
第七章看法与论证从我们先有主张然后展开论证这一基本点出发，澄清说理-论证的一般性质，指出其主要目标是通过对事物所以然的探究使各种知识和道理得以贯通。在阐论过程中，尝试澄清一些常见的错误看法，表明论证并不等同于没有先见的推论，说理的目的不只是让他人转变看法，也不一定是要达到共识。
第八章普遍性：同与通探究“普遍性”概念的种种含义，并最后提出，哲学探求的普遍性并不是世界的普遍规律一类，而是“翻译的普遍性”或者说对话的可能性，即各种道理系统之间的相互理解。
第九章事情本身与事实对极为重要的“事实”概念做了多方面的探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事实与价值”这对范畴的讨论，依据于此前各章中阐释的见解，指出事实和价值并不截然两分而是互相缠绕的，而所谓“普遍价值”并不具有抽象意义上的普遍性，而须从“翻译的普遍性”得到理解，不同价值之间并非无法交流，它们通过翻译达到或深或浅的的相互理解。
3、《民族主义及其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由高瑞泉主编的《民族主义及其他》2011年6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内容提要：
本论文集作为《中国思潮评论》之第三辑，原系去年在我校召开的“社会思潮、文化变迁与中国道路：20世纪的经验”学术研讨会之部分会议论文之结集。是高瑞泉教授作为首席专家主持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本书集中讨论了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胡逢祥、高力克、郑大华等深入讨论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演变、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以及中国现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德国源头等重大问题。高瑞泉、李翔海、何卓恩、李维武等则集中探讨了从激进主义到保守主义的转变、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意义与问题等当代中国的重大文化现象。胡伟希论述了20世纪中国三大思潮及其当代转型。萧功秦的文章分析了当代中国的六大思潮。这批现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研究中最活跃和最有成绩的作者所提供的论文，可以从一个层面呈现出对于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