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银胜：声音
以文学的方式对话世界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充满惊异和好奇。但客观地说，普通外国民众对中国，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真正的活力和丰富也知之甚少。中国向世界打开自己，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应该有最能触动人心灵的文化与文学的交往。在许多国外文学论坛、文学讲座里，我看到我的很多同行们所介绍的当代中国文学、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情感，都对最普通的外国听众产生着生动而积极的影响。面对面的，而非道听途说式的，文学方式的沟通，抒发对文学、艺术、人生、世界的感知，这样的沟通不是为了让人们变得相同，而是为了理性平等地认识欣赏并尊重彼此的不同。
——铁凝(载《光明日报》2010年3月2日)
摆脱“绝对真理”的思维方式
可怜中国的知识分子到现在也不太清楚，中国的落后和停滞既不是“孔家店”的问题，也不是王权专制主义的问题，而是我们对“孔家店”和王权专制主义的“态度”:是我们把它们绝对真理化了，然后再没商量地拜倒在它们面前，从而丧失了本属于“独立和自由”的“思想”。这种“态度”或思维方式不改变，我们就要丢掉一个“绝对真理”，再换上一个“绝对真理”，丢掉东方的“绝对真理”，再“拿来”一个西方的“绝对真理”，刚在一个“绝对真理”面前挺起腰板，又立刻在另一个“绝对真理”面前弯下腰去。
——郭铁成(载《书屋》2010年第2期)
舆论监督与杂文繁荣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对杂文的承受程度，也是这个社会政治文明、政治民主的一种外在表现。说白了，一级政府也罢，一个官员也罢，是否具有听取“逆耳忠言”的雅量，是其是否有力量的集中体现。众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良药苦口利于病，逆耳忠言利于行。此中道理，不言自明，无需多说。……要警惕何满子先生所批评的杂文批判功能弱化的倾向，警惕“杂而无文”的白开水倾向，警惕个别作者玩儿杂文、玩儿读者的不严肃倾向。
——朱铁志(载《杂文选刊》2010年第1期)
当代文学六十年已成“战场”
当代思想或者当代理论的深刻分歧，可能并不完全在于对社会现状的表面的感知、异议或批评上，相反，更多的冲突将来自历史领域。这一冲突也未必都因为知识层面的逻辑缠绕，甚至，无关个案的真实性。……观念、阶级记忆、立场甚至各自的身体感觉，隐蔽在眼花缭乱的理论术语背后，在自欺欺人的“去政治化”的喧嚣声中，却是更为强劲的政治性诉求。
——蔡翔(载《上海文化》2010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