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宪章
●“跨学科”成了中国学界最招摇的旗帜和最时尚的学问；在它的庇护下，任何非文学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文学的“法人”，任何非学术的东西都可以登上学术的殿堂。
●人文学术的策略和方法就是人文精神建构本身……如果我们没能考虑这些不同，就匆忙把科技研发中的“跨学科”照搬过来，无异于自愿接受科技理性的“绑架”，匪夷所思。
赵宪章: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跨学科”是新时期西学东渐的产物。最初来自科技界，如在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等领域，仿效西学的“跨学科”进行研究和开发，势在必行，成效显著，无可非议。几乎与此同时，“跨学科”被演绎到整个学术领域；特别是当它作为官方的“学术导向”之后，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学术，也都打起了“跨学科”旗号。在这一旗号下，“文化研究”应运而生，并被赋予“学术前沿”的名义；无论怎样远离文学的扯谈，都可以披上“文学研究”的外衣。于是乎，“跨学科”成了中国学界最招摇的旗帜和最时尚的学问；在它的庇护下，任何非文学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文学的“法人”，任何非学术的东西都可以登上学术的殿堂。
当我们的文学研究越来越热衷于“跨学科”的时候，是否考虑过这样的问题:本来源自科技界的“跨学科”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即便肯定它是“普遍大法”，那么，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学术，在所谓“跨学科”方面和科技研发是否有所不同？
二者的区别是显然的。因为，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与人文精神的建构完全不同。追逐人类社会的“实利性”是科技研发的终极目标，从而决定了它的“学术前沿”总是变动不居，必须顺应大势及时和主动地调整自己的研发策略。无论是此前的学科分化，还是当下鼓吹的学科整合(跨学科)，对于科技研发来说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的目的只是现实功利的最大化和最优化。人文精神的建构就不同了。他不仅不是实利的，更多的情况是同实利相敌对。他也有自己的学术前沿，但同科技的“实利前沿”完全不同:科技的前沿就是时间的“现在时”；人文学术则不可能脱离“过去”，因为我们今天坚守的理念、准则和风习等，在久远的过去就已经存在了。就此而言，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学术实际上是一门“历史科学”，更多的情况是在历史的反复回溯中不断自省。因此，他的学术前沿并不是时间的“现在时”，而是空间的“回旋和完善”。因此，人文学术不需要像科技研发那样追逐“时尚”，更无须参照“实利”调整自己的学术策略。最重要的是，人文学术的策略和方法就是人文精神建构本身，无论守成或创新、分析或综合、归纳或演绎，包括学科层面的细分或整合，都不存在外于人文精神的实利性目的。如果我们没能考虑这些不同，就匆忙把科技研发中的“跨学科”照搬过来，无异于自愿接受科技理性的“绑架”，匪夷所思。
其实，就人文学术的历史来看，“文史一家”本来就是它的学术传统。这是由人文学术的自身性质所决定的。例如研究任何一个作家、作品或其他任何一种文学现象，完全脱离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语境是难以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即使像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那些公开和反复倡导“内部研究”、“封闭研究”的学派，在其具体的理论批评实践中也没能真正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这也是王国维提出“学无古今中西”说的理由，因为人文之间的会通自然而然，根本无须刻意地张扬或贬抑。既然这样，有什么必要在文学研究领域人为地提倡和推行“跨学科”呢？“跨学科”何以可能作为当下文学研究最招摇的旗帜和推手呢？令人担忧的是，许多人文学者和学术机构正在急切地向“跨学科”靠拢；“跨学科”这个被科技理性“绑架”过来的“二奶”同人文学术的“联姻”，正被学术权力迅速地“正名”和体制化，匪夷所思。
就学术史而言，学科的细分原本是学术深化的必然，古代社会的“全能”学者在当代复制已无可能。这首先是学术的进步。就像我们常说的“小题大做”那样，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人文学术的哪怕一点点创新，都需要高度聚焦并“小心求证”，“大而化之”只能招徕眼球的注目而很难有任何实在的意义。如果说人文学术的“跨学科”是自然而然，那么，它的前提则应是学科本身的完善，或者说依托固有学科已难阐释当代问题，或者说对于新问题的阐释已达固有学科的极限，等等。但是，纵观所有鼓吹文学研究跨学科的言论，从不涉及这一前提，更无指正现有文学学科的不足和局限，只是一味高喊“跨学科”，似乎是天经地义、前世命定。这种不动脑子的“跟风”作派无异于“文革遗风”，不见了学术的独立和学者的自尊，斯文扫地，匪夷所思。
如果说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是一种可能，或者说将“文史一家”传统演绎为现代学人的自觉，那么，我们首先应当明确这样的观念:“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道理自从亚里斯多德以来就被普遍认同，无论后人和国人如何将文学意识形态化，也都没有舍弃这一金字招牌，可见已经深入人心。明确这样的观念意味着承认文学和语言密不可分；换言之，无论在学理层面还是在体制层面，都应承认文学和语言是最邻近的两个学科。既然这样，那么，如果我们的文学研究提倡“跨学科”，就要一步一步地跨来，首先顾及最邻近的语言学，即借鉴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文学，就像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形式理论那样。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在“跨学科”的旗帜下，我们的文学研究更多地跨到思想史、文化学等遥远的领域去了。环顾当下所有鼓吹文学研究“跨学科”的言论，几乎没有任何提倡和语言学联姻的声音，而是任意所为，舍近求远，一步跨到天边外，最后竟然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匪夷所思。
当然，坚守“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观念，并不意味着将语言看做是文学的唯一。例如阿布拉姆斯的“文学坐标系”，就在“作品”周边圈定了“作家”、“读者”和“世界”等三大外围因素，都属于文学“大家庭”，并且考虑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这实际上又回到了“文史一家”的历史传统，回到了人文学术自然会通的学科属性。当然，阿氏也有缺憾，例如，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和其它艺术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在其“坐标系”中就了无踪影。美术、音乐等艺术和文学的关系就非常密切，在阿氏的“坐标系”中并没有位置。这就涉及到文学学科和美术学、音乐学等艺术学的关系，也是一种“跨学科”，并且是和文学研究非常贴近的学科，怎能忽略不计呢？概言之，如果说我们可以将“跨学科”作为文学研究的人为推手，那么，首先是跨到语言学，然后再跨到艺术学，这才是最自然不过的。这种意义上的“跨”，就不是“舍近求远”，而且自然而然，同那种刻意地“跨来跨去”完全不同。后者只是一种“表演”，与人文学术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