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普世与特殊是分歧所在吗？
来源：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23期
普世性或者特殊性，都不构成我们信奉某种价值的直接理由
笔者在“谁在乎西方模式？”一文中曾提出，论及发展模式，首要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好的模式”。敏锐的读者立刻追问：究竟什么是好的？对谁而言是好的？这类关于价值标准的追问虽不新颖，却至关重要。近年来相关的讨论十分热烈，往往围绕着“普世价值与特殊价值”的议题展开。但是，普世性或特殊性，对我们价值观的形成究竟有多重要？我对此抱有相当怀疑的态度。
在我看来，我们信奉某种价值，不是因为它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或者中国传统的特殊价值。普世性或特殊性，都不构成我们信奉某种价值的直接理由。我们关于好坏对错的观念，并不来自那种抽象属性，而是源自一些故事以及与故事纠缠在一起的道理。有人珍视个人自由，有人坚持尊卑有序，都是在自己成长的经历及社会化过程中逐渐确立的。
会有谁是依据逻辑原则来确立价值观的吗？比如通过三段论式的推理：因为个人自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大前提），而我是人类的一员（小前提），所以，我信奉个人应该享有基本的自由权利（结论）；换成中国传统的特殊价值亦然。这种推理清晰明确，却有点匪夷所思。也许在哲学反思层面上，价值的普世性与特殊性是有意义的问题，但与实际的人生体验相当疏离。
这种辨析的现实意义，在于问题焦点的转换，转向我们所信奉的价值的实际含义及其来龙去脉，而不是其抽象属性。无论提倡还是反对某种价值，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可能不是诉诸其普世性或特殊性，而是探讨这种价值与我们生命体验及文化实践的关系。
比如，如果碰巧你有一个同事是大男子主义者，你主张男女平等，因为这是普世价值；他相信男尊女卑，因为是中国的特殊价值——然后怎么讨论？着急了你可以说，不承认普世价值就不是人类，他就回敬，不坚守特殊价值就是“非我族类”。这样下去，大概只有不欢而散。
也许你可以换一种方式，谈谈我们共享的当代文化与所谓“中国传统”有哪些异同，说说身边让你钦佩爱戴的女性人物，再问问他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和体验⋯⋯这种交谈，是在分享形成一个价值信念的真实来由，虽然未必能保证达成一致，却可能有助于澄清彼此的分歧及其原由，也就更可能接近共识，或者以求同存异方式和平相处。
有一次两位同学在我的课堂上发生争论。甲同学相信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是重要的普世价值；乙同学反驳说，人权实际上是伪装成普世价值的“西方价值”，并主张“民生才是硬道理”，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价值。甲反问“难道我不是中国人吗”？乙回应“你大概已经被西方观念洗脑了”。接下来的对话就有点剑拔弩张：“就算我被西方洗脑了，全中国有几亿人都被西方洗脑了，那你怎么办？是不是要开除我们的国籍啊？这就达到你分裂中国的目的了吧？”“哪有几亿人？不过是一小撮‘西奴’而已，开除你们也没什么可惜！”“一小撮是多少？你调查统计过吗？有证据吗？”“那你开口就说几亿人，你有证据吗？”“请不要反问我！因为你本来就没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这种抬杠式的争论，已经偏离了生活实践中我们对价值的理解。于是，我提出几个问题请他们思考：如果你给领导提意见会有丢失工作的危险，你会不会顾虑犹豫？这是否说明（在某种条件下）你实际上珍视难得的工作机会甚于言论自由？或者，这反而说明言论自由应当得到保障？“民生是硬道理”是中国独有的价值吗？西方人愿意无条件地为言论自由牺牲民生吗？“民生”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否包含让人生活得有尊严，还是说像饲养场一样“喂饱了”就算解决了民生问题？尊重人权（包括言论自由）与保障民生，是根本冲突还是可以相得益彰的？言论自由会不会妨碍公共秩序？缺乏自由的强制性秩序，会不会比较脆弱？有没有可能实现一种“自由的秩序”？
细致地讨论这些问题仍然会出现新的分歧。但我们发现，分歧的关键，很少关乎价值的普世性与特殊性，而更多涉及各种价值在不同情境中的优先性排序。我们也发现，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早已是中西融合、难解难分了。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教授