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墨炎：我为什么写《真假鲁迅辨》
来源：《 博览群书 》 2011年02月
《真假鲁迅辨》是我近年所写文章的结集。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真假鲁迅辨。
鲁迅怎么会有真有假呢？是的，如果你是成年人，那你固然接触过真实的鲁迅，但几乎可以肯定你一定也接触过虚假的鲁迅。你读完这本书就会明白：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虽然鲁迅的影响是很大的，长期以来研究鲁迅、宣传鲁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虚假的鲁迅仍在不断地出现，仍在悠然地徘徊，有时还很活跃呢！还我真鲁迅，是这本书的要义。
还我真鲁迅
这本书的第一辑中，不少文章与鲁迅生平大事有关，也与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有关。我以为，新版全集编注的修订是有成绩的，但书信部分和旧体诗部分的一些新编新注，由于受到了一些不应有的干扰，存在着值得注意的严重问题：
（1）“鲁迅茅盾致红军信”（以下简称“鲁茅信”），在“起草人未详”的情况下，是不应编入新版全集的。我已论证了此信未经鲁迅起草或过目或事先知情，它不是鲁迅的文字，就失去了收入《鲁迅全集》的最基本的条件。我认为此事的结论已为大家所接受。
（2）《两地书》原信本不应“粉身碎骨”地编入全集。《两地书》不但每封信的内容前后交叉，不可分割，而且在成书过程中，两人共同编辑、抄写、修改、发稿、校对、版权页上贴许广平印花等，是一部典型的合作著作。它的完整性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但是新版全集书信部分的“定稿专家”，不顾鲁迅、许广平生前的意愿和感情，不顾《两地书》版权继承人的反对，将它作了“粉身碎骨”的处理：“粉身”，将鲁迅、许广平的信拆开，剔弃许广平的全部书信；又将鲁迅书信“碎骨”，逐封按时间先后分插到写给其他人的信件中。这样，在新版全集中，已无法找到世上存在过的《两地书》原信本。
（3）对于鲁迅是否遭段祺瑞政府“通缉”这样的大事，应有合乎史实的注释，可是新版全集书信部分的“定稿专家”坚持注释中的错误，还撰文与我争论。我对南京国民政府是否通缉过鲁迅的问题，也作出了明确的回答。鲁迅生平重大史事错失的说法，长期得不到纠正，应该叫停。
（4）许广平整理鲁迅著作的贡献，大半个世纪以来，为广大学者、专家、出版家和读者所肯定和赞誉。可是，在新版全集编注修订工作启动不久，许广平的这些工作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责难。在新版全集中竟错误地改掉了许广平所拟的四首旧诗的题目，甚至还连累改了鲁迅亲自定的一首旧诗题目。我写了两篇有关的文章，也已辑入这本书中。
这本书的第二辑是关于鲁迅故居陈列和鲁迅文物研究、整理、出版方面的文字。各地鲁迅故居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修缮、整理、开放的，从无到有，成绩显著。但有的故居的陈设，长期远离历史原貌。鲁迅手稿不断被篡改、造假，《鲁迅诗稿》出版的版次印次已达十余种，但时至今日，还没有出版过一本无错无假的鲁迅诗稿。鲁迅照片至今还没有系统地整理，经过剪贴、造假的鲁迅照片仍在报刊书册上不断涌现，至今还没有出版过一本无假、无错、无漏的《鲁迅照片全集》。
鲁迅爱画，偶尔也绘画。鲁迅的书刊装帧设计，早已有人整理出版，是有成绩的。然而鲁迅之画的有些遭遇，并不比诗稿、照片好多少。有人编了本《画者鲁迅》，首页赫然印着中国画《如松之盛》，却不是鲁迅的作品；确是鲁迅作品的《猫头鹰》，有人竟然发现猫头鹰肚皮上画的是“正在谈情说爱的一男一女”，说这是鲁迅为了表示“血与火”以后“终于要的是和平和宁静”：真是匪夷所思，实在令人瞠目结舌。
这本书第三辑是关于回忆录的。现存关于鲁迅的回忆录，有真实的，有真假杂糅的，有全然虚构的，书中作了实事求是的辨析。第四辑收入的，是十数篇史料考订的文章。第五辑是关于一本书的评论文字。这本书的草率、凌乱和硬伤性错误之多，无中生有的信口开河文字之多，自鲁迅辞世以来，在鲁迅研究和史料性著作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是令人惊讶的。
在了解了这本书的五辑内容后，你一定会深信不疑地感到你确曾碰到过“假鲁迅”，或者在你读过的教科书里，或者在你翻过的鲁迅画传之类的图片集中，或者在你参观鲁迅故居的时候，或者在你偶尔阅读鲁迅诗稿集时。
何来假鲁迅
在鲁迅研究领域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弄虚作假的现象呢？为什么“假鲁迅”会在众多场合出现呢？
这确实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当今50岁以上的人，大概还记得我国在不短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在主流意识内有一个强有力的观点：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鲁迅研究当然毫无例外地必须为政治服务。而“为政治服务”，有些人又理解成或规定成是为政治运动服务，是为具体的方针政策服务。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只要有风吹草动，鲁迅都必须冲锋陷阵在前。政治文化领域几场批判运动不必说了，就是农业合作化高潮到人民公社化期间，鲁迅也忙碌。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哪一场批判没有鲁迅到场？“文革”结束了，鲁迅仍不能安息。大而至于改革开放，具体的至于计划生育，都要请鲁迅当宣传员。近年，“鲁迅与环境保护”、“鲁迅论城市建设”、“鲁迅关注的‘三农’问题”、“鲁迅的‘血与火’是为了‘建设和谐社会’”等，又成了某些“鲁迅研究专家”的热门话题。所有这些，美其名为“鲁迅的当代性”，实际上是拿着鲁迅当“万金油”使用，什么地方痒就在什么地方抹一下。早在三十多年前，邓小平就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讲话）时至今日，对鲁迅何尝不存在“完整的准确的认识”的问题？可是在某些专家的笔下，在某些热闹的讨论会上，鲁迅难道不仍然在被支离破碎地“使用”吗？正是在这样的“使用”之下，某些人除了“研究”之外，还“改编”鲁迅、“创造”鲁迅，“假鲁迅”就这样应运而生。由于“当代性”（其实是“当前性”）的需要，牵强附会、捕风捉影、弄虚作假的事，不断发生。
为了“使用”鲁迅，也就有了“神化”鲁迅。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中对鲁迅的高度评价，是对鲁迅的“神化”。我并不这样认为。毛泽东称鲁迅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我认为这是一位政治领袖对一位同时代的历史伟人的评价，是全面的、合适的。但我认为应该允许不同评价的出现。新的评价是否科学、是否合乎鲁迅一生的实际，人们自当作出鉴别。我个人认为，至今还没有出现比毛泽东更全面、更合适的深为人们所接受的鲁迅的评价。在频繁“使用”鲁迅的过程中，鲁迅也就成了万能的“超人”，也就逐渐“神化”了鲁迅。到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被史无前例地“神化”了，鲁迅也被进一步“神化”。要把鲁迅当作“钟馗”去“捉鬼”，“钟馗”不就是“神”吗？世俗中常有一种误解：以为“神化”是出于对某历史人物太信服、太尊奉、太敬重造成的。其实不然。说到底“神化”即“工具化”。“神化”也是对历史人物的歪曲，也是对历史人物的伤害。有人自我“神化”就是自我“工具化”。“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对“神化”毛泽东的重大突破。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历史每前进一步，旧势力、旧思想总会以种种方式通过种种渠道“回潮”。“神化鲁迅”就依然存在。被“神化”了的假鲁迅，依然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不断出现。
在“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后很长的时期内，是不许谈论神化鲁迅的事的，评论鲁迅有一套一套的套话，随便议论鲁迅也就成了有政治风险的事。比如鲁迅的亲密战友茅盾，1975年春鲁迅博物馆请他参加座谈会，几天后送来他的发言记录，要他过目定稿。不过七八千字，他“认认真真地修改了三天”，还定不下来。儿子韦韬觉得奇怪，茅盾对他说：“这篇谈话稿虽说由鲁迅博物馆保存，但肯定会流传开去。所以我既要努力忠于历史，又要使他们能够接受，非常难办，很费斟酌。”（见韦韬等《父亲茅盾的晚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从中可见，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和氛围！茅盾为坚持“忠于历史”的原则费尽心力，有些意志薄弱者就只好去写弄虚作假的回忆录。然而，到了“文革”结束后，茅盾还是因说真话而惹祸。1979年10月，茅盾在答记者访问时，说了句“不要神化鲁迅”，竟遭到围攻式的指责，以后不断挨批达30年之久。2001年有人写了《挑战经典——新时期关于鲁迅的几次论争》，茅盾被列为“挑战经典”的第二号人物。2002年5月，有人编了一部书《谁挑战鲁迅》，茅盾又成了“挑战鲁迅”的第二名。2006年8月，有人编辑出版《颠覆与传承》一书，茅盾因这一句话，又成了“颠覆鲁迅”的重要人员。茅盾说了句合乎史实的真话竟闯了大祸，那必然会引来不少的假话和假鲁迅。假鲁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
解析“假霸风”
在频频“使用”和不断神化鲁迅的过程中，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在鲁迅研究领域中，在少数的人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假、大、空、霸”的作风、学风和文风（以下简称“假霸风”）。这种“假霸风”阻碍着鲁迅研究的正常发展，甚至把鲁迅研究引导到弯路上去。它的特点是：
（1）不赞成认识论的“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有了历史，才有史论”的基本常识。他们主张“观点统帅材料”，主张“史料要为观点服务”。他们常常“主题先行”，不合乎“主题”的史料，甚至恰恰证明“主题”不能成立的史料，就弃而不用，千方百计地搞瞒和骗；根据“主题”的需要，他们片面地“使用”史料，甚至“改造”史料，“创造”史料。这样的例子很多，收入这本书的好几篇文章中都涉及这方面的事例。
（2）重人言，轻史实。学术研究首先要调查研究史实，当事人的言论当然应该重视，但不能把道听途说、无从核实的言论，当作“指导思想”。某些人不是在研究史实上下工夫，却常常企图以某种人言，来封住学术讨论中的不同声音，甚至企图以此来吓唬不同意见的人。例如，“鲁茅信”未经鲁迅起草或过目或事先知情，它不是鲁迅的文字，是不应编入《鲁迅全集》的，这几乎已成了学术界的共识，可是有人竟一再宣称这是“上级领导批准”的。事实到底怎样？用这种办法来推脱自己的责任、压制正确意见，是不是一种霸道行为？
（3）常常企图使用学术以外的力量，来压制论争对方，来封住对方的声音。最常见的就是“打棍子”、“戴帽子”的手段。例如，有的研究者论证“鲁茅信”不是鲁迅的文字，是不应编入《鲁迅全集》的，这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可是有人竟发表文章称：“那岂不成了敌对势力常常攻击我们的‘共产党造谣’‘欺骗人民’吗？”并威胁说：“难道‘革命’居然可以这样无耻吗？”甚至还说：“有的人就是极不乐意看到有关鲁迅和共产党有亲密关系的史料。”在学术性讨论中理屈词穷后，就企图用这些“大帽子”来吓唬和压服论争对方，甚至企图给对方制造政治上的麻烦。这类例子我在文章中已举出不少。
“假霸风”还有一种经常使用的手段，就是向领导部门写告状信，向报刊编辑部打电话或写信施压，向报刊编辑部的上级领导控告编辑部的“问题”，以借助非学术的力量打击论争对手，打击发表论争对手文章的报刊编辑部。在我国，每个公民都可以向领导部门和领导写信，但反映情况应该属实，而且学术上的争论，难道也要领导来作行政裁决吗？本来是学术争论，往往就变成了人事纠纷，变成了幕后的权势之争。所幸的是现在各级领导已越来越注意作风民主，“一封信可以整到一个人或一批人”的事已越来越少了，甚至是不可能的了。
（4）不断提出很有用心的耀人眼球却经不起推敲的口号。“保卫鲁迅”就是他们喊得最响的口号之一。这其实是一个给论争对方贴标签、往自己身上拉大旗的口号。论争还没有开始，胜券已在他手中：你是“挑战鲁迅”的，我是“保卫鲁迅”的，你还敢与我争论吗？照他们的说法，鲁迅的光辉是靠他们的“保卫”才得以存在，否则早就被人推倒了。在新版《鲁迅全集》出版后，不少人对书信部分和旧体诗部分议论纷纷时，有人又提出了“以圣徒般的虔诚修订《鲁迅全集》”的说法以标榜自己。但是人们很快就发觉这说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观其实践则又是虚伪的。他们一边弄虚作假，一边却又亮出“求真”的旗号。对于这些口号，我已在文中作了评论。
（5）硬伤性错误多。“假、大、空、霸”的东西，几乎都是在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的情况下出笼的。而真正的学术研究是需要坐冷板凳的，是要费心费力的。硬伤性错误的造成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不肯坐冷板凳、缺乏学识而出错；二是根据某种“需要”而存心造假。我书中谈到了这两种硬伤。
我主张在学术争论中双方或多方都应摆事实讲道理，而不应相互“戴帽子”、“打棍子”。很长时期以来，我一直感觉到在鲁迅研究领域中存在着“假、大、空、霸”的作风、学风和文风。但我在争论中，从不提及“假霸风”，因为我反复思索，“假霸风”的说法会不会也是一种“帽子”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不少朋友认为，对于“假霸风”的察觉，也是一种认识，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引起更多的人注意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否则怎么解释鲁迅研究领域有这么多弄虚作假的事实呢？我们反对的是政治陷害式的给人“戴帽子”、“打棍子”，并非反对对客观存在的不良风气的揭示，经过认真考虑，我决定提出“假霸风”的存在，并初步地归纳了它的特点，我还因此补写了三篇文章，即《一段争论中有代表性的文字》、《关于（魔■）必须说的几句话》、《为人写序者的责任》。通过这三篇文章，提供并分析三个“假霸风”的标本，以增加读者对此风的实感的认识。
对于“何来假鲁迅”的问题，我的观察和思考是很粗浅的，应该有更多的人来深入研究这个问题。这是当代鲁迅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不研究这个问题，鲁迅研究就不可能有新的进展。
重写鲁迅传
抵制和克服了“假、大、空、霸”的作风、学风和文风，大兴实事求是之风，鲁迅研究一定会大大改变面貌，真实的鲁迅一定会走向人民大众，走向青年学生，走向全民族。
我们期盼着真实反映鲁迅一生的鲁迅传的出世。这样的鲁迅传应该在摆脱了“假霸风”后，是面目一新的。
写鲁迅传既不难，又很难。说不难，有些人读三本鲁迅传，就可以写出第四本鲁迅传。当然他不是搞抄袭，不是把精力用在抄袭上耍“小聪明”，搞些改头换面的玩艺儿。因为抄袭迟早会有人揭发的。他把精力用在“吃透”三本传记的内容上，基本事实总是这么些事实，并注意吸取三本传记的长处，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写成第四本鲁迅传。这本传记未必很差，在普及鲁迅生平事迹上，或许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本传记不会有多少学术价值，因为它必然是人云亦云，而且这样的《鲁迅传》或《鲁迅评传》已不止一本了。业内人士一读就知道它是怎么写成的。但如果运气好点，或者亲朋好友相帮吹一吹，它说不定还能再版，然而逐渐为读者淡忘是必然的命运。因为同样用这种办法写成的新的又新的“第四本”鲁迅传还会降生，它们也有人吹捧，或配有名人题字，或配有插图，或插印多少张难得的照片，终于把老的“第四本”挤出市场。但是真正要写好鲁迅传又很难，我想至少要做到三点：
（1）坚持以史为本，论从史出。要从最原始的史料开始，掌握大量史料。史实是怎样的就怎样认识，史实是怎样的就怎样写作，杜绝“假、大、空、霸”的作风、学风和文风。
（2）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以清醒的科学的头脑，梳理鲁迅的思想脉络，梳理鲁迅的著作历程，梳理鲁迅的社会活动及生活经历，写出一个各方面丰满的真实的鲁迅。如果对鲁迅一生的认识还是“一团乱麻”，怎么可能条理清楚地介绍鲁迅的一生呢？你总不能像“假霸风”的某些人那样，把“一团乱麻”塞给读者吧。
（3）要具备鉴别真伪的胆识。要明白“假、大、空、霸”的文章、演讲、著作是“媚上”、“媚俗”的礼品，是某些人“研究”过程中不断看风向、看气候、看脸色的结果。对它们的掌声不断、赞声远扬，不但要心动，而且要能洞察幽微。这就需要我们的胆识。在这里，识是基础，是实力；胆是锐气，是精神，是不断奋进的力量源泉。胆与识是相得益彰的。只有具备与时俱进的胆识，才能使我们抵制“假霸风”，写出真实的鲁迅。
提出重写鲁迅传，并非要否定过去出版的所有鲁迅传著作。以前出版的鲁迅传著作中有几本是写得好的，但确实也有的并不令人满意。例如近年出版的一本《鲁迅评传》，就是典型的“第四本”鲁迅传。它从头到尾，几乎都是人云亦云，而且是上世纪“文革”期间到70年代末的人云亦云，有些段落简直令人怀疑是否从石一歌那本《鲁迅传》中抄来的。我特地找出石著对照了一下，抄倒不是抄来的。我深信，克服了鲁迅研究领域中的“假霸风”，树立我党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学风和文风，真实地反映鲁迅一生的令人耳目一新的鲁迅传一定会诞生！真实地反映鲁迅一生的鲁迅研究，一定会以前所未有的成就，受到读者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